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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澤厚：中國哪方面都比西方差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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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曾說“走自己的路”。在他看來，自己的人生際遇與反右、文革一樣，都是社會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閑庭信步，節奏未曾改變。
作者:黃锫堅
李澤厚是誰？
據說有一年李澤厚南下，去某大學附近的書店作客。老板在門口貼了一張不起眼的告示，引得諸多學子停步注目。他們興高采烈，奔走相告：李澤楷要來了！
一位學者在聽到這個段子后感嘆，“一瞬間，我感到了世事的蒼涼。想當年，李澤厚是何等了得啊！八十年代的大學生、研究生，有几個不知道李澤厚的？就連他那本其實沒多少人讀得懂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也是許多青年學子的架上之書、枕邊之物。”
李澤厚曾說，19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突顯”。在新世紀已經五年的今天，大概是學人淡出、商人突顯了。將李澤厚錯認作李嘉誠之子、小超人李澤楷，這是時代的悲哀還是進步呢？
想當年，李澤厚初出茅廬就一鳴驚人，在1956年的美學爭論中，26歲的他發表《論美感、美和藝朮》一文，提出美是“客觀性和社會性的統一”，批評了當時鼎鼎大名的美學家朱光潛和蔡儀的觀點。
在此后的反右和文革中，政治的驚濤駭浪波及中國絕大部分思考著的頭腦，而李澤厚卻几乎沒受影響。在太行山下放、在“五七干校”勞動，當有的同事忙著做家具的時候，李澤厚卻用紅寶書蒙著康德的著作，搞自己的哲學研究。
1970年代末百廢待興，李澤厚的作品有如橫空出世。從哲學、美學到思想史，他橫跨多個領域。從思想到語言，都是一種嶄新的面貌。
《批判哲學的批判》這一純哲學著作，當時竟然賣了3萬冊。而三部(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更是影響深遠。李的思想洞見和文字魅力在《美的歷程》一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該書1981年出版后，十年之內印了八次，成為最暢銷的學朮著作，甚至成為一個時代的標志，被馮友蘭先生高度評價，是對中國美學、中國文學，以至于中國哲學最精練濃縮的概括。
這本1979年的作品，絲毫沒有革命八股的文風。即便今日看來，文字依然珠圓玉潤。光是標題，便氣度不凡：龍飛鳳舞、青銅饕餮、魏晉風度、盛唐之音……
有人宣稱，以七七、七八級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級研究生為代表的一撥人是“讀朦朧詩和李澤厚長大的一代”。
高爾基曾這樣評價葉賽寧：“與其說是一個人，倒不如說是自然界特意為了詩歌，為了表達無盡的‘田野的悲哀’、對一切生物的愛和惻隱之心而創造出來的一個器官。”《原道》主編陳明套用這個說法，認為李澤厚“也是上帝賜給中國的，進行思想的器官，為了感受時代的氣息、脈搏，把它彰顯放大”。
李澤厚似乎總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歷史脈搏，引領學朮界的目光投向一個又一個新領域。1980年代后的“美學熱”、“文化熱”，都與李澤厚有關。可以說，他在這十年間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中留下了自己明顯的烙印。
李澤厚告訴記者，他的所有書都有盜版，即便如此，著作收入也超過100萬了。也許李的思想仍然有人質疑，但其在思想啟蒙方面的覆蓋力，恐怕不亞于正統的教科書。
在1980年代，李澤厚是時髦。但世移時易，有人認為李澤厚過時了：1989年寫《華夏美學》的他已是“日薄西山”。而1996年的《世紀新夢》更是“老態畢現”。
李澤厚的思想究竟會在歷史上占據什么位置，恐怕今人無權置喙。口無遮攔的他對記者說，“有人說我已在美學上遠超朱光潛，哲學上遠超馮友蘭。我心里傾向接受，口頭卻連說不敢，我還沒想清這到底是我的謙虛還是虛偽。”“對我的評價，可能要在我死后30年或50年。”
李澤厚1992年1月去了美國。每年回國一次。在異國他鄉教書8年，現已退休。1980年代如眾星捧月般的他，1990年代給金發碧眼的年輕人講授中國的孔子和康梁，不知是怎樣的一番滋味。
當學問家取代思想家，當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鬧得不可開交之時，一個遠離中國、遠離學朮圈的老人，偶爾也會超然世外地說些真話。2002年，李澤厚和陳明的對話錄《浮生論學》出版，因為臧否了不少今人，惹來非議。
11月的深秋，李澤厚身著睡衣，在家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當他談起世界和歷史，一種孤高而強大的自信折射出背后龐大的思想支撐。當他用湘音聊起老長沙的舊時風貌，一種溫暖的氣氛烘托出這位老人的恬淡心境。
李澤厚曾說“走自己的路”。在他看來，自己的人生際遇與反右、文革一樣，都是社會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閑庭信步，節奏未曾改變。正如記者几次要求，他依然穿著睡衣拍照。
下面的對話，大部分都是常識。恐怕只有清醒而“不懂人情世故”的老人，才能說出這些明白而不拐彎的實話。
訪談
記者：我們的報紙提倡理性、建設性，據說您很早就有類似的提法，能不能講一講？
李澤厚：我在1980年代有過類似說法。對五四運動，我曾評價為，理性不足，激情有余。這八個字是我曾在紀念五四運動時寫的。
現在有股潮流，有批人物，否定五四，覺得五四斬斷了中國的文化傳統。這個觀點我是非常反對的。但我認為五四有很多缺點。
學朮界流行尼采和后現代。現在把尼采捧為學朮偶像，我是不贊成的。我認為，破壞一個東西不大難，但建設一個東西卻不那么容易。而人類社會是*建設而不是*破壞來維持其存在的。毛澤東說，先破后立，不破不立，主要是強調破的方面。實際上立比破要難得多，破了不見得立得起來。
比如寫學朮文章，以前我說過，你指出哪個人的文章有一二三四五錯誤，那不太難，但你要想就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一點真正的建設性意見，就不容易。小到寫文章，大到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成長，建設是重要的，所以我很贊成你們報社的這個提法。
