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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周刊︰中國政改之爭 南方日報VS光明日報
亞洲周刊︰中國政改之爭 南方日報VS光明日報(圖)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三十周年，胡錦濤在深圳的講話波瀾不驚，海外輿論議論紛紛，評價不一。此前溫家寶考察深圳時疾呼政治體制改革，體制內外有贊有彈，引發中國新一論關于改革姓「社」姓「資」的大爭論，北京的《光明日報》與廣州的《南方日報》針鋒相對，政治形勢堪比當年鄧小平南巡背景，而胡錦濤在深圳對政改問題謹慎回避，講稿內容力求穩妥，顯示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一個敏感而復雜的地帶。
今年八月溫家寶在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之際考察深圳，有關政改的講話「一石激起千層浪」，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北京聚會研討溫家寶「南巡講話」的意義，而北京《光明日報》在九月四日發表署名徐振華的文章《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不可混淆》，指出政改要分清「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兩種不同的民主在回答「由誰統治」和「如何統治」問題上的答案也截然不同。矛頭直指溫家寶。從網上言論來看，人們對《光明日報》這種言論大感震驚，大呼時光倒流，有人懷疑是不是「梁效」（文革時四人幫的筆桿子）復出？網友在這篇文章後留言評論︰「確實只有兩種民主，那就是真民主與假民主，而實踐是檢驗真假民主的唯一標準。」「我們寧要真實的資本主義民主，也不要虛假的社會主義民主！」
不久，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則在胡錦濤深圳講話當日發表非同尋常的社論，明確提出「深圳應對政治體制改革做引領式貢獻」，在配套評論中更反擊《光明日報》，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解放思想，突破所謂姓『資』姓『社』的新束縛，借鑒人類政治發展和民主建設的有益成果」，與溫家寶一貫主張的普世價值理念相呼應。
面對《南方日報》的反擊，《光明日報》在九月八日刊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的文章《劃清兩種民主的界限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前提》，再推中宣部理論局編寫的《劃清「四個重大界限」學習讀本》，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種偉大的制度創新，要揚棄西方資本主義民主。作為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中堅捍衛力量，房寧一直為中國模式鼓與呼，抨擊普世價值，現在他在《光明日報》回擊《南方日報》，顯示中國政改之爭正在升級。同日，《解放軍報》發表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院長蔣干麟少將的文章，要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多樣化的社會思潮。爭論進一步擴大。
也許是溫家寶深圳講話引發了強烈效應，胡錦濤還未到深圳就已經感到「左」風陣陣，反改革的聲音不絕于耳。因此有人認為胡錦濤這次講話沒有就政改表態，是他性格使然，更是對當前政治形勢的審慎判斷。胡錦濤深圳講話對于眾人期待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筆帶過，籠統提到要「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突破」。當然，他也提到「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深圳有關人士指出，胡錦濤的講稿有兩個版本。這點得到深圳現場人士的證實，慶祝大會上深圳官方人士所持的書面講稿中有一句︰「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以擴大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然而在胡錦濤的講話中並沒有出現。這句話本是中共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的精神，中共十六大報告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帶動作用。」十七大更明確指出︰「要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政策依據和文獻，總書記胡錦濤的正式講話都是經過字斟句酌、多重把關的，胡錦濤不可能臨場漏掉講稿內容，因此講稿內容的這種微妙變化，反映出當前中國政治改革形勢的波譎雲詭和胡錦濤在政改問題上的謹小慎微。
盡管如此，《南方日報》的社論仍顯示不同尋常的政治含義。作為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在如此重要日子和重大議題上的社論，省委書記汪洋一定是知情甚至要審閱才能通過的。而汪洋被認為是胡錦濤在思想解放領域的一個先鋒，二零零七年汪洋出任廣東省委書記就是餃命南下，為新一輪的思想解放探路。
讓汪洋沒有想到的是，在經濟發達、思想開放的廣東，官員們對思想解放也是陽奉陰違，「解放思想是個筐，什麼東西都往里面裝」。為此汪洋在二零零八年到各地市視察吹風，與網友見面大談「網絡民主」，試圖以體制外的壓力來增強體制內的動力。二零零八年三月底汪洋視察深圳，要求深圳加快改革，不要搞所謂的「政治特區」——這句話後來被外界解讀為完全相反的兩種含義，但不管怎樣，當時在汪洋的激勵下，深圳的理論班子搞出了一套政治體制改革方案。
據看過這個方案的人透露，這個政改方案非常大膽，除了落實差額選舉之外，還提出人大代表按比例分配，共產黨佔六成，其他人士代表佔四成，等等。可惜的是，這個方案未獲高層認可，最終深圳市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宣布了一個區局級差額選舉、三年內直選市長的方案。但即使是這樣的一個方案，在國內都引起轟動，輿論評價很高，認為這是深圳改革史上又一個里程碑。
