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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蕾莎嬷嬷？
中国为什么没有德蕾莎嬷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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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蕾莎嬷嬷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应该很陌生。一九九七年九月四日，平凡而又伟大凡德蕾莎与世长辞，今年此时恰好是她辞世10周年。
一九一0，德蕾莎嬷嬷诞生在马其顿一个富裕、极具天主教色彩的家庭。在这种家庭背景下，她小小年纪就开始思索人生，感悟到自己应该无偿地献给上帝。一九二八年，长大成人的她离开自己的家乡到爱尔兰，加入了仁爱修女会。此修会对外肩负到印度传教的使命。一九三七年，德蕾莎完成了修会的训练，正式宣誓成为修女，并被指派到劳来多加尔各答分会担任校长。
在印度，德蕾莎嬷嬷的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修道院里，而是深入到最贫穷、最困苦的底层民众中。为了拉近与穷人的距离，德蕾莎再也没有过穿鞋子和袜子，同时还穿着笨拙的印度式长袍，与那些患病的人、孩童、老人和无依无*的人走在一起，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透过她的衣着，去感受那些世界上最贫困者的生活。
她认为，那些濒临绝境的穷人，在物质上匮乏，在精神上也同样匮乏，他们渴望爱心，亟待救赎，因此，有必要和他们一起分担痛苦。德蕾莎觉得与受苦者共存共生，*着无限的爱去服务穷人，乃是最大的喜乐之一。
在加尔各答，德蕾莎嬷嬷与仁爱修女会的姊妹和弟兄为区最贫困的人——被人离弃的人、没有人爱的人、患病者、垂死者以及麻疯病人和儿童工作。仁爱修女会在其中的六年时间里收留了6万多个弃婴。在被帮助的穷人中，没有一个埋怨、诅咒和沮丧失落。德蕾莎曾在街头扶起一个身上布满蛆虫的男子，他对德蕾莎这样说：“我过去在街头活得像一头畜牲，现在因着你们的爱和关心，我死的时候，会像天使一样。”他逝世的时候的确很像天使——死得非常安然。
还有一个例子：一天，德蕾莎他们从街上收容了四个无家可归的人，其中一个人看起来情况非常糟糕。德蕾莎对修女们说：“你们去照顾那三个人，我来看护这个病人。”德蕾莎用全部爱心和所能做到的一切去抚慰这个可怜的人。德蕾莎扶着她躺在床上。她的脸上露出了美丽的笑容。她紧紧拉着德蕾莎的手，感激地说了一句话：“谢谢你。”然后带着安祥的微笑死去了......
德蕾莎带领仁爱修女会一起服事穷人，让他们感到自己有尊严、感到自己被人爱。那么她依*的是什么那？虽然她的基金会有上亿资产，但她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为帮助穷人，她也成了穷人。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力量能促使德蕾莎修女能长年滞守在印度，忍受贫乏和疾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那些弃婴、麻疯病人以及穷困潦倒的人们默默付出，以至鞠躬尽瘁？
德蕾莎的表达非常清楚：受苦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但假若我们能在受苦当中体验到基督的受难与死亡，这就是一份恩赐。我们应该像上帝对待他儿子那样，彼此将爱心贡献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去认识爱的含义。爱是实实在在的，是痛苦的。基督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来爱我们，爱使他受难。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他的爱。他将自己变成面包来让我们充饥，就是让我们满足对上帝的饥渴，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要体验这种爱，我们生来就是要爱别人，或被别人爱。”
可以说，从德蕾莎嬷嬷显示出的人道关爱的勇气和责任，融合了基督教的博爱和殉教的献身精神，其中包括了基督徒必须应有的人道关怀、人道救援等行动，否则人是有罪的。
德蕾莎嬷嬷一生活出了上帝爱世人的情怀，尤其活出了上帝对穷苦者、受难者的怜悯，——她让人看到了耶稣的影子。
德蕾莎嬷嬷付出的一切，让世界感到振憾，一九七九年，她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在颁奖仪式上，她说：“我上天堂不为别的，我是为了大众而上天堂，因为大众净化了我的心，我所作出的奉献可以让我安然地面对上帝了。……我们只要记着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就会像他爱我们那样去爱他人。”
感言中没有一丝的自傲与虚夸，而是充满了对上帝的爱与感谢。
德蕾莎嬷嬷正是秉持着对上帝的信仰，超越国界与藩篱，给予数以百万计贫困苦难的人带来“希望与尊严”慈悲的恻隐之心，无怨无悔地照顾无依无*的人们，让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人关爱着他们。
……
遗憾的是，具有像德蕾莎嬷嬷这样高贵灵魂的人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几乎是找不到的。从古至今，中国根本就没有那种来自信仰的震撼人心的爱、超越条件的爱。爱的精神资源在我们这个民族中是非常稀缺的。而在基督教世界里，象德蕾莎修女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并不鲜见。
西方文明从基督教怜悯的源泉取灵感和责任感，去喂养饥饿的人，给干渴的人解渴，照看无家可归的人，给持身裸体的人衣穿，照料病人，看望囚犯。“因耶稣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林后8：9 )。历代以来，许多基督徒照着这个呼召去作。
虽然中国的文化里，也有“爱”这样的字眼，但显然缺乏基督精神，与基督教提倡的博爱相去甚远。说到底，中国人的爱没有脱离动物的本性之爱，因为它要求按等级来爱别人，先爱自己的家人，其次是朋友和邻舍。
中国人的“爱心”是离不开家门的，即使残存的那么点对他人的“泛爱”也是有条件的，功利性的。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富商可以向社会慷慨解囊相助，但对自己的工人，却竭尽欺压凌辱之能事；一个自我标榜的“道德裁判”可以倾心发起捐助残弱儿童的“爱心”活动，但自己却一毛不拔；一个嘴上挂着民主、自由等高尚词句的所谓“民主人士”，可以无所顾及地抨击社会时弊，但对持观点相左的人却打算斩首示众。
中国人可以爱受伤的一只熊，中国人可以爱一只被遗弃的狗，中国人可以爱一只坡脚的猴；中国人可能面对被虐杀的猫而伤心落泪，可能面对被关进笼子里的鸟而愤愤不平，但是对自己身边人的痛苦、艰辛和磨难，却视而不见，甚至肆意伤害。
爱，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种文字符号，是一种装点门面的符号。
中国人爱是虚的，恨则是实实在在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中国人向来讲究是以恶对恶、以毒攻毒。相比之下，基督教要求不仅爱那爱你的人，甚至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两种文化决定了迥然相异的人性。
最近看到一片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德蕾莎嬷嬷》，文章作者虽然历数德蕾莎嬷嬷的感人事迹，但并没有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德蕾莎嬷嬷。他回答不了。
信仰问题，是中国很多的自由主义者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这是他们天生的不足与缺憾。对基督信仰的拒斥，使得作者本身罗嗦半天也没有揭示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德蕾莎嬷嬷。为此，我觉得余杰说的还是很有道理：在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中，不乏“说得比唱得还要好听”的人，却罕有“做得比说得更好”的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继续使用他人的命题来继续探讨这个问题的因由之一。
中国为什么没有德蕾莎嬷嬷？答案，就在德蕾莎嬷嬷的信仰里，也在她那些朴实的话语中……
缚来宾
2007/9/19/博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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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20 1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