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消息，莫斯科共青團《真理報》最近報道，俄國前總統葉利欽的外孫女婿杰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由於擁有最大的“俄羅斯鋁業公司”(Rusal)，在這個鋁價高漲的時刻，已取代原來的艾巴莫域(Roman Abramovich)，成了俄國第一富豪，身價高達212億美元，而他今年才39歲！

　　而杰里帕斯卡並非白手起家的企業人物，卻是*特權而致富的現代傳奇。他的岳父尤馬舍夫(Valentin Yumashev)是葉利欽時代的克里姆林宮幕僚長兼文膽。尤馬舍夫後來娶了葉利欽的女兒塔季揚娜(Tatyana Dyachenko)。杰里帕斯卡雖然是尤馬舍夫的前妻所生，但法律上仍算葉利欽的外孫女婿，他的致富，*的是身分關系權力。

　　另外，最近“美國之音”也報道，俄國的億萬富豪有多人準備到中國開發房地產，名單里最搶眼的是俄國最大石油公司“魯克石油”老板阿列克佩羅夫(Vagit Alekperov)要到中國收購土地開設連鎖加油站；莫斯科前市長魯茲科夫(Yuri Luzhkov)之妻芭杜琳娜要到中國開設連鎖酒店。這些人也都是10億美元級的超富，魯茲科夫之妻固不必說；阿列克佩羅夫也非泛泛之輩，他在葉利欽時代是燃料能源部副部長，他掌控最大的石油公司，*的也是特權者的近水樓台。

　　近年來，所謂的“金磚四國論”甚囂塵上，但這四國里，俄羅斯雖拜石油、金屬礦物等價格上漲之賜而成長快速，2006年甚至付清了一切外債，但它卻是四國里最可疑的一個。主因即在於它的改革開放過程，有如俄國“市場問題研究所”前副主任波拉瑪托夫所說，“乃是場大型的劫掠”。葉利欽任內為了掌握政權與財權，遂在親信幕僚長尤馬舍夫、女兒塔季揚娜、總理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年輕外貿官吏波塔寧(Vladimir Potanin)、國安局副秘書長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共青團副主任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等“總統俱樂部”成員部署下，提出所謂“貸款換股權”的案子，以大約平均1%的價格，一舉讓出44家國營公司。例如，一度排名第一的富豪霍多爾科夫斯基即以3億美元取得了市價350億美元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波塔寧則搶到諾里爾斯克鎳礦公司，艾巴莫域則在石油、航空、鋁礦等方面大有斬獲。就這樣一分，一兩年內俄國平空即誕生了兩打10億美元級的超級富豪。這些富豪皆屬葉利欽親信，其中多數後來都轉而支持普京，因而財富得保，而反普京的則難免遭到清算。霍多爾科夫斯基目前關在獄中，別列佐夫斯基流亡倫敦，另一個媒體大亨古辛斯基則流亡以色列。

　　但俄國平空產生一群富豪後，他們顯然並未在經濟上發揮帶頭作用，而是做盡令世人側目的夸張行徑。過去的第一富豪艾巴莫域買英國球隊、花2億英鎊訂做全球最豪華的游艇。他泡名模，號稱要付55億英鎊贍養費給元配。至於最新排名第一的杰里帕斯卡，他們家族早已在倫敦擁有豪宅並常住。倫敦的“俄羅斯富豪幫”，是英國八卦記者最愛的題目。我們還不要忘了，最近法國鬧了個大新聞，波塔寧旗下的“諾里爾斯克鎳礦公司”會定期包下豪華酒店，招待友人客戶高干搞性狂歡，最近就因集體非法性交易，一票25人被抓到警察局。而排場更大的，乃是2002年起，全球由於富豪增多，已出現一個“富豪博覽會”，阿姆斯特丹、康城、迪拜、上海都辦過，莫斯科則已辦了兩屆。成熟的資產階級文化，要以敬業、慈善、回饋、文化藝術等為特質，俄羅斯的億萬富豪則是暴發戶，除了夸張的豪奢生活方式，甚至還和黑道掛外，他們別無其他，他們*特權坐收漁利，得到的財富並沒有用來發展經濟。而他們夸張的生活方式，由於他們的身分是民而非官，人們也無法監督批判。特權貪腐在官，可以批判糾正；當它披上民這個護身符，它就變成了人們拿它沒辦法的八卦！

　　因此，俄國所有權制的改變，由於行政法制的不良，缺乏了合理的運作規範，加以又沒有足夠的監督與制衡，於是就透過黑箱作業，大筆大筆的國家財富就被少數寡頭特權階級搬運一空。這樣的民營，其實未必真的優於國營，而只能算是“贓掠政治”的現代版。

　　而類似於俄國這種夸張荒唐的事情，在許多地方也都以一種規模較小，但本質卻相同的方式出現。最近，柬埔寨由於經濟發展、土地需求擴大，於是官僚商人聯合奪走農民土地之事遂大舉出現。而在中國大陸，2005年人民聚眾滋事事件號稱2.6萬宗，2006年降為2.3萬宗，其中的多數也都和奪地有關。另外，中國大陸現有中央直屬的國營企業161家，到2010年將減為80到100家，由於有俄國的前車之監，《物權法》問題才會那麼受到爭議。有關《物權法》的爭議，我們其實並不能將它簡化為左右問題。私有財產制的保障當然沒有讓步的空間，但在過渡的過程里，國家權力也有其當盡的責任。中國要走向私有財產制，過渡的工程設計才最重要。最近，英國《經濟學人》說，中國目前正面臨一種雙重革命的挑戰，新興資產及小資階級為了更大的自由及發展空間，已必須在私產制上求得突破；而農村及都市窮人由於自由與發展的空間日益窄縮，他們的衣食住行和教育醫療福利等基本人權已必須更有保障。這種雙重革命同時涌現，但無論如何，俄國式的經驗可絕不容出現！ (筆者為《亞洲周刊》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