一個很有名的知識分子跟我講，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批判。似乎一考慮建設，就是想做帝王師。這個看法是不對的。這個立場在歐美可以，因為這些社會的資本主義已經很穩固了，你怎么批判也沒什么關系。歐美一些知識分子做的事情就是批判，他們不管建設不建設。譬如福柯，就是反對理性，認為理性是囚籠、啟蒙是錯誤。但是，對中國，特別是目前的中國來說，更需要理性的、建設性的東西。這一點我1999年也講過了。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馬克思主義不僅是批判的哲學，也應該是建設的哲學。過去一講到馬克思主義，修飾語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但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應該也是建設性的。怎么樣建設一個好的社會，精神方面、物質方面都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研究。
所以，我很贊成理性、建設性。這不是奉承你們的報紙。當然批判也應該是理性的，但現在流行的是非理性、反理性。
記者：記得您說過，在不同社會階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樣的。歐美的社會制度發展已經比較成熟，所以需要福柯這類批判思想。但在中國現在這個階段，后現代這些東西是不是遠遠超前于現實了？
李澤厚：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個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體的社會環境里去考查。
西方的資本主義發展了几百年，理性的東西相當周密。美國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體表現。而理性，特別是工具理性，在中國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卻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來了。所以，他們需要破壞和解構。中國恰恰相反。學者們要模仿、要接軌，把后現代硬搬過來，在基本學理上是有問題的。當然，后現代作為一種現象，為什么和如何可能產生，這倒值得研究。
我想可能有這個原因：主流學者不是講“歷史的終結”嘛，歷史終結，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沒有了，過一種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覺極不滿意，有各種虛無和自我暴棄。
但是，就中國社會而言，大部分人仍然沒有過上好的生活，大量農民工還在為生存拼死拼活。所以，這些思想就和時代脫節了。其實，就算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貧富懸殊問題。不然法國哪有那么大的騷亂，也是因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視吧。
講后現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學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贊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學者說，那你干嗎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后現代思潮實際上是在學院里，并不是發達社會的思想主流，社會的主流還是非常理性的。
現在西方最時髦的就是后現代，要趕時髦，才能接軌嘛。學朮和科技不一樣，科技當然最時髦的就是最好的。學朮卻不一定。現在的理論不一定比柏拉圖好到哪里去。后現代的這些代表人物反對理性、反對啟蒙。但他們其實并不比康德、洛克、休謨強到哪里去。福柯、德里達這些人，我覺得比馬克思差遠了。
記者：您仔細看過福柯、德里達嗎？
李澤厚：當然，只看過一些，但他們的基本思想我知道。比如福柯，我認為比較精彩的是，他說知識是與權力聯系在一起的，任何一種知識都是被權力支配著。這是有道理的，甚至某些自然科學，都是被某種權力支配的。沒有什么真正超脫的知識，沒有與政治無關的真理。但是，馬克思的思想里早就包含著這一點。其實，福柯他們受馬克思的影響很深，但他們不愿意講。海德格爾也是這樣。
福柯的其他主張，比如理性是監獄等等，我以為，學朮價值并不高。
記者：您的思想的兩個基點，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儒家經典？
李澤厚：一個是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也說他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哈哈。另一個是中國傳統。我是在中國傳統的基礎上融化康德和馬克思。我也吸收了不少后現代的思想。例如，后現代思潮反對絕對的、先驗的理性，反對像康德、黑格爾那樣的理性。我提出的實用理性，恰恰也是反對絕對先驗的理性。我認為理性是從經驗中提升出來的。這些方面便和后現代有吻合之處，或者說吸納了他們的一些東西。又如，我反對他們的相對主義和反二分法，卻又強調“度”的靈活性和不確定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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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貼子已經被作者於2/9/2008 11:48:04 AM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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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09 1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