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g-->鄭永年

　　奧運會還沒有舉行，但“奧運會之后的中國往何處去？”已經成為流行于國際社會的一個熱點問題。

　　奧運會對中國的整體經濟有些影響，但不是很大。中國的經濟崛起主要來自于市場經濟和支持市場經濟運作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由此看來，奧運會之后中國經濟仍然可保持勢頭強勁。

　　經濟學家和國際關系學者看中國問題時關切的是數字。中國迅速擴大的各方面的數據令他們擔憂。國際社會一波又一波的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與一些人單向面地看待中國數字崛起的方法論有很大的關系。

　　但也有很多學者關心中國內部制度建設，從制度建設來審視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威脅”論者剛好相反，他們的結論往往就是：中國是一個“脆弱的大國”。在他們看來，中國可能并不像人們所想象中的那樣的強大。經濟高速發展創造了美麗的數字，但在這些數字背后，中國的各方面隱藏著深刻的制度危機。

　　所謂的深刻的危機并不是人們日常所討論的發生于中國社會的群體事件和官員腐敗等現象，也不是指中國的制度應付這些日常危機現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臨深刻危機的時候，中國現存的制度能否有效應付和消化。無疑，對很多人來說，處理和應付深刻危機的能力是檢驗中國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沙斯）危機”成了人們檢驗中國是否是一個脆弱大國的機會。今年年初的雪災危機再次提供了這樣一個檢驗機會。的確，從這次危機中，中國各方面的制度暴露無遺，表現在國家制度的硬件實施到人民的心理狀態各個方面。

基礎設施須作長遠考慮

　　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必須具備一整套有效的基礎硬件設施，包括以鐵路，空運和高速公路為主的交通運輸、電力網、水壩、能源供應系統、水源供應、通信網絡、醫療衛生等等。

　　對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考量必須是長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礎設施上百年的都完好無損。這樣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只有近代國家才有能力動員大量的資源來建設這樣的基礎設施。當然，另一方面，這樣的基礎設施也就成為了近代國家的硬件基礎。

　中國的基礎設施非常脆弱。在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上，中國往往采用的是滾動式發展，有多少錢，就建相應質量的硬設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錢，再考慮提升基礎設施的質量。這樣就造成了諸多負面的效果。
　　其一是修修補補，質量不牢*。其二是基礎設施的區域分割非常嚴重。基礎設施盡管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但實際上被各個公司和地方分割。

　　其三是建設基礎設施時較少考慮到自然災害。不像西方那樣，在建設基礎實施的時候，總會考量到各種災害，甚至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災害，從而預備好在危機的時候的替代的設施。

　　其四，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很少考慮到戰爭的因素。除了三峽大壩，因為各種因素，可能對戰爭的因素有所考量，其他的基礎設施可能都很少考慮到戰爭因素。如果遇到“敵國”有計划的攻擊，中國的基礎設施很容易癱瘓。

　　如同“非典危機”，雪災也暴露了中國行政系統的脆弱。這次危機如果不是中央政府親自干預，使用戰爭動員手段，恐怕結果會更加糟糕。中央部署數萬軍警來清理道路，為數百萬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這里一方面體現了中國制度上的優勢，中央領導一經介入，制度就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沒有感覺到直接的壓力。

過分集權造成對中央的依賴

　　中國的體制在理論上過分集權，地方政府大多都會依賴中央。在這樣的體制下，一旦遇到戰爭，中國的整個行政系統很容易被癱瘓。高度集權反而導致了中國行政系統的弊端。

　　這種弊端在毛澤東時代是通過分權來處理的。毛澤東在世時，甚至考慮過在中國實行聯邦制度，進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權，讓地方擁有更大的自主權來對付各種緊急情況。

　　毛澤東的這些思想來自其戰爭經驗。在戰爭期間，毛澤東讓各地區的指揮者具有很大自主權，即軍事指揮權。解放后，毛澤東有實行大區制度。但后來當中央權力受到挑戰之后，毛澤東廢除了大區制度。很顯然，今天這些思想對建立一個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與此相關，雪災也暴露了中國跨省市、跨部門、跨區域和跨行業之間的脆弱協調。中國盡管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但中央政府協調作用非常微弱。中國各省之間的協調遠遠不及歐盟各主權國家之間的協調。
　　也就是說，貌似集權的中央政府的協調能力在一些方面還不如歐盟。部門之間、省級之間和各種跨組織之間的合作几乎很難實現。一旦災難來臨，各個組織各自為政，表現出極度的自私。

　　因為中國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確的責任制度，平常也沒有什么機制來整合這些不同的部門，在災難面前必然很難協調。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社會對各種危機缺少有效防范意識。在危機面前，社會大多都需要依*自治。

　　很簡單，任何國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顧到社會的各個成員。這要求社會成員具有高度的危機意識。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識，中東國家的戰亂意識等等。但中國人缺少危機意識。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連續發展，人們的危機意識蕩然無存。

　　農村還好，因為農民很少依*政府而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機意識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創新

　　中國以往數十年的GDP主義造就了各級官員的數字崇拜。經濟數據的確很重要，但必須對經濟數據作制度甚至是哲學的思考。如果把經濟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機就會接踵而至。

　　世界歷史發展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國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發表了《世界經濟千年史》報告。報告表明，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最大份額，達到世界總額的32.9%。就是說，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真正的經濟強國。可惜的是，西方勢力進入中國的過程也就是中國的急速衰落的過程。

　　應當意識到的是，近代中國的衰落并不是僅僅是因為人們一般認為的朝廷的腐敗、出賣國家利益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制度創新。一旦當總體國家制度缺少了國際競爭能力，那么國家的衰落就變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場制度的確立，釋放了無限的勞動生產力。但更為重要的是基本國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確立，那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主義基礎之上的民族國家制度。
　　民族主義表現在外部事務的國家主權原則和表現在內部事務的人民主權原則。這種國家形式一旦產生，就具有了無限的組織能力，對內部包括經濟和社會之內的各種資源進行有效的組織。而內部的組織又導致了無限的外部擴張能力。

　　誠如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只不過是其內部民族主義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國的傳統國家形式在內的世界上其他任何類型的國家形式都無法與產生與西歐的民族國家相競爭。

　　國家制度創新應當再次成為今天的中國人所思考的核心問題。中國領導層近年來一直在呼吁制度創新，這非常及時。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倡導政治改革，一方面來鞏固經濟改革已經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

　　鄧小平的邏輯也適用于中國的崛起。如果中國不能建設有效的國家制度，那么很可能會維持在一些西方學者所說的一個“脆弱的大國”的水平。而國家制度建設則是政治改革的最核心。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