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太平洋兩岸-評薛義向李登輝擲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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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評薛義向李登輝擲瓶事件	樹形打印收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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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2003-12-30

	樓主

   日本電視上反複播放薛義在被捕的瞬間的畫面。這名略顯肥胖的中國男子，頑童般地對著鏡頭吐舌頭、做鬼臉，不像是一個有教養的人士，倒與日本右翼的暴力團的成員的流氓外表十分相似。此人究竟是英雄，還是潑皮，明眼人大致可以判斷之。其言行舉止，究竟是爲國增光，還是敗壞國人的國際形象，稍有常識之人自有結論。
   在繳納了二十萬日元的罰款之後，薛義被日本警方釋放。于是，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旗下、曆來以“愛國”著稱的《國際先驅導報》，立即對其作長篇專訪，企圖塑造出又一個“愛國英雄”來，以安慰那些本已無國可愛的民衆。
   表面上看，薛義是一個莽夫，其實他是一個聰明人。他完全知道什麽是可以批評的，什麽是不可以批評的。裝腔作勢的反日、反台的言行舉止，自然能得到官家的賞識，更能得到愚民的歡呼。而一旦批評中共當局，便立即會被打入另冊、永遠不得翻身。中共駐日本使館工作效率低下，在薛氏向日本警方提出會見使館官員的要求之後，整整等待了兩天時間，“祖國的親人”才前來探監。盡管如此，曾經望穿秋水的薛義，不敢有絲毫怨言，在接受采訪時，首先便對使館表示感謝，也就是向黨和政府輸誠。分寸拿捏得相當准確。
   面臨可能被日本政府被遣返回國的命運，薛義表示並不後悔。他如此描述當時的舉動：“李登輝的支持者都站在安全線外，我並沒一直和他們站在一起。買了飲料後，我回到旅客休息座位上等候。在聽到李的支持者高呼他名字的時候，我以比平常稍快的速度走到人群背後，找到一個相對來說人較少的位置，同時喝了一口飲料，以降低李的支持者和警察的戒心。事前我並沒有任何明顯舉動，所以他們不知道我的目的，也沒人阻攔。”于是，他順利地發出了那“驚天一擲”，終于一舉成名。
   那麽，薛義爲什麽要選擇李登輝作爲襲擊對象呢？他的回答是：“日本警察曾問我，周圍有那麽多人，而我爲什麽偏偏要把飲料瓶投向李登輝？我當時就說了‘擒賊先擒王’這句話。”參與日本駐華使館前要求釋放薛義的示威活動的馮錦華，即當年因爲到靖國神社側門潑油漆被日方遣返的“愛國志士”，也有類似的解釋：“像李登輝這樣的民族敗類，只會受到人民的唾棄。薛義的行爲是代表中國普通人發出了質樸的聲音，對‘台獨’表達譴責，這是最重要的。”李登輝是不是“民族敗類”，仁者見仁，智見智。薛馮二氏有何資格代表“人民”作出斬釘截鐵的宣判？沒有經過他人的授權而妄自“代表”，這本身就是一種專制主義思維。薛氏在現場也看到了有許多李登輝的支持者，他爲何不思考一下：爲什麽這個“民族敗類”居然有衆多的支持者？這個被他們認定爲“民族敗類”的人，爲何被另外一些人看作是台灣的“民主之父”？他們不知道如何使用一種文明的方式來處理政見上的分歧，偏偏選擇暴力手段來恐嚇及威脅，這與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恐怖主義分子的行徑有何區別呢？
   這些對李登輝恨之入骨的愛國者們，依然將李登輝當作“台獨”的代表人物。其實，他們的資訊早已過時了。他們全然不知，近年來李登輝已經從“台獨”立場上大幅後退，甚至主動提出訪問大陸並與大陸和談的願望。他在兩岸問題上的觀點日趨務實，與陳水扁拉開了距離。因此，李登輝受到台灣島內深綠陣營的嚴厲批判。此次薛氏以如此小兒科的手段襲擊李登輝，反倒讓深綠分子們在一旁偷著樂。此種做法不僅不能改善台灣民衆對大陸的看法，相反將使得台灣民意更加疏離于大陸。“台獨”意識的擡頭，至少部分是天安門屠殺的血與火逼出來的，也是若幹薛義式的“武林高手”逼出來的。
