“新中東”和以色列生存危機

[于時語]

　　中東局勢正在按其慣有的“墨菲定律”（編按：Murphy's Law，意指“任何你覺得它可能會出錯的事, 它就真的會出錯！”），朝最糟糕的方向演變。美國政府獨力頂住整個世界迫切要求中東交戰各方立即停火的壓力，為的是讓以色列有更多時間，在軍事上打擊削弱黎巴嫩真主黨，為美國國務卿賴斯所謂塑造“新中東”創造條件。

　　各種跡象表明一個“新中東”確實正在浮現，問題是這個新中東的軌跡，與華盛頓一廂情愿的設想可能南轅北轍。

　　《國際先驅論壇報》近日刊載親西方的黎巴嫩《每日星報》主編胡里（Rami Khouri）的評論，認為目前的中東危機，代表半個世紀來西方強加于這一地區的政治秩序行將終結。美國外交關系理事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對《紐約時報》記者說得比較委婉，但也認為中東正在進入一個新時期，其特征是外來力量的影響下降，而內部成員的作用增強。

　　或者按照英國《衛報》的評論，在“新中東”，美國、以色列、還有“日暮途窮”的親美阿拉伯政權日益失去信譽，而廣大阿拉伯和穆斯林基層民眾則越來越*近極端勢力。

　　以色列近日在黎巴嫩的狂轟濫炸，被美國之外的几乎所有國際輿論指責為不成比例的報復和“集體懲罰”。但是對身處中東惡地的以色列而言，這卻是全國上下普遍認識到國家生存危機的自然反應。

　　暫時不考慮整個阿拉伯世界中反猶主義和對以色列仇恨的深化和固化，單從軍事角度，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生存環境的嚴重惡化。

　　1967年的中東戰爭，以色列面對埃及、敘利亞、約旦三國的國家機器，卻只花了六天時間便徹底擺平了所有三國的軍力。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盡管是埃及和敘利亞兩國傾全國軍力，主動發起襲擊。可是兩個星期之后，戰局就發生決定性變化：敘利亞完全被重新趕出戈蘭高地，而埃及兩個軍團面臨被包抄殲滅的威脅。

　　這次以色列只是對付黎巴嫩內部的一個“恐怖組織”，可是在空中狂炸再加地面部隊掃蕩兩周之后，真主黨毫無偃旗息鼓的敗象，反而繼續向以色列境內發射大量火箭，并且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戰斗中予以方重創。

　　還有便是以摩薩德組織而聞名于世的以色列的傳奇情報能力，對付阿拉伯世俗力量無孔不入。甚至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爆發之前兩星期，以色列就從約旦國王胡先那里獲得預警。法塔赫領導的世俗巴解組織也被摩薩德多方滲透，內*成為巴勒斯坦的最大心病。可是如今對付真主黨這樣的宗教組織，卻一籌莫展，成為以色列軍事行動連連失手的重要原因。

　　以色列面臨的最大生存危機，還是阿拉伯和穆斯林民意的演變，以及當地的民主化潮流。

　　這次中東危機惡化，布什政府再也顧不上“民主改造大中東”的口號，而是急急回頭，重新依*埃及、沙地、約旦等阿拉伯專制政權。按照《紐約時報》的挖苦，這眼看成為華盛頓在中東推廣民主計划的棺材上最后的釘子。

　　盡管美國全力渲染伊朗和敘利亞兩國對黎巴嫩真主黨的資助，但是几乎所有中東專家都承認：真主黨的真正力量，在于當地什葉派民眾的支持，而什葉派早已是黎巴嫩的最大族群，占全國人口40%以上，甚至有估計已經超過半數。

　　黎巴嫩的情況可以說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縮影：由于各種歷史因素，尤其是美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東的民主化和宗教激進化兩大趨勢逐漸合流，所謂世俗溫和派被迅速邊緣化。

　　另外，中東地區什葉派復興運動的進展，不可避免地地導致了遜尼派的某種抵觸性反應，但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公開為巴勒斯坦人出頭，卻獲得了阿拉伯普通民眾的認同和支持，使得以埃及和沙地為代表的遜尼派專制政權與下層民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而岌岌可危，也限制了華盛頓利用什葉派遜尼派矛盾在中東上下其手的機會，更何況布什政府還在伊拉克面臨日益惡化的教派斗爭。

　　總之，不管中東和穆斯林世界民主化大勢的進展速度如何，阿拉伯街頭民意對各國政府的制約日漸增加。因為華盛頓反對立即停火，埃及和約旦政府在本國高漲的反美民意下這次不敢邀請賴斯順道訪問，是非常明顯的例子。甚至連“基地組織”（卡伊達）老二，近日也做出姿態，要利用穆斯林世界的這種民意趨向。

　　除了布什政府本身的外交錯誤，阿拉伯民意逐漸影響各國主流政治，是華盛頓對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支配影響力急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在最新的中東戰火中暴露無遺。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只能更加完全一邊倒地支持以色列，而以色列在周邊三億阿拉伯民眾日益深化的仇恨之下，只能越來越依賴赤裸裸和不成比例的暴力威懾，來保障自己的安全。

　　但是卡薩和黎巴嫩戰火卻顯示，在中東不對稱戰爭的對手逐漸從阿拉伯國家機器轉向以民意為基礎的宗教組織的趨向下，以色列傳統的暴力威懾政策也在逐漸失效。無怪連《華盛頓郵報》也承認以色列在這場最新中東戰爭中面對的實在是自身的生存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