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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塵埃落定說《紅燈》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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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古今中外，上下幾千年，縱橫千百國，有哪一個國家像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又有哪一個年代像中國1966至1976那一瘋狂的年代？自有人類以來，自有戲劇以來，不論關漢卿的劇，還是莎土比亞的劇，又有哪一出劇能像20世紀中國的那一瘋狂年代的那一個紅得發紫、紅得發燒、紅得發燙、紅得發瘋的京劇，能家喻戶曉，能名滿神州，能傳遍天南地北，能傳唱億人之口？曾幾何時啊，幾乎無一人不熟悉它的唱詞，幾乎無一人沒聽過它的唱腔；大街小巷“提籃小賣”，男女老少“謝謝媽”，舉國上下“聽奶奶講革命”，神州大地“獄警傳似狼嚎”……這樣的全民普及，這樣的深人人心，非親身感受、親身經曆者，難以思議；證之于中國及世界藝術史，史無前例。
這出聲名顯赫的京劇，便是《紅燈記》！真是沒有哪出戲能有《紅燈記》這樣的殊榮：偉大領袖親臨觀賞，第一夫人親自督導，尊之爲樣闆，奉之若神明，發社論一再宣揚，要國人百看不厭，說它是思想改造的武器，稱它爲政治革命的動力。在那紅潮滔天的年代，一切都被打倒，一切都被毀滅，幾乎所有的書籍都被焚燒，惟獨四本書必須人人誦讀，這便是雄文四卷；幾乎所有的藝術都被禁絕，惟獨幾出戲必須個個觀看，這便是八出樣闆戲。雄文四卷，被副統帥贊頌爲人類思想的頂峰；八個樣闆，被旗手欽定爲文藝革命的峰頂。而《紅燈記》則是樣闆中的樣闆，是第一樣闆，其地位之崇隆早已超出文藝範疇，成了傳世的法典，不行的聖經！
又有哪個劇本和它的演出，能像《紅燈記》那樣的神聖不可侵犯：唱錯一句台詞，便是對偉大領袖的不忠；念錯一句道白，便是對革命樣闆的歪曲。鐵梅的扮演者劉長瑜，因“提起敵寇心肺炸”一句唱腔不是高八度，便被江青認爲是“路線鬥争和階級鬥争問題”，是對抗江青，罪莫大矣。《紅燈記》的原編導阿甲，因在劇本的修改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便被江青認爲是抵制和反對革命現代戲，在文革中關進牛棚，打成反革命。文化革命中更有一些中小城市以及區縣的劇團在排演和改編《紅燈記》時，因條件所限，在藝術上沒有達到某些要求，便被目爲階級鬥争的新動向，是渎神，是辱聖，是蓄意篡改和破壞革命樣闆戲，以緻被捕下獄，甚至慘遭槍決。
又有哪出戲和它的音樂能像《紅燈記》那樣不但紅得發紫，而且紅到令人發顫。當時在牛棚和私設的公堂裏，在用各種酷刑來摧殘善良的人們時，常常播放《紅燈記》，既能讓“提起敵寇心肺炸”這樣的革命唱段激起打手們的“無産階級”鬥志，又能用這種高亢激越的唱腔淹沒受刑者撕心裂肺的叫喊。于是《紅燈記》在某些無産階級革命左派的魔掌上，蛻變成了造反者鞭打“午鬼蛇神”時的背景音樂，變成了革命派對無辜者施虐的伴奏，變成了掩蓋專政者的罪行和被專政者的痛苦的黑色音幕。《紅燈記》對這樣一大批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特殊的聽衆來說，是上刑前的警号，是臨終時的喪鍾。以緻至今還有一些幸存者，一聽見《紅燈記》的旋律，仍會毛骨悚然，心有餘悸。這就如在牛棚裏硬逼着“牛鬼蛇神”強行背誦《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書》一文一樣，即便這些無辜受害者如今已平反，已昭雪，已事隔多年，可一見到這篇文章的标題仍然會像當年在牛棚、在監獄中一樣，會恐怖，會發顫。藝術竟成了幫兇，美妙的京劇音樂競成了霍霍的磨刀聲，這倒是《紅燈記》的創作和演出者甚至它的旗手江青都始料所不及的，這也是藝術史上的一個特例。
