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g-->鄭永年

　　在過去的2007年，中國的市場經濟好像一頭脫缰的野馬。一方面是房地產、農產品價格和股票市場的激蕩變化，另一方面是政府似乎沒有有效的舉措來應付這些變化。這里釋放出來的既有積極的信息，也有負面的信息。

　　從積極面看，經過了將近30年的經濟改革，中國已經從僵硬的計划經濟體制轉變到市場經濟體制，政府不再能夠像計划經濟時代那樣干預國家的經濟活動。從負面看，中國的市場力量不受一切約束，政府還沒有發展出有效的方式來規范市場經濟。

　　從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正義和政治穩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三種權力處于一個均衡狀態：即經濟或者資本權力，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

　　這三種權力內部各自存在著巨大的變遷動力，都會隨時打破現存的均衡狀態。一旦均衡狀態被打破，各種權力內部及其三種權力之間的關系就要重新加以調整，從而達到新的均衡狀態。

資本時代，資本就是一切

　　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資本權力一直主導中國，政治和社會權力處于從屬地位。因為要擺脫計划經濟時代的貧窮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如果說從改革開放初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還在努力探索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間的關系，就是說希望在資本權力和政治權力（從而是社會權力）之間達到均衡，那么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解體之后，中國正式進入一個“資本的時代”，就是說資本的絕對主導地位得到完全的確立。

　　在“資本的時代”，資本就是一切，一切都是為了資本。政治權力的最高目標是推動經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几個方面。其一是政府本身兼任資本的角色，就是學界所說的公司類型政府的確立。在這里，政府本身就是企業，就是資本的主體。

　　其二，政府為資本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最明顯的就表現在“親商”政府的確立。几乎是全國各地，引進外資成為各級政府官員的首要任務。

其三，是否為資本提供有效服務成為衡量政府官員的最重要的政治指標。主要表現在GDP主義的形成，追求高速度的經濟增長。
　　因為政治權力的全力支持，資本如虎添翼，所向披靡。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短短的十多年里，中國從一個資本奇缺的經濟體急劇地轉型成為資本過剩經濟體。外資的大量傾入和本土資本的擴張是這一過程的主要動力。

　　到今天，中國資本開始走出去，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不僅對發展中國家而且也對發達國家構成競爭態勢。不僅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其對這么短時間里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外在影響力，也為歷史所少見。

農民權利再次被剝奪

　　那么社會權力呢？社會權力處于三種權力的最低端，成為了當然的犧牲品。因為政治權力站在資本這一邊，人民的土地經常被剝奪，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廉價土地和勞工力對資本構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盡管這種吸引力有市場的因素（尤其在發展的早期），但這里更有政治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壓低了地價和勞動力價格。在計划經濟時代，國家主導工業化，農民成為被剝奪者。但在這個資本主導的時代，農民再一次被剝奪。

　　當然這一次是“自愿”被剝奪。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奔走于全國各地，為資本貢獻著自己的一切，但他們最基本的權益毫無保障。在資本面前，他們是勞力﹔在城市居民面前，他們是二等公民。

　　當然，三種權力的失衡也破壞了任何一個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公共物品。環境就是其中之一。當資本和政治權力走在一起的時候，環境也顯得軟弱無力。

　　盡管中國的環保問題已經異常的嚴峻，但除了一些官員和社會群體微弱的呼喚之外，沒有出現有效的力量來制衡資本的力量。

　　但是，當資本過于霸道的時候，政治權力本身也必然成為犧牲品。在同資本的有機關系中，獲得利益的與其說是總體政治，倒不如說是個體官員。

個體官員顯然是贏家，他們在和資本的密切合作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國家的總體政治則不然。一個政權光有資本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社會的支持。
　　政治和資本的密切關系甚至一體化已經導致了無窮盡的腐敗。一些學者已經看到，中國的精英們（包括經濟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知識精英等）一次又一次通過各種不同方法、結成各種不同形式的聯盟來剝奪無權狀態的社會大多數，實現財富從多數人向少數人的轉移。

　　這就是發展越快，收入差異越大的根本原因。這些精英集團操控著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能夠輕易實現財富的轉移。

須要規范資本行為

　　更為嚴重的是，在資本權力毫無節制的情況下，政治和社會權力已經失去了駕馭和管制資本的能力。一方面是資本滲透政治權力，影響政治權力的運作，操縱政府政策的決定和實施。另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官員和資本的緊密關系，很難下大決心來節制資本。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形成資本主導下的寡頭經濟，甚至寡頭政治。

　　這些年來，中央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一直沒有大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每當中央政府出台宏觀調控舉措，就必然遭到資本權力的抵制甚至挑戰。

　　資本霸道的情況甚至也并不符合資本的長遠利益。無論是國際資本還是本土資本，如果依賴于廉價土地和勞動力，通過政治權力而得到的壟斷地位，來維持高額利潤的情況不可持續。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本本身就不會有很大的動力來創新，通過創新提高競爭能力。

　　這一點已經很清楚。近年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糾紛急增，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因為中國的企業往往依*數量而非質量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和諧社會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社會的失衡。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意味著什么？在很大程度上，黨內民主就是要節制政治權力。

社會民主在提高社會權力的同時構成對政治權力的制約。但是，如何節制資本的權力呢？在這方面似乎沒有一個大思路。
　　這方面中國可從俄羅斯學到一些經驗。俄羅斯在耶爾辛時代形成經濟和政治寡頭。到普京時代，通過大力整治經濟寡頭，不僅鞏固了政府的政治權力，而且更使得俄羅斯走上了健康的經濟發展道路。普京之所以能夠整治寡頭，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民主）的結合是關鍵。

　　但同樣的重要的是要對節制資本有個科學的理解。節制資本并非不要資本，消滅資本。這個沉痛的教訓中國本身已經經歷過。節制資本就是要規范資本的行為。

　　人們常說，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就是說，法律制度和其他政府法規必須有能力來規范資本的行為。今天，中國的市場經濟還處于一個原始的階段，資本還是毫無節制。

　　從資本時代轉型到三種權力均衡狀態，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如果發展要持續，社會要和諧，這條路不得不走。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