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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郎咸平：政府可考慮直接發錢刺激消費

2008/12/25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証券日報

　　每人發1000元，為什么不可以？

　　日前，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在太原舉行的“2008山西中小企業與民營經濟高峰論壇”上發表演講時稱：在國內產能過剩和國際金融風暴沖擊下，我國要刺激經濟，僅依*簡單的基礎建設投資無法實現。只有通過刺激消費需求，把眾多中小企業救活，才能取得長期效果。

　　郎咸平分析，中國刺激經濟的4萬億投資可能會再次流向以拉動GDP增長為主的基礎建設項目中去，老百姓很難從中直接受益，從而難以刺激消費。在此情況下，政府可考慮用直接給老百姓發錢的辦法，短期內刺激人們消費。這與近日《証券日報》的民主建言“給每人發1000元，為什么不可以”觀點相近。

　　郎咸平把中國經濟困境的主要原因歸結于制造業的衰退。他認為，由于“二元經濟”造成的中小企業“銀商關系”環境惡化，沉重打擊了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中國制造業。中國的GDP每年保持10%的增長，主要*基礎設施建設來拉動，因此導致部分產業過冷或過熱，形成“二元經濟”環境。過熱的行業如鋼鐵、水泥等每年增長率都保持在30%以上，而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制造業得不到國家的重視，企業資金鏈緊張、融資困難。連續的宏觀調控下大量收縮資本流動性，加上原材料上漲、勞動法等因素，使得民營企業更加艱難，導致部分制造業商人進入到熱門的地產等行業，致使過冷行業的資金環境更加惡化。并且，長期的招商引資也造成了我國制造業產能過剩，35%的過剩產能要依*歐美國家的泡沫消費，同時使中國工商鏈條和歐美工商鏈條挂鉤。現在由于全球金融危機，導致歐美國家對中國產品的消費需求削弱，使得我國制造業完全陷入困境。(記者趙瑞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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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6 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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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只是时间问题

2008/12/24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香港中通社报道，著名经济学家易宪容23日在香港表示，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是个必然，只是时间问题。

　　易宪容23日在香港出席“中资企业和中国改革开放”高峰论坛时指出，要发展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香港是最好地方，可以推动内地金融市场改革，而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无论对香港和内地都是好事。

　　身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估计，明年人民币汇价可能贬值5%或以下，主要视乎美元表现。他估计明年美元将会升值，主要由于其他经济体表现较差，美元将发挥资金避难所作用。

　　易宪容认为，内地不会出现通缩，估计明年通胀率在2%至4%之间，虽然受金融海啸冲击，而他预期中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8%至9%之间。

　　易宪容建议内地外汇储备吸纳香港H股，他认为A股及H股已连成一线，股市下跌对经济影响也大，而且动用外汇储备较实行“港股直通车”可取，因为可以避免利益冲突。

　　对于中央政府日前提出的多项支持香港措施，易宪容认为对香港有一定的帮助。他指出，香港目前的核心问题是对国内不太了解。他认为，尤其是内地的发展趋势，香港要多了解。“香港首先要和广东深圳先融合起来，要多动脑筋，想想怎么样对香港最好，现在香港没有去做大范围的研究，只是一些短期想法和短期行为，有些政策在短期内很好，但一两年后，负面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应该有更多的全盘规划。”(记者罗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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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6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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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樓

當年驚心動魄的內地居民逃港潮

2008/12/25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文史精華

<--sk-->　<--sk-->　為數眾多的內地民眾偷渡外逃到香港，歷來是廣東的一個特殊問題。

　　歷史上由于國內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錯誤政策，加上三年大飢荒時期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經濟停滯倒退，人民生活得不到應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廣東曾連續發生民眾偷渡逃亡到香港、澳門事件。據統計，從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發生逃亡56.5萬多人，逃出14.68萬多人。為了遏制逃亡風潮，廣東全省在省委的統一領導下，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續不斷地進行反逃亡斗爭，但效果有限。

　　一

　　自1954年后，嚴重的逃港事件有兩次，第一次發生在1962年。

　　進入60年代以后，大躍進的惡果全面迸發。當時珠三角一帶的民眾糧食短缺，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然而，國內政府出于政治考慮，一度下令禁止郵包入境。人們沒有飯吃，自然就尋思著往外跑，從某種意義上講，逃亡完全是形勢逼出來的。

