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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太保”與“九常侍”︰中南海寡頭政治架構
“十三太保”與“九常侍”︰中南海寡頭政治架構

作者 : 吳岳

“造王者”︰最終權力的握有者

中國今天究竟是哪些人在掌握大權？這對世人、包括十三億中國人民來說，其實是一個神秘的問題。在號稱“人民共和國”、不斷誇稱自己的“民主”比誰的民主都高級的中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這個說法，也許會有人相信？如果這個世界上有心甘情願受騙的笨蛋的話。稍微有點兒常識的，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最有權力的；而政治局當中又有一個什麼常務委員會，可稱權力的頂峰了。這種常識大體上並沒有錯，可是，大家也都知道，有那沒有任何職位的人，往往還能淩駕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之上。經過了鄧小平的“垂簾聽政”、“僭主政治”那一套，這也不是什麼秘密了。鄧的最大權力，在於可以決定誰當總書記、誰進政治局常委。當然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那時有一個小小的寡頭集團，包括了陳雲、李先念等人。問題是，鄧小平死了也不少年頭了，今天的中國，究竟是誰有這種“造王者”的權力，可以決定哪些人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呢？

有這種權力的人，才是中國的最終權力的握有者。臨近十八大，這個問題尤其凸現出來。其實，自從十七大之前，圍繞選拔新的接班人進入政治局常委會這件大事，這個問題就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問題之一了。從那個時候開始，鄙人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在京城經過這麼多年的明察暗考，現在可以說有了一點兒心得。這裏貢獻出來，看看能不能為理解中國的寡頭政治架構增加一點兒幫助。

二十二個人的寡頭集團

根據鄙人的調查和研究，中國目前的最高權勢集團，可以稱之為“十三太保”、“九常侍”。這裏，“太保”和“常侍”都是借稱，很不準確，姑妄用之吧。九個現任政治局常委，當然屬於這個最高權勢集團。“九常委”和“九常侍”，說法差不了太多，權當一回事好了。反正現任常委也很有點兒像漢代的太監。這個最高權勢集團的另一部分人，就是所有在世的前任政治局常委了。目前看，這部分人有十二個，包括江澤民、李鵬、喬石、朱**基、宋平、李瑞環、劉華清、尉健行、李嵐清、曾慶紅、吳官正和羅幹。還有一個沒有擔任過政治局常委，但享受政治局常委待遇的前領導人，那就是前人大委員長萬裏。這些已經卸任的前領導人，總數目前就是十三個，我們姑且稱之為“十三太保”。再早幾年，和萬裏情況類似的，還有薄一波，也是沒有進過政治局常委但享受常委待遇的。死了的不去說他，反正現在是十三個。

這個二十二人的寡頭集團，其實才是中國的最高統治集團，他們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什麼全國人大、中共黨代會、中共中央、國務院、政治局，什麼憲法等等，說起來偉大神聖的不得了，其實都得聽這二十二個人的。這二十二個人之中，當然，前任和現任總書記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殊權利，那就是****和胡錦濤。但這兩位誰也不能單獨決定下屆政治局常委人選，甚至也不能兩個人一起就來決定下屆政治局常委人選，而是一定要在這二十二個人的寡頭集團內部形成基本的共識，才能決定誰當下屆政治局常委。換句話說，這是一個自我界定的小小俱樂部，誰要進入這個俱樂部，要這個俱樂部的現有成員“集體”決定。這二十二個人，除了當過和正當著總書記的兩位高出一頭之外，其他人當然也不是完全平等，並不是所有人的政治影響和權力都一樣大。但是，基本上來說，他們都有相同的政治特權，也都對於決定誰能進入這個小集團具有發言權。

“年輕化”三十年後平均年齡七十五歲

一般說來，越是資深，發言權就越大一些。這即意味著，現任政治局常委，除了現任總書記之外，其他八位其實是這個二十二人權勢集團中發言權最小的幾位。他們主要是在前台幹活。這也是我們稱之為“九常侍”的一個原因。這還意味著，退休時間越長的人，他們的發言權可能反而越大一些，因為他們最為資深，二十二個人當中很多其實是他們以前拉拔起來的。

