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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思想開放要靠制度改革
中國思想開放要*制度改革
2008/02/05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鄭永年
很多跡象表明，中國正在醞釀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去年，在為十七大作准備過程中，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首先正式提出要進行思想解放，來正視和解決改革開放中所出現的問題。然后，思想解放成為中共十七大報告的一個重要主題思想。在此之后，中共領導人尤其是胡錦濤本人在各個場合都強調思想解放的重要性。近來，思想解放運動的呼聲正在向地方層面伸展。一些省委書記已經做出了積極的回應，要把思想解放作為推動進一步改革的前提條件。在社會層面，人們也正期望著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的來臨，希望這場思想解放運動能夠給他們解惑，至少在意識層面明了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前途。
那么，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意味著什么？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今天，不難看到，思想解放實際上是30年前改革開放的前提。如果沒有當年鄧小平發動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很難想象我們能夠看到今天的局面。同時，盡管改革過程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如果沒有思想上的解放，也很難想象中國能夠實現可持續的改革開放。不同形式的改革開放在很多國家都發生過，但像中國那樣大規模的和持續的改革開放在歷史上并不多見。在提出再一次思想解放的今天，人們又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什么是思想解放？為什么要再提思想解放？新的思想解放應當具有什么樣的內涵？
思想解放運動的兩個層面
任何思想解放運動必須具備兩個層面的必要條件。一是意識層面的思想解放，二是在行動層面的思想解放。這兩個層面必須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就是中國古語所說的“知”和“行”。首先是“知”的層面，如果不能在意識層面有解放，就不會有新的行動。進而，意識的變化必須表現在行動層面。沒有行動，思想解放可能只會是空談。在行動層面當然還必須涉及到行動的可行性。很多“知”只能停留在紙面，是因為這些“知”沒有任何現實可行性。
30年前，鄧小平所發動的思想解放運動就具備這些要素，或者說，在鄧小平那里，思想解放是一種行動哲學。在意識層面，鄧小平針對的是“凡是派”，就是教條派。鄧小平并沒有否定毛澤東思想，而是強調毛澤東思想在新情勢面前必須得到發展。在行動層面，鄧小平強調中國從計划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可以說，鄧小平的這一行動哲學指導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
30年后的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改革開放促成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大轉型。但轉型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極面，包括日益增大的收入差異，社會分化加劇，環境惡化等等。盡管沒有人會預期轉型所帶來的僅僅是利益而沒有負面效果，但如何應付這些負面效應則是必須回答的問題。當舊的指導思想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時，思想解放就成為必要。再者，轉型意味著向什么轉型的問題，就是方向問題。這個方向問題就要通過思想解放運動來給予回答。
社會轉型帶來的困惑
近年來，因為社會轉型給中國帶來的負面效應，很多人對現實和未來充滿迷惑。左派提出要回到毛澤東主義。一些人就開始以反思改革名義，來全面否定改革開放。客觀地說，懷舊主義既沒有任何理性，也沒有現實可行性。很多人也不見得真的要回到過去貧窮社會主義時代，他們的懷舊只不過是表達對現狀的不滿。當人看不到未來的時候，就會開始懷舊。這股力量并不小。有關部門也給予了很大的重視。表現在改革話語上，領導層已經明確表示不能否定改革，回頭沒有出路，只能向前看。但客觀地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前”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另外一端，從前的一些改革力量封閉起來，逐漸地變成進一步改革的阻力。他們從改革開放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久而久之就演變成了既得利益。他們的理性自然是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為維持既得利益。
這樣，改革開放30年之后，改革開放本身的可持續性問題就提了出來。盡管有關方面在守住改革底線，避免倒退方面盡了不少努力，但又能如何解決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面向未來呢？這需要新的解放思想。
思想意識的開放性
去年十七大報告提出要不斷探索和回答一系列重大的問題，如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發展社會主義？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里實際上在意識、經濟和政治等多個層面涉及到了這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內涵。其本質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開放”。思想解放就是“開放”。這里的“開放”當然不僅僅是鄧小平當年提出的對外開放，而具有更為廣泛的意含。
首先是思想意識的開放性。社會主義的方向是中國社會大多數都能接受的一個共識。但這個共識的內涵是什么？這需要研究和討論。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核心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通過了大規模的爭論，中國社會有了共識。但現在是官僚控制和壟斷了意識領域。官僚體制本身無能在“知”的層面有所創新，又不容許社會創新，這是意識形態衰落的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但官僚或者官僚學者所能做的只是代表局部利益，而非國家的整體利益。毛澤東曾經說過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現在實踐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官員的思想并沒有跟上變化。官僚對意識的壟斷和控制只能導致一些思想意識的急進化，而改革的共識可能只有通過理性的爭論才能明了。
利益上與政治上的開放性
其次是利益上的開放性。這里主要指經濟利益。經濟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處于壟斷狀態。鄧小平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果先富者壟斷了利益，并且這些既得利益利用其利益優勢和政治力量結合起來，把其利益法律化和制度化，造成壟斷，那么共同富裕的目標就不能達成。現實的中國就是這種情形。可怕的并不是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出現了貧富分化，而是貧富分化的結構化和制度化。一旦貧富分化結構化，那么就很難有機會實現社會公平。“先富”和“共同富裕”之間并沒有任何邏輯關聯。只有利益的開放性，共同富有才會有可能。所以，經濟利益要開放，社會的各個群體才能公平參與發展和公平分享發展的成果。十七大提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那么就必須打破現存經濟利益壟斷的局面。
同樣重要的是政治上的開放性。這里主要涉及到政治參與問題。在中國的政治結構中，政治參與主要有兩層含義，即黨內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簡單地說，因為執政黨現在是個利益代表政黨，社會利益的多元性使得黨內政治參與成為必要。政治的開放性更為本質性的表現就是社會（包括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和各種社會力量）對政權的參與。在現有的參政機構上，例如人大和政協系統，尤其要注意的那些組織化程度非常低和那些不被容許組織起來的社會弱勢群體的參與。除了社會對政治的參與，政治的開放性也表現為要分權給社會。
盡管不能說這些層面的開放性不存在，在一些領域，開放性已經呈現。但不可否認的是，開放性的實現程度低，制度化程度更低。開放性的實現要有待于進一步的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導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的出台。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必須表現在具體的改革舉措上。只有這樣，新的思想解放運動才會富有現實的意義。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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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05 1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