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生命中的那些“9月9日”(圖)

網易

　毛澤東一生中，三個9月9日深深嵌入他的生命。

　　

　　1927年的9月9日 長征途中，紅軍面臨分裂的危險時刻

　　第一個是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毛澤東第一次實踐“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就在這天，與潘心源途經瀏陽張家坊時，毛澤東被清鄉隊抓住，押送團防局處死。他從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後來他對斯諾說起當時的情況︰

　　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槍斃我對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卻不允許。因此我決定設法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機會。我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們在追蹤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接觸到他們。盡管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任何希望，認為自己一定會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麼的我沒有被他們發現。最後，天近黃昏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徹夜趕路。我沒有穿鞋，腳底擦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友善的農民，他給我住處，後來又帶領我到了鄰縣。我身邊有七塊錢，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安全到達農民武裝那里的時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集建黨、建軍、建國之譽于一身的毛澤東，竟然差點就讓民團的清鄉隊解決了。

　　第二個是1935年9月9日，毛澤東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27年的9月9日是個人生命的危險。1935年的9月9日則是丟失甦區之後，長征走到最艱難的時刻，中共中央和工農紅軍不是因敵人包圍，而是因內部分裂面臨覆滅的可能。在紅軍總部的朱德後來也回憶道，革命生涯中經歷過多少坎坷，多少困難，但從來沒有像這次那樣心情沉重。

　　中共中央決定與四方面軍分離，緊急北上

　　9月10日凌晨，萬籟俱寂。毛澤東等人率三軍團、紅軍大學出發。

　　楊尚昆回憶三軍團受命于凌晨2時出發。前敵指揮部作戰室牆上有一張地圖掉在地上，葉劍英把這張地圖放在自己的背包里。葉劍英則回憶說︰“我預先曾派了一個小參謀叫呂繼熙，把甘肅全圖拿來。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來後，把大衣一穿，從床底下把地圖拿出來，就往外走。我先到蕭向榮那里，他也剛起來。我告訴他，趕緊把地圖藏起來，並說，這張地圖你可千萬要保管好，不要丟了，這可是要命的東西。當時，全軍只有一份甘肅地圖。我交地圖給他的時候，離兩點還有五分鐘。”

　　10日凌晨，前敵總指揮部得知一方面軍單獨北進，急電張國燾。張國燾于凌晨4時致電中央，稱已得悉中央率三軍團單獨北上，表示“不以為然”；仍堅持南下，拒絕北上。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回憶說︰

　　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著，前面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何畏當時在紅軍大學，他跑來問︰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發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麼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麼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听指揮，無論如何也不能打!陳

　　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作了答復，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哄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陳昌浩十分激動，說了些難听的話。中央派人送來指令，要我們率隊北進；陳昌浩寫了復信，還給張國燾寫了報告。

　　也不同意紅軍打紅軍的陳昌浩，在那封給彭德懷的信中火氣十足︰“胡為乎幾個人作惡，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敵”，“吾兄在紅軍久經戰斗，當揮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隊返回巴西”。

　　彭德懷把陳昌浩的信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打個收條給他，後會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