這二十二個人目前的年齡狀況是這樣的︰“十三太保”平均八十一點五歲︰劉華清，九十三歲（一九一六年十月生）；萬裏，九十三歲（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生）；宋平，九十三歲（一九一七年四月生）；喬石，八十五歲（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生）；江澤民，八十四歲（一九二六年八月生）；李鵬，八十一歲（一九二八年十月生）；朱**基，八十一歲（一九二八年十月生）；尉健行，七十九歲（一九三一年一月生）；李嵐清，七十八歲（一九三二年五月生）；李瑞環，七十六歲（一九三四年九月生）；羅幹，七十五歲（一九三五年七月生）；吳官正，七十二歲（一九三八年八月生）；曾慶紅，，七十一歲（一九三九年七月生）。“九常侍”年輕得多，平均大約六十五歲︰賈慶林，七十歲（一九四○年三月生）；吳邦國，六十九歲（一九四一年七月生）；溫家寶，六十七歲（一九四二年十月生）；胡錦濤，六十七歲（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生）；周永康，六十七歲（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生）；賀國強，六十六歲（一九四三年十月生）；李長春，六十六歲（一九四四年二月生）；習近平，五十七歲（一九五三年六月生）；李克強，五十五歲（一九五五年七月生）。二十二個人的平均年齡，則大約是七十五歲──這就是經過了過去三十年的不斷“年輕化”之後的中國領導集團。

——原載《動向》月刊2010年8月號

2010-08-19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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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體制內改革派應运而生？！中共问題專家说
　
阿波羅網王笃若綜述/香港党媒鳳凰卫視最新一期《鳳凰周刊》發表了所谓的國防大學政委、作家劉亚洲中將的文章《西部論》，他在文章最後一段預言中國將在“十年之內，不可避免地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鳳凰卫視此文引起海內外輿論高度關注。

何清涟说：劉亚洲《西部論》早于2004年11月發表，這次只不過让大家聽一曲新翻楊柳枝。

RFA報道，鳳凰網上的該文章已經被删除。反而找到了該網周一晚間發表的相關告讀者書，稱《西部論》是十年前舊作，新一期鳳凰周刊刊載的文本是根據多個版本綜合編輯而成，未對原作者進行過面訪也未經作者審定，稱其內容是一家之言，十年前許多預測性评判今天看来也不盡准确妥貼。而几天前稱“經作者最後修改”一说也不提了。

原香港《文彙報》東北辦事處主任姜維平指出：劉亚洲這篇題爲《西部論》的專訪出籠，絕非偶然，它是中共體制內改革派的一篇代表作，它預示着中共党內的裂變已經形成。中國似乎成了一個即將被引爆的火藥桶，目前發生的一切都預示着變局的降臨。

何清涟就爲何海外的人這樣樂觀说，“不是海外人這么樂觀，是國內異議輿論引導的結果。越是未接觸過權力中心的異議人士，越是對這些權力圈中人的言論盲目樂觀。”

就網友质疑，“你去看看温家寶说得更多,什么不搞政治改革就會政息人亡，民主是普世價值等等；爲什么你們會對一個喊空口號的劉亚洲如此重視？”。何清涟回答：“不是我重視，是別人重視。因爲人需要希望，別人不給就自己造點希望出来。”

RFA報道，有意見認爲不僅僅是劉亚洲，體制內高官中央領導人也非常清楚政治體制滞後帶来的社會问題和危機，只是他們選擇了拖延以及隱瞞。于浩成：“恐怕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只怕很多人是看出来没有讲。他過去也讲過一些话，這個人我看还是有良知的，真正愛中國，甚至可以说真正愛共産党的。”

阿波羅網網友“在水一方”评：鳳凰卫視是江系势力范圍，鳳凰卫視抛出炒作劉亚洲舊文，又鬧出“烏龍”，其实是希望一石多鳥。對中共有幻想的人是在不斷上当中。

出身中共高幹家庭的網絡作家三妹指出，“鳳凰網在此關头把劉亚洲的舊文新編放出来，大有轉移人民視線的嫌疑。中國人民千萬不可再受他們的耍弄，也不可再被那些救党派誤導。”

何清涟認爲︰自1989年以後至今，從江朱到胡温，其經濟與社會分配政策日益向利益集团傾斜，意识形態上更是明顯地一步步向左回歸。盡管知识精英中的民主派日漸式微，但異議人士中的温和派倒是從未放棄“借助于党內改革派力量”的想法，问題是他們自己可能也無法确定哪些人才是党內的“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目前要在中共党內高層找出主张政治轉型的“改革派”，确实得發揮非凡的想象力。 ”

于浩成指出，有趣的是，《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在7月8日接受自由亚洲電台采訪时说︰“我認爲中南海是两種主张，两個力量在較量，希望所有朋友能做出明智選擇”。中央党校杜光教授最近在《試析“批温高潮”的来龍去脈》以及《試析“批温高潮”的来龍去脈引起的波澜》两文中也始终未能明确那一些人屬于“在朝改革派” 。他們自己都不敢站出来公開亮相，怎么能夠才出来，並加以輕率拥戴、支持呢，過去受騙上当的例子夠多了。

