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產階層政治參與啟示
台灣中產階層政治參與啟示 [陳子帛]
對于台灣正在進行的反貪倒扁運動,北京一直保持理性的靜默。迄今為止,只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公開表態。
一是溫家寶總理在芬蘭訪問時首度開腔,只有淡淡的一句“這是應該由台灣人自己解決的問題”,但透露出北京對倒扁運動的政策基調﹔二是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在答問時指出,大陸“不愿見到不幸事件的發生”,希望台灣社會安寧、經濟發展、民眾安居樂業﹔三是國台辦主任陳云林再度訪美并警告,北京憂心陷入絕境的陳水扁可能會采取極端措施,讓兩岸關系再起波瀾,盼美勿坐視﹔四是北京智庫學者表示,倒扁運動失控的可能性不大。
北京冷靜面對最新局勢
歸納而言,北京不干預,也不希望出現失控亂局,更不希望台灣的公權力完全喪失,最大的擔心是陳水扁在憲改問題上鋌而走險。其基本的思考傾向是,失控的可能性不大。只要不觸及《反分裂國家法》的底線,北京不愿意主動或被動卷入只涉及台灣內部政局的事務。
對此,我們曾經做出了正面評價。但是,為什么北京會有如此冷靜的研判和對應呢?
首先,大陸制定反分裂法之后,對台政策出現了重大戰略調整。“胡四點”出台,連宋相繼訪問大陸,兩岸除政治之外的交流持續熱絡,雙方綜合實力此消彼長,加上中共對台決策和執行系統轉換思維觀念,實事求是精神的回歸,都使得北京此次可以自信、穩健、從容、冷靜地面對台灣局勢。
其次,對于華人社會的民主化進程,中國大陸諸多研究機構、學者專家,還處于學習觀摩的階段。決策當局對港台社會轉型中的諸多現象,在理論和經驗上都還比較陌生,甚至還有觀念上的抵觸。
在高度發達的資訊傳播條件下,北京涉台部門以及學者專家,對台灣資訊的獲得遠比以往直接和快捷。盡管電視和平面媒體的報道未必能全面反應政治動態,但至少可以觸摸到反貪倒扁運動的實質。
再次,筆者曾經在不同場合主張,應構建中國軟實力或者“中華軟實力”的內涵。北京不能對港台社會的變遷以及民主化的經驗教訓采取視而不見、避而不談或言不及義的解讀。香港的法治以及相對公正的營商環境在回歸近十年之后,并沒有出現退步﹔台灣在過去近二十年的民主化轉型過程中,不僅促使政治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同時也促使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和能量獲得了極大的釋放。
社會中最溫和的力量
我們可以盡情嘲弄和批評港人參與政治的稚嫩和笨拙,但卻不能否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過程中的守法與透明﹔我們盡可以將台灣民主政治中的粗糙、民粹主義、暴民政治的傾向視為反面教材,但無法徹底否認的是,不論在香港還是在台灣,中產階層參政的基本元素在不斷彰顯,并且已經構成了公民社會的基本特色。這個特色早在2004年香港七一大游行中就已充分表現,此次在台北的凱達格蘭大道也正在凸顯。
台灣是中國人社會或者華人社會民主化實踐的先行者,人們期待這次由中產階層為核心的反貪倒扁運動,能夠自始自終在和平、有序、自覺、自律、非暴力的氛圍下進行。
在和平、守法方面,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也許是值得肯定的經驗。但台灣這次倒扁運動,其實也是城市中產階層的政治性格。與以往的政治抗爭不一樣的是,這次沒有任何政黨的組織動員,大多是自發參與,,不再是單一的、以政治沖突和對決為職志的中壯年,而是上班族、退休人士、家庭主婦、年輕辣妹、穿著制服的公職人員、中學生,甚至是帶著小孩的母親。
他們是社會上最溫和的一群人,正在以自發、自覺、和平和守法的方式,呈現公民社會最積極的性格。從某個角度看,這也突出了台灣民主轉型所取得的進步。可以說,凱達格蘭大道上反貪倒扁運動,包括9月15日的圍城之戰,是台灣政治的重要界碑。
港台政治進程提供諸多參考
在台灣戰后政治史上,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從1979年高雄事件,到80年代中后期風起云涌的民主運動,一直到90年代初期的“野百合”學運、2000年以來的几次大規模抗爭,都沒有出現大規模流血沖突,也未曾出現過類似韓國、菲律賓、印尼、尼泊爾、泰國等亞洲地區軍人干政和暴民政治的現象。在台灣,這些現象似乎都缺乏隨時發生的基本條件。
細心的觀察家注意到,大陸媒體這次倒扁運動的報道尺度,出現了極為有趣且細微的區隔:突出的是倒扁,忽略的是反貪。其中的意涵,值得細嚼。
2004年7月1日,香港50萬人冒著酷暑,和平地表達了對董建華施政的不滿,促使董建華提前離職﹔2006年9月9日,台灣百萬人走上街頭反貪腐倒扁。雖然組織者或許有深層的考量和意圖,但如果也能促使陳水扁提前交出權力,那就將再次証明兩岸三地的中國人社會,是可以根據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條件,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參與政治的目標,并在有序守法基礎上,維護公民正當權益、扼制無能貪瀆等不法行為。
對于其他地區的主政者,台灣和香港中產階層以、市民大眾自覺參與政治的表現,可以參考和借鑒之處甚多。這是筆者在台北現場持續觀察之后的感受。也許是一家之言,但可以拋磚引玉,以便所有關心中國前途和命運的讀者諸君繼續深思。
﹒作者是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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