不過，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無論是深圳的所謂政改還是汪洋掀起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二零零八年後都悄然地偃旗息鼓。盡管如此，深圳乃至廣東的一系列舉措，與溫家寶呼吁改革、推動普世價值的理念暗通款曲，這也可以說明，胡錦濤與溫家寶在政改問題上沒有根本分歧，再加上他們共同擁有的胡耀邦理想主義精神，他們近期在中國政壇的表現更像是貌離神合。
溫家寶周前在深圳發表的政治改革言論，在深圳電視台及其他一些媒體上「失蹤」了，顯示宣傳口對政治改革的敏感，也顯示溫家寶無法影響媒體宣傳，而受制于主管意識形態的宣傳部門，但胡錦濤這次講話，語調雖然平和，但仍被視為對溫家寶的支持。
胡錦濤對中國政改的謹慎態度，使《南方日報》與《光明日報》關于政改和民主姓「社」姓「資」的爭論再露鋒芒，而且隨著中國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而會越演越烈，中國政改形勢也更添懸疑。中國南北媒體關于改革姓「社」姓「資」之爭，讓人想起九十年代初中國那場有名的、也叫姓「社」姓「資」的爭論。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改革隨著鄧小平的聲望下滑而遭遇重挫，保守派掌握中國發展決策權和話語權，一時左風大盛。一九九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時任中共宣傳部長的王忍之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長文《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九十年代最早提出姓社姓資的問題︰ 「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前夕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道︰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這是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姓社姓資問題的最早談話，可是在當時並未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不久後的一九九一年中共機關刊物《求是》雜志（半月刊）在第十六期發表《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一文，再彈姓「社」姓「資」的老調。鄧小平在黨內的困境和政治上的落寞由此可見一斑。有人說鄧小平一生實際上是四落四起，第四落便是八九後的政治困境，第四起便是一九九二年春的南巡。
作為政治強人，鄧小平不甘心政治生命就此沉淪，也不甘心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成果付之東流，他要以最後的氣魄力挽狂瀾。但他為何要選擇南方出行講話？原因在于他感到在北京說話沒人听，但是在南方還有人在認真地听。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農歷正月初一，上海《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署名「皇甫平」的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此後連續刊發四篇系列評論，回擊姓「社」姓「資」的詰難，大膽提出發展市場經濟，在黃浦江畔吹響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號角。多年後「皇甫平系列評論」執筆者之一周瑞金回憶說，當時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鄧小平參觀考察上海時就說「改革開放我一個人講不行，全黨都要講」，而且再提「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希望上海「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時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的周瑞金、上海市委政研室任處長的施芝鴻等人嗅到了鄧小平要求推動改革的政治含義，立即順勢而為推出「皇甫平系列評論」。而在他們背後還有一人在堅定支持，那就是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朱基。朱基當時向上海市干部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說「何以解憂？唯有改革」，並稱一九九一年是改革年。
讓鄧小平沒想到的是，北京不僅持續幾個月攻擊「皇甫平評論」，而且還要追究「幕後黑手」，當得知牽扯到鄧小平時仍不依不饒。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說，「這實際是在批鄧」。
一九九一年秋天，鄧小平抱怨說他一直在講改革開放，沒有人听；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沒有人听；北京沒有人听，他就只好到上海去講。這就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的背景
回顧那段歷史，如果把當時的上海換成現在的廣東，把《解放日報》換成《南方日報》，把朱基換成汪洋……中國當前的改革情境與鄧小平南巡講話前形勢何其相似！稍有不同的是，當時的中國正處于六四事件後的發展停頓時期，而現在的中國處于奧運「盛世」之後的改革轉型期。
盡管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但是中共黨內的氣氛未必比八九十年代更輕松。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近年在黨內就頻頻遇到阻力和攻擊（見本刊三十五期封面故事），但溫家寶仍義無反顧，在改革路上奮力前行。實際上早在深圳講話之前的四月十五日，溫家寶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紀念胡耀邦，不但表明自己有胡耀邦的理想主義精神，更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是個堅定的改革派。而胡錦濤雖然不如溫家寶這樣鮮明，但是他的成長經歷與胡耀邦密切相關，也許因為現實的政治氛圍，使他內心的理想主義情懷只能隱忍待發？