政治评論员橫河認爲：“十八大之前，肯定还會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觀點、文章、故事出籠，让人以爲某些人上台會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希望”。

2010-08-19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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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樓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拒绝聆听批评

2010/08/18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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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少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在面对外国人的批评时容易动怒，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有理说不出、有理说不清

　　中国开放国门三十多年了，中外交往中彼此的无论批评还是赞赏其实都是常态中的常态，但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外界的赞赏依然有几分无所适从，而对批评则不乏“跳将起来”之举。

过度敏感暴露内心的脆弱

　　记得我多年前当驻外记者时，国内编辑部很喜欢驻外记者采写的外国人赞扬中国的稿件，无论是报纸文章中的片言只语，还是少数友好人士口中的溢美之词，凡是这样的稿件都会受到重视。久而久之，前方记者也就形成了思维定势：只要看到某篇社论、某篇文章中有一两句中听的言论，基本上都会自觉地将之编成新闻。

　　只愿意听好听的，对不中听的话听而不闻，这种态度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经不起别人的批评，一旦受到外界的批评时，我们就会显得过度敏感；过度敏感的反应，暴露了我们内心的脆弱；而脆弱的内心，又使我们无法做出足够有力、且不失分寸的反击。

　　长期在国外生活，我所听到的对中国的批评远远多于国内人所听到的，也更为直接。即便不是批评，但若对方的话在我们看来不符合中国的真实情况，我们就会感到被故意冒犯。

　　记得好多年前初次在国外，有位陌生的英国人好心地让我搭他的便车，上车后他随口问道：“你来自哪个中国？是大陆中国，还是台湾中国？”我当即就像外交部发言人那样严肃地纠正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听到我义正辞严的口气，那位英国人极度尴尬，连忙表示歉意。直到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他并非是像我所想想的那样，故意要鼓吹“两个中国”，而只是为了用这种说法来区别大陆和台湾的地理概念。

　　我相信很多读者有类似的经历，听到此类言语时会立即绷紧敏感的政治神经。我举这个不太贴切的例子，在于要说明，我们在面对外界批评时，之所以容易愤怒和冲动，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政治神经通常比较发达。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使我们在政治上比其他国家的人都更成熟，都更为敏感。因此，即使他们的批评只是出自个人的理解，并非恶意，我们通常都会自然而然地把它上升到政治层面去看待，总是怀疑对方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有理说不出的困境

　　外界对中国的批评有好多种。在民间层次，有些批评是来自于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有些则是受到当地媒体资讯和舆论的影响，有些则是出于真诚的善意。在政治层面，少数外国政府确实是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进行恶意中伤和指责，某些媒体的批评也是为了配合本国政府的外交日程。

　　对于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批评，我们的反应也要有所不同。除了那些出于政治目的批评和指责之外，对其他层面的批评，比较适当的反应最好是平心静气地与之讨论。不过，说易行难。跟批评自己的人进行有意义的互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远远难于用激烈的言辞予以反击。

　　以我个人的经验看，当别人用他们所知道的部分事实来批评中国时，我们若要试图说服或驳斥，那自己就必须首先掌握更多的事实和知识。换言之，若要证明他们对中国的批评是错误的，我们自己就必须比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国家。如果对自己的国家不很了解，我们反而会显得理屈词穷，因为不能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别人。

　　这样的情形，我曾经见识过不少次。比如，在一个学术场合，有外国学者批评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周边国家构成了威胁，把中国希望建造航空母舰的意图等同于中国企图扩张海上霸权。对于这种先入为主、毫无根据的指责，参加研讨会的一位中国学者显然很生气，但却不能用扎扎实实的事实和道理予以驳斥，只是再三重复中国“和平发展”、“和谐海洋”、“绝不称霸”的口号。

　　在这种场合，只是强调官方的政策显然是不足以说服别人的。有效的方式，就是要运用充分的事实，冷静而大度地进行说理。很多中国人，包括政府的一些官员和普通民众在内，在面对外国人的批评时之所以容易动怒，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有理说不出、有理说不清。

　　要容忍和乐于聆听人民的批评

　　至于来自外国政治层面的批评，中国政府当然必须要坚决反击。但是，笔者也必须坦率地指出，虽然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对外界批评的反应模式已经大大改进，但现在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

