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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住別墅為何像住大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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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墅,看來并不只是*財富就能夠矗立起來的,還需要有一點比財富更重要的公德意識、心靈善意、文化品位和精神修養來支撐才行
近日來,關于北京近郊別墅區大興土木、私搭亂建的報道一下子多了起來。都說城市舊房拆遷的時候才會出現所謂“釘子戶”,新建的別墅區里,居然也有豪華版的“釘子戶”,而且新聞不斷。據報道,有的別墅區居然一半以上的業主在私搭亂建,有的甚至重新設計,將房屋的主框架拆除,私搭亂建出的房屋超過原房屋面積十倍之多。以至于有的別墅區因此由受害的業主和物業聯手,發起“拯救我們的家園,整治違章搭建”的行動。
別墅區如此嚴重的私搭亂建現象,絕不僅僅北京一地存在。新華社報道福州一別墅區22戶都有不同程度的私搭亂建。如此景觀,恐怕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別墅區里都是難以見到的。私搭亂建擠占了綠地等公共空間,提高了容積率的指數,破壞了別墅區的整體美感,直接導致整個別墅區的品質降低、價值貶值。
這讓我想起以往大雜院里的建房習慣。那些原本不錯的四合院,因為住進的人口越來越多,一代又一代新生者要生存,要結婚,要養兒育女,沒有辦法,只好向四合院要空間,各家各戶紛紛搭建起蘑菇一樣叢生的小房。在這樣與日俱增的小房的擠壓和蠶食下,再美觀再規整的四合院也變得美感盡失而慘不忍睹,乃至使鄰里關系惡劣,風波迭起,演繹著人們由居住空間的局促而擠壓得心靈空間逼仄的活報劇,滋生出日子的辛酸和悲涼,直接導致生活幸福指數的下降。
四合院變大雜院,是過去貧窮時代的無奈,是積攢下來的一代代越來越多的人居住空間問題的歷史遺存﹔如今,住進別墅的人們,生活的時代背景完全改觀,早已經脫貧致富,為什么還要重走在大雜院里私搭亂建的老路呢?
住進別墅的人們,為什么有了如此大的空間還要毫無節制地加以擴大并理所當然地占有公共資源呢?
而且,這些別墅業主在改建房屋時也并沒有多少新的創意,走的還是和在大雜院里蓋小房的同樣的老路子。彼此間的攀比十分明顯。比如你私搭亂建,我也得私搭亂建﹔你蓋得氣派、占的面積大,我比你還要氣派、還要面積大。誰都不能吃眼前虧。
沒錢沒地方的時候要私搭亂建,有錢有地方而且是有很寬敞的地方了還要私搭亂建,真是令人不解。在這些業主的心里似乎只要我花了錢,我就可以為所欲為,我的地盤我做主,根本不去考慮生活在同一個社區里,實際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的利益是聯系在一起的,自私自利的結果就是對他人權益的不尊重,甚至是侵害。
他們為什么能夠理直氣壯地這樣做?是因為人心不足蛇吞象,還是一種思維意識的慣性,乃至我們民族的某種劣根性使然?
我想起已故江蘇小說家高曉聲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曾經寫過的一篇小說《陳奐生進城》,剛剛從步入改革開放新時代的貧窮農民“漏斗戶主”陳奐生進城,第一次住進縣招待所5元錢一夜的高級房間(那時陳奐生一天的工分值才有7角錢,他心想自己拼死拼活干一星期的農活都掙不出這一夜的店錢,心理非常不平衡)。由此,因為是花了這樣一天5元的住店錢,陳奐生臨走那天,特意用床上的提花枕巾擦了一把臟兮兮的臉,又不脫衣服使勁蒙著被子困上一覺,他覺得即使就這樣糟蹋,把整個房間弄得臟成豬圈,也不值那花了的5元錢。這樣兩個富有典型農民性格的生動細節,讓我不由得想起在別墅區里在自己的房前屋后大興土木的富人們。
如今,戶主們在漂亮而寬敞的別墅區里私搭亂建的心理,在某些方面和農民陳奐生不是很相像嗎?在別墅區里為所欲為地私搭亂建,和陳奐生進城住店的心理狀態,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雖然,他們比漏斗戶主要闊了許多,已經可以住進原來只能在電影或畫報里看到的外國人家一樣的別墅里面了,但依然帶著陳奐生的胎記。雖然陳奐生住的只是5元錢一夜的店,戶主們住的是几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錢的別墅,區別只在于錢的數目,可錢的數目并沒有幫助抹去陳奐生的胎記。說到底,都和陳奐生一樣,還是農民,是剛剛富了起來的農民,有了錢不知道怎么折騰才好,便容易發生把該擦在臉上用的潤膚霜,當成了開塞露抹在了腚上。
別墅,看來并不只是*財富就能夠矗立起來的,還需要有一點比財富更重要的公德意識、心靈善意、文化品位和精神修養來支撐才行。否則,即使我們有一天都住進了軒豁的別墅,我們的心里還是和以前住在擁擠的大雜院里一樣貧瘠﹔即使我們有一天都住進了漂亮的別墅,我們的心里還是和以前住在擁擠的大雜院里一樣丑陋。□肖復興:《人民文學》雜志社副主編,北京市寫作協會會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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