   但是，在彼岸，愛國永遠是一把“政治正確”的“尚方寶劍”。薛義宣稱：“我一直有自己的原則和立場，如果不做（這件事），我不知道今後將如何面對自己。”薛義在接受訪談時還說：“愛國可以具體到很多方面，身在國外，應該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中國人和中國的形象。愛國不是空喊口號。面對對手，該示強的時候決不應示弱。”說得倒是頭頭是道，其“擲瓶”之舉卻是打自己的耳光。強大的中國不是用飲料瓶子便可以砸出來的。薛義的所作所爲，讓日本民衆和台灣民衆看到了某些大陸人醜陋、野蠻的嘴臉和扭曲、變態的心理，他們也許由此而蔑視、歧視那個“不文明的國家”。所以，其投擲瓶子的舉動，不是張揚國權之舉動，乃是匹夫之勇；不是愛國，乃是害國。
   百年以來，中國飽受西方欺負，更是淪陷于專制暴虐的“自我殖民主義”。此悲劇命運，“愛國賊”們功不可沒。雜文家易大旗在分析這類“愛國賊”時指出：“他們的心理是扭曲的，其‘國家主義’的民族情結，由自戀成癖到自虐成狂，他們把自己的民族想像成一個含怨之婦，想像成一個披散著長發吊著長舌的、被人勒死的厲鬼，終日追魂索命，清算十代以上的血仇。”從童年時代開始，中國人便生活在一個被仇恨所毒化的社會氛圍之中，卻不敢對每天都在傷害自己的當權者說三道四。許多國人一說起台灣問題來，便如同好鬥的公雞一樣眼睛充血、羽毛豎立；但是，對于身邊被當權者欺辱、掠奪乃至殺害的同胞，卻視若無物、冷漠如冰。于是，他們的愛國主義便呈現爲“舍近逐遠”的選擇：遙遠的日本、台灣、美國成爲他們發泄心中怨憤的對象，同時還能讓自己顯得如此“愛國”，何樂而不爲呢？
   “台獨”所傷害的僅僅是一個抽象的“大中華”的概念，“台獨分子”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一個大陸民衆的切身利益。是誰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山西奴隸童工事件？是誰命令荷槍實彈的軍隊殺害天安門廣場上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是誰迫使一個村子又一個村子的農民因賣血而染上不治之症艾滋病？是誰生産並銷售有毒奶粉導致數百名“大頭娃娃”的出現？是誰向俄羅斯卑躬屈膝並簽訂條約出賣大片國土？是誰感謝日軍發動侵華戰爭幫助中共奪取了江山？是誰造成了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餓死三千萬人的大饑荒？該不是李登輝和“台獨分子”吧？
   此次“擲瓶事件”，難以被炒作成又一次反日運動的借口。因爲薛義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日本警方對其處置完全符合法律，他在拘留所的生活也清閑而平安，不僅享有良好的飲食，還讀書和鍛煉身體。他說：“日本警方的態度還算友善。私下裏他們中也有人對我說，你的心情的可以理解的，但是扔飲料瓶是不對的。”薛大英雄也許不知道同胞陳光誠在自己國家的監獄中的遭遇。陳光誠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是一位受過醫學高等教育的盲人。本來，他可以通過行醫來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但他勇敢地站了出來，爲那些受歧視的殘疾人，爲那些被強迫墮胎的農婦提供法律幫助。于是，陳光誠被投進了監獄，並多次遭到警察的毒打。即便憤而絕食，即便律師抗議，也無助于改變其在獄中的惡劣處境。兩相對比，日本與中國，哪個國家更加文明、更加法治、更加尊重人權呢？薛義先生何不盡早回到祖國，嘗嘗在祖國坐牢的滋味呢？
