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揚先生死了，國人在緬懷。我對柏揚先生並不算熟悉，唯獨對那一聲震耳發聵的“丑陋”，卻有著一種難以言說的情感。柏揚死了，很可惜，這是當代中國文壇的損失，亦是中華民族精神世界的損失。但更值得嘆惋的是，柏楊之後，誰還敢憑著一顆心，一支筆，喊出第二聲“丑陋”，痛斥這個仍“不可一世”的中華民族？

　　 也就是在二十多年前，《丑陋的中國人》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國人因為這本書，認識了一個身居台灣島，卻心攬華夏的作家和思想家。也重新認識了一個從封建制度下脫身不久，正急劇蛻變著迎接新生的中國。中國人是丑陋的，這種念頭不是隨便什麼人都敢在筆尖處肆意流露的。一個龐大的民族，在兩千多年封建中滋養出的強烈自豪感，已經成為了一種精神信仰。在社會的轉型期中，學者們可以大書特書制度上的不是，經濟上的落後，卻唯獨不敢輕易越國民性這一雷池一步。因為這個雷池，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痛處。越過這雷池的，不是沒有。梁啟超，胡適，魯迅等等，這些人物都能算上。只是時代不同，亂世時國民尚于生死存亡處不知所措，難以顧及這些看似虛渺的上層建築。而幾十年後的那個時代，民心已定，國人開始了思想文化上的全民性轉型。這個時候，脆弱而敏感的國人畏懼激進的全盤西化，也害怕漸進的文化改良的心理顯露無疑。對中國優越論仍抱幻想的國人，更多的是希望能夠固守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希望以“中學為體”在思想文化上繼續培植民族優越感。而就在這種隱藏著巨變的微妙格局下，柏楊扔出了一只筆，重重的砸在了國人封閉的腦殼上。

　　痛，是必然的。不痛何以思變？如果沒有一人，敢在覆蓋全民族的幻想中，用話鋒和筆尖捅破這層脆弱的紙。那麼這個民族，又何以從清醒的人身上看到一個糊涂的自己？

　　這是一個危險的訊號。一個敢以中國人的身份回望中國人、痛斥中國人的斗士的死，不僅是一種遺憾，更是一種悲哀。中國並不缺少教授學者與精英知識分子，唯獨這種如斗士一般敢為人所不為的，太少了。柏楊的死，並不代表這一種文化反思的結束，但卻留給了我們一個沉重的問題︰中國人，還容得下第二個柏楊嗎？

　　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會，是的，會。每個人都可以清清楚楚的告訴我，會。誰都會點頭，只可惜，內心里潛在的抗拒，才是文化反思最大的阻力。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因為他懂得創造。而中華民族也是一個卑微的民族，因為他沉浸于自己那些時候的創造。兩千多年的封建，屈辱的近代史，都是中國人的傷疤。中國人不敢揭，不敢用“藥”來讓它愈合，反而寄希望于掩藏這個傷口。柏楊先生刺痛過這個傷口，中國人民族性的另一面讓他們接受了這種反省。然而，我們卻無法預料，會不會出現另一個柏楊，會不會有第二次見血的反思？這些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無法回答的。

　　柏楊身後的中國，並沒有因柏楊的斗爭而改變多少。舊國民性的車軌仍是國人精神上的秩序。極端的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變相的沙文主義，仍左右著國人的一舉一動。我們仍然沒能把寬容博大的一面呈現給世界。我還記得曾經在圖書館里翻到過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當時的感覺很復雜，是鄙夷亦是憤懣。借柏楊先生的影響力，為沙文主義打掩護，以一個尚未達自知之明的中國人的身份公然斥責日本人是“丑陋的”，這是一種何等可恥的文化攻擊。的確，一句話，一本書，可能表達的只是作者的一己之見。但這同樣刺眼的“丑陋”，暴露出的卻是國人自己不為人所知的“丑陋”國民性的一面。而如今，我們一談到日本文化，仍離不開野蠻、落後等污辱性的詞匯。撇開一個民族有什麼資格攻擊另一個民族的文化這一點不談，單就這種強烈的自我中心主義和對他國文化的不尊重，就可以看到文化反思在國人思想上的未卜前程。柏楊先生未能完成的，誰來繼續呢？

　　柏楊的死，是遺憾，亦是警示。柏楊先生累了，于是這為傳統文化的游擊戰士撒手而去。可是他留下的事業，卻始終是懸在國人心頭的重擔。要緬懷柏楊先生，我想不必多言悼念，捫心自問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