在黨內和體制內，溫家寶發出的聲音雖然顯得突兀和不合群，但是溫家寶未必是孤獨的改革者。今年七月十九日，招商局董事長、全國人大代表秦曉在清華大學演講時指出，「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我認為是不可取的」，當代中國的命題應該是「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秦曉演講中對普世價值和政治體制改革，與溫家寶近年來系列講話遙相呼應。
此外，解放軍中將劉亞洲也在媒體上疾呼政治體制改革，稱「十年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發生。中國將出現偉大變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的使命。我們不可能有退路」，「一個制度如不能讓公民自由地呼吸並最大程度地釋放公民創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這個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就必然滅亡」。言論之大膽較溫家寶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此，中央黨校教授杜光說︰「體制內部的政、軍、商三大領域，都出現了改革政治體制的要求。盡管他們的言論只是個人行為，但體制內政軍商三界幾乎同時出現要求改革政治體制的呼聲，應該不是偶然的。」
核心價值VS普世價值
不過，作為政改爭論的預熱，中國關于普世價值的爭論已在兩年前展開。在溫家寶發表一系列普世價值言論之後，《北京日報》在二零零八年六月率先對普世價值發難，中共黨刊《求是》雜志也緊隨其後。中共一些領導人也不失時機表態。二零零九年一月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求是》發表文章稱，要「牢固築牢抵御西方兩黨制、多黨制、兩院制和三權鼎立等各種錯誤思想干擾的防線」 ，抨擊普世價值。同年三月，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全國兩會上指出，中國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分立。同年五月，中宣部發行《六個「為什麼」——對幾個重大問題的回答》一書，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批駁普世價值。
到了二零一零年爭論進一步升級。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胡聯合與胡鞍鋼在《人民日報》刊文稱中國絕不能搞「三權分立」，八月《求是》刊發《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的有關理論與實踐問題》一文，都在力挺中國現行政治制度。
相應地，中共宣傳系統與政法系統在這兩年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口號，大力提倡毛澤東時代紅色經典價值，並以重慶唱紅歌、讀紅色經典為典型。在當前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社會公平正義缺乏的背景下，傳統毛派在中國重新找到了他們的存在價值，成為這場爭論中又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從普世價值之爭到政改姓社姓資之爭，里面涉及的不僅僅是改革路線之爭，還有改革與反改革、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勢力對峙，以及傳統毛派也摻和其中，使這場爭論更顯得錯綜復雜。
作為中共黨內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對政改到底是什麼態度？大家希望從他深圳講話中看出端倪，但落空了。雖然有點讓人失望，胡錦濤在深圳對經濟特區的肯定和對改革開放的高調支持，表明他是不會走回頭路的。九月六日胡錦濤在深圳代表中央宣布，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中央將一如既往地支持經濟特區大膽探索，先行先試，發揮作用。胡錦濤講話中提得最多的詞語是「改革」（三十一次）、「開放」（二十四次）和「經濟特區」（二十六次），「創新」（十五次）、「和諧」（十二次）和「科學發展」（十次）出現的頻率也較高。這表明胡錦濤在高舉改革開放這面旗幟的情況下，繼續推動自己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理論。
盡管中國政改在實踐上舉步維艱，但是目前方興未艾的政改之爭卻開啟了中國未來的窗口。杜光認為，從今年開始的三年，對于改革與反改革的較量與斗爭來說，可能是具有決定性的三年。但是誰能在未來為這場爭論劃上句號，確定中國新的發展方向？以鄧小平在黨內如此高的權威都要面臨如此險峻的攻擊與挑戰，可見中共黨內形勢之詭譎復雜。現在的中共領導人還有誰有鄧小平那樣的權威？在中國目前的形勢下，有哪位領導人能像鄧小平南巡那樣力挽狂瀾，重啟改革？
胡溫共有耀邦情懷
是****還是胡錦濤？是朱基、曾慶紅還是溫家寶？有人靜觀其變，有人蟄伏蓄勢，有人坐觀風雲，有人伺機而動，有人沖鋒陷陣……從中國目前形勢來看，難以再有鄧小平那樣的政治強人，但鄧小平的身影也許在今天化作了兩個——溫家寶不厭其煩地講政改、推普世價值，深圳講了之後還可能在天津講，在上海講，這與一九九二年前鄧小平在北京、上海的吹風有異曲同工之處，而胡錦濤仍在蓄勢謀局，與鄧小平潛在的權威也有可比之處，不到關鍵時刻決不出手。
溫家寶不是曲高和寡的布道者，胡錦濤也不是優柔寡斷的掌舵者。很多期待改革的中國人相信︰胡錦濤與溫家寶共同擁有耀邦情懷，表明他們的努力不是各行其是、各自為政，而是在分進合擊，要共同擊倒政治改革路上的攔路虎，共同開啟中國變局的大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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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2010-09-12 0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