   從潑油漆到擲瓶子，當然都是“個人行爲”，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有中共當局在背後策劃和驅動。溫家寶剛剛在日本完成了“破冰之旅”，胡錦濤剛剛接見了中日兩國青年文化交流的代表團。此時此刻，中共當局並不願與日本的關系繼續惡化。因此，“擲瓶事件”所出現的時刻，並非中共所惬意的時刻。但是，其思想淵源則是近二十年來中共當局極端民族主義的宣教。在此意義上，當局可以說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那麽，誰是真正的愛國者呢？怎樣做才能讓中國成爲受世人尊敬的“人國”呢？如今，對于真正的愛國者來說，並不需要將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也不需要將飲料瓶向李登輝頭上扔去，需要的乃是貼近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貼近這群多災多難的同胞。正如易大旗所說：“真正值得尊敬的愛國者，是使自己和所有同胞成爲其‘人 ’的有志之士，他們從平凡的事體做起，關注家鄉社區的建設，從一草一木乃至爲細微末節之每一平方厘米的民主權益而抗爭；他們當然從未忘卻同胞的‘生存權 ’，以我之見，他們關注的多有‘非政治化’的問題，如教育、環保、艾滋病等等；他們熱愛中華文化，又爲這種文化融彙到世界文明潮流而努力，他們並不抗拒 ‘全球化’，卻又警惕強勢資本財團的無限擴張，捍衛個性、個人尊嚴和抵禦‘麥當勞’的文化趨向；他們直面人生，爲勞苦大衆的不平而疾呼，決不對一切侵犯人權的權勢者低下自己的頭顱。”由是觀之，薛馮之流的“愛國賊”顯然不在其中。
   清朝末年義和團的符咒沒有振興中華，毛澤東時代紅衛兵的打砸搶也沒有振興中華，九十年代憤青遍地“說不”的唾沫也沒有振興中華。潑皮式的愛國于今可休矣。在日本居住的數十萬華人華僑中，亦有若幹我所敬重的愛國者。比如東北漢子班忠義，數十年如一日爲中國和韓國的日軍性暴力受害者呼籲和募捐，他每年都跋涉萬水千山，將捐款親自送到每一名受害者的手上；又比如湖南女子劉燕子，自費編輯發行中日雙語的文學刊物《藍》，該刊物堪稱目前最佳的中日雙語文學刊物，對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薛馮之流，對鏡自照，不覺得自己的醜陋嗎？
   批判專制的淵薮，盜來自由的火種；打破鐵屋的黑暗，帶來民主的新風。此方爲愛國之正道。
   願與有識、有志、有勇、有智之同胞在此路上同行。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觀察》首發

評薛義向李登輝擲瓶事件
評薛義向李登輝擲瓶事件<--start-->

余傑：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訪問日本，在離開東京成田國際機場的時候，遇到了一名男子向其投擲飲料瓶。當時現場一片混亂，該男子立刻被日本警方拘捕。日本東京成田國際機場警察署宣布，該男子來自中國大陸，三十四歲，名叫薛義，是一名軟件工程師。
在薛義被日本警方拘押期間，約二十人赴日本駐華大使館示威，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釋放這名“英雄”。示威者在使館外拉起橫額，高叫“李登輝是漢*和日本人的走狗”等口號。這次示威沒有受到警方的幹涉，顯然事先得到了批准。中共當局對遊行示威控制極其嚴格，雖然憲法中規定了公民有遊行示威的權利，但具體設定的《遊行示威法》百般限制，幾乎將此權利取消于無形之中。
不過，當局對某些對其“無害”的甚至“有益”的遊行示威，往往網開一面。比如，中美撞機事件之後中國民衆圍攻美國使館、反日風潮民衆中圍攻日本使館，即便其間出現了若幹暴力行爲，警察亦袖手充當旁觀者。當局居高臨下地賜予民衆“愛國權”，且在背後煽風點火；而一旦引發國際輿論的反彈，便立即號令收兵，潮水般的大衆頓時作鳥獸散。可以說，在幾次“禦賜愛國運動”中，官家的運作均達到了 “收放自如”的境界。<--table width="450" border="1" align="center" cellpadding="1" cellspac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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