1965年3月，中國京劇院《紅燈記》劇組來上海獻演，我去看了，地點是在上海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我坐在樓下第一排的邊座。大幕在開場鑼鼓聲中升起，第一場是粥棚，李玉和在和交通員接關系，矛盾突出，沖突激烈，極爲簡練地就将全場觀衆立即帶入戲劇的規定情景之中，令人不得不看下去。随着劇情的發展，高潮叠起，精彩紛呈，我熱血沸騰，情緒高漲，鼓掌拍紅了雙手，眼淚模糊的雙眼：那樣的激賞，那樣的亢奮，那樣的感動，那樣的贊歎，直至劇終都覺得自己的情感在燃燒，從面頰到周身血液都是火辣辣的。這樣的觀賞經驗，令人久久難忘，如今已事過三十多年，和當年一同看過此劇的朋友談起那一次的觀劇感受，還是那麽的激動不已。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看此劇是在1965年，那時文化大革命還沒開始，雖然政治台風已起于青蘋之末，但整個社會還沒經過文革那樣政治狂暴的大沖洗，當時的氣氛還不像一年之後那樣的緊張和肅殺，文藝欣賞活動也還沒有完全被宗教化、政治化。那時對我以及絕大部分的觀衆來說，看戲還僅僅是看戲，是欣賞，是玩樂，是嗜好，是享受；并非朝聖，并非拜佛，不是上課，不是受教。那時藝術欣賞中的觀演之間的關系還屬正常；雖然政治第一仍被視爲金科玉律，但也還沒有絕對化到以後那樣吓人的程度。鑒賞心态還是自然的、真實的。所以我和我的同時代人那時在觀賞《紅燈記》時所獲得的強烈的情緒感染應該是種美學感受，當年那樣一種空前的激動也純因《紅燈記》的藝術魅力所緻，眼淚絕不是硬擠的，掌聲更不是誇張的。這和以後在文革中再度觀看此劇時的心态有所不同。
我之所以說出當年我觀看《紅燈記》的經曆和感受，是想說明《紅燈記》盡管在文革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層靈光，被異化成一種政治權勢，被供奉爲一種文化宗教，但它在此之前，你不得不承認它本身自有強大的藝術魅力，它确實是好，确實是美，确實是精彩，确實是令人激動。雖然它也有時代局限，但不論從劇本本身還是從演出的表演導演、音樂創作以及舞台美術的水準來說，都代表了那個時代京劇藝術的最高水平，尤其在用古老的京劇藝術形式來表現現代生活方面它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正因爲如此，它才能被那個時代的觀衆普遍接受，才能感動當年整個一代人，以緻對它如癡如狂，就像當年我看此戲時所表現出的那樣。我本來就是一個京劇迷，小時候也學過一些京劇唱段，看了《紅燈記》之後我又成了現代京劇迷，迷上了樣闆戲。我女兒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我給她取了個樣闆名字，叫“沙智紅”，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燈記》。當時全國一共隻有八出樣闆戲，我讓我女兒一人就占了三出，可見我對以《紅燈記》爲代表的樣闆戲的癡迷。有什麽樣的時代就有什麽樣的戲劇，有什麽樣的戲劇就有什麽樣的觀衆。當年像我的這樣癡迷于樣闆戲特别是癡迷于《紅燈記》的觀衆爲數并不少。
《紅燈記》之所以能達到當年京劇藝術發展的最高水平，是幾代京劇藝術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江青貪天之功，攫爲已有，自有其政治目的。1980年11月20日在審判江青時，《紅燈記》的原編導阿甲出庭作證，他怒斥江青說：“江青，你看看我是誰？ 我是沒被你整死的阿甲！你無中生有、羅織罪名、迫害文藝界人士，我本身就是見證。你……你算個什麽東西！ ”阿甲又手指江青質問道：“《紅燈記》是你搞的嗎？呸，無恥之尤！”阿甲說的基本上是實情。但江青并非白癡，并非外行，她畢竟還是上過舞台、拍過電影、演過京劇的演員，還算是懂行的。劉長瑜說：“現在回過頭來看，說句公道話，江青還是挺有藝術品味的，畢竟她搞過藝術，所以我認爲她的有些建議還是可取的。” 如果不因人廢言的話，我認爲劉長瑜的這番話不失公正。
當年的風雲都已消散。江青被判死緩，自殺身亡；阿甲曆盡磨難，得享天年；李鐵梅看破紅塵，皈依佛門；李玉和息影舞台，蟄居一隅；餘者也大都垂垂老矣，也難于再“痛說革命家史”了……《紅燈記》雖風光不再，但舞台上偶爾一唱的
“我家的表叔”，仍然能激起雷鳴般的掌聲，因爲那一代觀衆還在，最年輕的也要40歲了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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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2006-12-20 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