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文-->記得小時候常常讀到，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聰明智慧的民族。改革開放以後，随着大批的學子出國留學，中國人聰明的結論不斷得到新的證明。許多人認爲，中國人和猶太人是世界上兩個最聰明的民族，此話絕非空口無憑。中國人有舉世羨慕的商業才能，尤其是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發揮得更爲淋漓盡緻。海外的華人科學家也取得了一項項驕人的科學成就。更讓中國人驕傲的是，中華文明有五千年的曆史，綿延不絕，舉世無雙。中國人沒有非凡的智慧絕對不可能取得這些巨大的成就。
中國人的聰明似乎不容質疑。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問一問，中國人是否在任何一方面都聰明，還是隻是在一些領域聰明，在另一些領域不那麽聰明。或者在一些領域有無數的小聰明，而不具大智慧。如果中國人在每一方面都聰明絕頂，大智大覺的話，爲什麽中國人在近代長期被動、挨打，爲什麽長期跳不出充滿暴力和血腥的治亂循環的怪圈?爲什麽經過漫長的五千年，中國至今仍是個發展中國家?而被隻有幾百年曆史的國家，甚至幾十年曆史的國家在人均國民生産總值上遠遠地甩在後面?從上述問題看，中國人在聰明的同時一定還在另一些地方不夠聰明，缺乏大智慧，甚至是十分糊塗。如果把這些領域找出來，至少對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的聰明是十分有益的。
我個人認爲，中國人的聰明更多的是體現在私生活中：在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中，在飲食制作中，在應付考試中，在*詐黑厚中，在圓滑世故中。即便在這些領域，有些時候與其說聰明，不如說犬儒；與其說聰明，不如說沒有遠見，缺乏大智慧。另一方面，在公共領域，中國人的聰明和智慧卻有嚴重的欠缺。有時作踐到不把自己當人的程度。即使是知識分子在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中也更願意把自己當作受他人所用的“才”，而沒想到把自己當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自己是自己的目的、自己爲自己而活着的個人。
20年前，中國恢複了高考，其理由是“人才青黃不接，國家需要人才”，我也深爲自己有機會能站出來讓國家挑選感到驕傲，因被國家當成人才而感恩不盡。對“人才”的觀念從沒有任何質疑。20年後，當我從電視片中再次看到、聽到恢複高考的這一理由時，我突然間産生了一種疑惑：如果國家不需要人才，那麽，就可以不恢複高考嗎?就不需要青年去學習、去受教育嗎?或者說，如果這一理由成立，如果受教育不是每個青年獨立于國家的權利，如果國家感到人才充足或是過剩，或是培養的人才有問題，那麽，就像曾經發生過的那樣，高考就可以随時被堂堂正正地終止了嗎?當時最流行的比喻是——“伯樂與千裏馬”。難道每個青年活着的目的就是去充當國家馬廄中的“好馬”嗎?如果國家不需要“馬”了，青年成爲“馬”的機會也就喪失了。如果自己把自己當馬的話，别人根本就沒有必要把你當人。這裏國家被看成了至高無上的人格神，而作爲人才的個人不過是供其騎乘的好馬。然而，如果個人僅僅是“國家”(其實是統治者)的工具，那麽個人的自由、尊嚴和人格怎能得到保障?這種以國家的需要爲最高的需要，以國家的理由爲最高的理由的國家主義觀念早在數世紀前就已被駁得體無完膚，而在今天的中國仍在大行其道。如果20年前這一觀念無可厚非的話，那麽，我們今天還能如此坦然地重述、堅持這一觀念嗎?如果個人僅僅是抽象“國家”的工具，有限的政府還有可能嗎?還有必要嗎?
也許中國人真的聰明、智慧。但是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很少有人把這種聰明和智慧大規模地集中用于去探索建立有限政府的途徑。也許在另外一些地方，人們遠不如中國人精明。但是，他們把最稀缺的智慧用在了最寶貴的地方。早在公元前的世紀，古希臘智慧就發現，享有絕對權力的政府是變态的政體，*政府的力量消滅私人财産來實現正義的想法是愚蠢的念頭。早在13世紀，就找到了用法律來限制王權；在17、18世紀的舊大陸和新大陸的一些國家實現了市場經濟及與之相配套的有限政府。由于中國人在一些最重要的領域沒有表現出大智慧，落後的中國與聰明的中國人之間的尴尬就毫不令人驚訝了。
中國人向來以精于商業計算著稱。從曆史上看，中國人的政治頭腦也不簡單，尤其擅長鑽營與厚黑。但是，對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成本卻從未用其商業頭腦作過認真周密的核算，以緻世世代代吃盡無窮的苦頭、付出無盡的代價而不自知。20世紀30年代，《吾土與吾民》的作者林語堂先生就指出，中國人隻期待仁慈的領袖而不關心建立捍衛其權利與自由的制度，以至于有千千萬萬這樣的事例：“人民圍着一位剛剛離任的、坐在轎子中的好官，跪在地上，眼裏浸滿了感激的淚水。這就是中國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證明，是中國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隻知道這是恩惠，不知道這是中國官吏們應該做的事。”他還發現中國人對無限政府與暴政的寬容與耐心就像中國的景泰藍一樣舉世無雙。不知道這種寬容與耐心是出自大度，還是出自無知。如果是出自大度，爲什麽一向斤斤計較的人在這一方面卻反于常态；如果是無知的話，又怎麽能說中國人聰明?如果中國人真的聰明的話，爲什麽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政治正義?爲什麽不在意自由與權利，隻關心沒有權利便朝夕不保的财産與權力?
在聰明與愚笨、人與制度之間有一些常被人們忽略的重要搭配。有愚笨的人與高明的制度相搭配，也有聰明的人與低劣的制度相搭配。當然，最好的搭配是聰明的人與高明的制度相搭配，最壞的搭配則是愚笨的人與低劣的制度相搭配。在中國，人與制度的搭配雖不是最壞的，但也絕不是最好的。如果最壞的搭配很容易避免，而最好的搭配又很難實現的話，那我個人認爲，甯願要愚笨的人與高明的制度之間的搭配。以對待聰明的态度來衡量，愚笨的制度是那些讓個别人的聰明才智壓過所有人的聰明才智的制度，中國有一句形象的說法用于形容這種制度最恰當不過：“武大郎開店”。高明的制度是那些讓每一個似乎是不太高明的普通人把自己的才智都充分地發揮出來的制度。如此看來，人的聰明與愚笨遠遠不如制度的高明與低劣重要。再聰明的民族，這種聰明才智一旦被壓制了，或者在最重要的方面沒有表現出來，這種聰明如果不是形同虛設的話，那麽，也隻是聊勝于無。而在高明的制度下，不管人聰明與否，若能把僅有的才智充分調動起來，倒也蔚爲可觀，受益良多。如果中國人真的聰明必須拿出最重要的證據來。這就是演化出一套高明的制度。聰明的最重要的表現應當是善于把稀缺的智慧用在制度的刀刃上，讓這樣的制度來鼓勵和保障中國每個自由發揮自己人的聰明才智和創造潛能。
結論：人的聰明與愚笨，遠遠不如制度的高明與低劣重要。
寫于1997年，恢複高考二十周年之際，重發于恢複高考三十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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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聰明勁”都用到哪去了？
2007-01-10 1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