　　所有人都必须承认，站在前台向世界发言的政府官员，对国家政策的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是不容置疑的。可是，要有效地应对外界的批评，绝不能只依赖人们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也不能只是指望官员理解政策的水平。在中国与国际社会日益融合的今天，政府官员应该善于使用国际主流社会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和说理方式来维护自己国家的形象和利益，不能继续拘泥于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宣传方式和八股语言，否则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仅如此，政府还必须在自己的人民中建立经得起检验的公信力。只要获得本国人民的信赖，外界的任何批评，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无论多么尖锐和恶毒，都是枉然的，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首先容忍和乐于聆听人民的批评，同时也要允许自己的媒体通过诚实、公正和客观的报道与言论来建立公信力。在应对外界批评时，这两者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作者简介】杜平，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主修英语语言及英美文学，后攻读国际新闻。曾任《联合早报》社论主笔、言论版主编。2006年受聘为郑州大学兼职教授。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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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9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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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宁愿被低估？

2010/08/18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英国）FT中文网

　　为了一句话而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十几年，这听起来像是小说中的情节。而在两个恩怨交加一路走来的东亚国家里，无数对各自国家的命运充满责任感的公民，用这么长的时间等待一句话，是比任何小说都精彩的故事。

　　日本人和中国人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等待，从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口中听到了这句话，“中国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在这一刻，中国接过了1968年以来日本一直握在手中的接力棒，成为以名义GDP计算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则“被第三”，日中关系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到来了。

　　我正在东京出差，与日本政界、经济界、媒体界、学界、大学生等各群体交流这一话题。问“中国GDP赶超日本了，心情如何？”

　　情理之中，日本人的心情和看待方式很心平气和。我们在乎的并非是其GDP被中国超过，而在于第二季度DGP只增0.1%的严峻现状，远远低于有关人士之前的预测。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近几年里，我们早就做好了心理和思想双重准备。根据今年2月两国各自发布的数据，2009年日本GDP为5.07万亿美元，暂时“保二”成功，但中国GDP升至4.90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96%，一年内超越已成定局。在这一数据出来之前，一贯悲观的日本舆论界没有完全预料到“保二”的成功，潜意识里已经预先把“被第三”当成了既成事实。于是，各大报纸如《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等，在发表元旦社论时，已经纷纷围绕“被第三”做足了文章。

　　作为有幸观察到中国实际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日本人，毫无疑问，我比留在国内的同胞更加适应这一天的到来。2003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中国的GDP仅排世界第七名，位居美日德法英意之后。七年来，我亲眼看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GDP逐步超过四个欧洲国家，现在超日本也是理所当然，不算什么大事。

　　中国农业银行的一篇论文说“超越英国、法国、日本只能称为量变，只有超越美国才能称为质变，因为它将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面对着大海西边这个人口十倍于自己，过去在世界第一位置上至少坐过一千年的大国，日本没有与之争夺排名位置的必要。做好自己的事，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也可以让人满意了。

　　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超过日本这件事发生在现在，而非更早的时候？中国公布的GDP是一个充满争议和谜团的数字，它是怎么算出来的，体制外的人并不能完全理解。比如说，中国实行GDP核算分别独立进行的政策，除中央数据外，各省市还公布自己计算的GDP数值，而这些数值加起来总是大于全国的数值。

　　2009年中央公布的GDP增速是8.7%，而与此同时，全国有多达28个省份宣布自己的增速高于8.7%，有两个省的增速竟高达16%以上，低于8.7%的只有3个省份而已。因此，一直都有经济学家据此主张“中国的GDP增速被瞒报了”。另一些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论证出恰恰相反的结论，即中国GDP是被虚报的。无论如何，在中国公布的GDP数字背后肯定隐藏着许多东西，公布数字的大小受到政府的影响是一定的。

　　另外，计算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并非只有GDP一种标准。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其计算方法具有一定的西方色彩，只有在实施西方经济制度和货币制度的国家里才可称为权威。对于其制度和西方有差异的国家，GDP很容易产生巨大的误差。苏联在其历史上从来没有统计过GDP——日本1968年的“世界第二”是把苏联排除以后的排名——只是公布它生产了多少物品，统计“工农业总产值”，并据此宣称它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1985年前和苏联一样只公布“工农业总产值”，但在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产量世界第一”的产品多达210种的今天，却放弃了这种朴素的统计方式，令人深思。

　　对中国来说，GDP统计的最不合理之处在于著名的“币值低估”问题，即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名义上相等的货币在中国有比在其他国家大得多的购买力。如果进行修正，按购买力评价统计GDP的话，中国2001年就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了，超越美国也不会为期太远。可是，这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同样没有被中国采用，中国的经济实力仍然和它的货币汇率一样被严重低估。

