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一篇《民主是個好東西》文章，引發了海內外對中國政改的熱烈討論，批評、諷刺、責其不足和贊揚兼而有之。毫無疑問，俞先生這篇啟蒙式的淺顯文字，不過是燦若星河的各式民主理論其中之一，對與錯，深刻還是淺薄，並不值得探討，畢竟這個世界上還沒有絕對的真理。

不過，聯想到兩個月前《大國崛起》系列電視片在央視的播出，以及俞先生敏感的身份，和這篇文章在言論桎梏環境中由強勢媒體發表，倒非常值得我們對中國政改和“黨內民運”有所期待。

正如我在《分黨共和，黨主立憲》一文中所談到的︰政治改革過程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社會付出的轉型成本是否最低。歷史上看，由執政集團在外部壓力之下主動開展的政治改革，因其強勢主導地位和雄厚社會資源，往往會帶來轉型成本最低的社會進步。

因此，推動政改的執政集團內部的開明團體，實際上是社會漸進、改良和進步最重要的引導力量，而政治反對派、異議群體則是必要的施壓力量。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帝制退出中國歷史舞台能夠以較為溫和的過程完成，與清廷內部袁世凱為代表的政治開明力量妥協和努力分不開的，我們不能因1915年底袁世凱重新稱帝，而否認其辛亥期間的功績。

政治民主化成為社會潮流的今天，民主運動逐漸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和改良最為關鍵的力量。毫無疑問，廣義的民主運動，是包含了中國各階層、各團體和個人的共同民主化努力，因此，它也當然是不可能被某個狹義的民運團體所壟斷的。

基于對執政黨主動開展政治改革的期待，我倒非常樂意把俞可平先生及其黨內開明政治力量稱為“黨內民運”，畢竟，他們能夠起到比政治反對派或異議團體的海外民運和國內民運更有效的作用。

其實，近二十年來，不斷涌現的黨內民運，正是由于他們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力，為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和傳承，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今天批評諷刺著俞可平的部分海外民運，或許就像20年前批評鮑彤的海外民運，多年以後才會發現︰原來大家都是同路人。

現在，這把火炬或許已經被傳遞到了俞可平這一代的黨內民運手上，無論他的這篇文章是黨內斗爭的需要，還是執政黨政改的先聲，我們身在海外、期盼中國社會無痛轉型的知識分子，都值得為他們喝聲彩，加把油。/ 萬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