　　这一点在中国还真不是问题。在邓小平先生所主张的“韬光养晦”政策已经深入人心的当今，“故意被低估”的思想广泛地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各个领域里，甚至成为一种“潜规则”。应该说，在经济方面，适度的“被低估”对中国确实是有益的。正是由于“被低估”，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更多的投资、技术和发展机遇，并在2001年以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实现了入世。如果WTO的成员国们能估计到中国企业在入世后的扩张速度，这些优惠条件就很难争取到了。通过牺牲面子，中国得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果实，值得钦佩。

　　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的另一个核心。自从90年代初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以来，中国一直采用非常谨慎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引人注目，不轻易批评别国，不主动申请国际义务。这种低调的政策在90年代主导了中国外交，面对美国单级主导下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国坚持用“政治上正确”的外交声明和谈话，而不是非常明确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虽然这种置身事外的处理方式降低了中国的话语权，但却在国际上为中国赢得了中立者、和平者、甚至“美国霸权受害者”的形象，获得了一定的同情。虽然现在的中国比90年代开明得多，影响力也强得多，但90年代时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关系却比现在融洽得多。这不能不说有“被低估”的功劳。

　　有趣的是，“韬光养晦”政策理顺了外交政策，却在中国国内遇到了挑战。在“公民意识”崛起的大背景下，公众对外交政策和关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最终形成了“全民围观外交部”的局面。在外交上，国民最需要的是存在感和安全感，不可能像外交官一样思考。“被低估”是由资深官员策划的低调政策，与社会转型期陷入浮躁的国民心态实在难以相容，结果外交部动不动就被指责为“抗议部”、“对外交出主权部”。

　　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划定了与邻国之间的边境线，保障了未来的和平，但对“韬光养晦”充满不信任感的国民却把这一贡献当成了罪过。在某些愤怒的公民们看来，中国的每一名外交官，在任何时候都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样反应迟缓、语义含糊、套话连篇，因此谈判肯定会在外国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一败涂地，最终丧权辱国。于是，各种荒唐的“真相”在新出现的互联网上到处传播，今天被印度敲诈若干土地，明天又让越南骗走了某某山头，有一条谣言甚至说，俄罗斯在边境谈判中夺取了相当于三个日本大的一片国土…… 这些荒谬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恐怕与“被低估”不无关系。

　　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今天，由中国主动造成的，世界对中国的普遍低估应该改变了。现在世界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比如节能减排、国际金融危机、阿富汗战争、非洲的发展等等，如果没有中国的深入参与就难以解决。特别是对东亚国家来说极为棘手的朝鲜半岛问题，除了中国以外，别的国家已经很难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了。中国有必要行动起来，通过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来获取各国的由衷尊重。

2010-08-19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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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烦恼”

2010/08/18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美国《国际日报》当地时间17日刊文《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烦恼”》。文章说，中国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些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并非单纯从经济方面考虑，而带有冷战思维色彩。中国经济不断成长，可能伴随非市场因素的更加不利环境，中国对未来可能更严重的“烦恼”要有足够准备。

　　文章摘编如下：

　　《纽约时报》在16日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超过日本而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文章。该文说，由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第一季度仅为0.4%而低于预期，中国的经济将在全年超过日本。

　　文中也认为，虽然证明中国地位真正上升的引人注目的数据还需一段时间，但第二季度数据仍具有里程碑意义；世界其它国家对于这个新的经济大国不得不做出重新的考虑。

　　其实，中国经济超过日本的说法一直都有。在中国看来，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为了满足自身经济需求所做出的努力；而在其它国家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自然就增加了竞争力而可能影响本国经济。其实这没有什么，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问题是，有些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重新认识和考虑，并非是单纯在经济方面，而是具有一些冷战思维色彩。如果联系到最近和目前在黄海和南海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多年以前到现在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种种说法，就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以前所面临的那些会不会更严重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拉迪这样认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巨大意义。这也再次证明，作为更好地10年一部分，这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中国经济已逐渐取代日本。在中国所在区域的每个国家，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不是美国或日本。

　　拉迪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情况做一点注释，这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区域利益离不开经济利益的驱使。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对于这些区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让个别国家恼怒，变成中国的“烦恼”。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成长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现在又扳倒了日本。专家们预测，在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无论这样预测有多大的可能性，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是肯定，由此可能伴随非市场因素的更加不利环境，中国对未来可能更为严重的“烦恼”要有足够的准备，对于“烦恼”的反应，应该要找好立足点。(孙卫赤)

2010-08-19 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