　　1962年初，夏暦新年剛過，成群結隊的內地居民開始非法越過陸路邊境，進入香港。這些試圖闖關的人，主要來自廣東境內的廣州、惠陽、東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從外省聞風跟來的，省籍遍及12個省區。逃港的高潮發生在那年的5月份，因此，當時的香港媒體有"五月大逃亡"之說。據記載，單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五千多人，由新界邊界剪破鐵絲網涌入香港。5月下旬，邊境線重新封鎖，大規模闖關是不行了，但逃亡活動并沒有停止，而作為話題更是長盛不衰。廣州的大街小巷到處都在談偷渡，誰個成功了，那個失敗了﹔該怎么准備，如何行事﹔有何經驗、教訓等等，總之，可談的東西甚多，而且是半公開地談，無所顧忌地談。

　　當時在廣東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種﹔按路線，則有東線、西線之別。從陸上偷渡要到邊界，翻越鐵絲網，闖過禁區，而這一地帶正是雙方防衛的重點。內地這邊有邊防部隊日夜巡邏，還有令人恐懼的警犬。香港那邊沿鐵絲網有公路，每隔一段距離有探照燈，不斷掃視，后來鐵絲網更裝上先進的感應裝置，一觸網就會被發現。總之陸路偷渡艱難又危險，只有年輕人才有此勇氣。

　　泅渡，就是從海上游過去，這要水性好。雖說逃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但大海中游泳危險很大，溺水身亡的事時有發生，于是就有人發明了在珠江里練兵。據老人們回憶，在那個時代的廣州，民眾常常自發去珠江中練習游泳，其目的就是為了在日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童從小便被家人灌輸"好好練身體，日后去香港"之類的思想。

　　陸上越"網"，海上破浪，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兒童婦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對而言較安全，但帶有集團性質，出了事問題較嚴重，而且要付一筆不小的費用，但為了逃港也只有在所不惜了。

　　當時對逃亡者打擊制裁異常嚴厲。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官方都視為"叛國投敵罪"，抓到就處以重刑﹔成功偷渡，其家屬則會受到牽連，即使離婚划清界限，本人和子女的政治前途也說一片漆黑。然而逃港成功者在安定之后，給內地親戚寄來的花花綠綠的港鈔，回鄉探親帶回的大大小小的禮品，卻讓物質生活極毒貧乏的內地民眾羨慕不已，更勾起了他們鋌而走險的欲望，于是，偷渡之風屢禁不止。打量民眾通過各種方式擁向邊境地區，冒著生命危險，偷越邊界線前往香港。在深圳，還曾經出現逃亡者毆打當地民兵、公安和邊防部隊士兵，強沖邊境等重大事件。

　　到了文革期間，逃港之風有增無減。一些飽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偷渡行列。著名音樂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因飽受凌辱，鋌而走險乘船逃離內地，偷渡到香港，然后祕密轉道赴美國。1967年1月19日全港報紙頭版報道了這一消息。不久一場已廣州知青為主體、長達十年的逃港浪潮拉開了序幕。這些被發配到窮鄉僻壤的知識青年，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都極度貧困，他們不堪忍受精神與身體的困苦，不顧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畢竟說少數，多數被逮住或者被港方發現遣返，押送到各地的收容所，勞教几個月再通知單位或家屬領人。收容勞教的人實在太多了，廣州沙河收容所每天出入就有上百人，全是些20歲上下"要錢沒錢，要命有一條"的知青，其中還有些已經逃亡過七八次。當局拿他們也沒辦法，只能關上几天，剃個光頭放人。

　　二

　　第二次嚴重的逃港時間發生在文革剛剛結束的1976年至1980年，前后有4年時間。

　　20世紀70年代末期，隨著文革的結束，中國大陸的民眾從極端的政治高壓下解脫出來。在沿海一帶，人們通過境外的親朋好友接觸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階級斗爭的枷鎖開始松懈，一種前所未有的躁動在民間浮現出來。從1976年開始，逃港的重大事件和人數逐年大幅度增加，并于在1978年、1979年達到高潮。

　　與文革期間相比，此時逃港的群體更為廣泛，不少普通市民、基層干部，甚至一些十多歲的中學生都加入了這個隊伍。在珠三角很多地方，逃亡成為公開的祕密。哪家有人逃亡成功，嫁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者會大擺宴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番禺縣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已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逃亡事件，他們乘船逃亡之時，竟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踐行。惠陽縣的澳頭公社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個月就有112人逃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成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余5名都逃亡去了香港。由于逃港人員動輒數十人上百人一伙，因此，在逃亡遭遇阻礙或是無望之時，急紅了眼的逃亡者，往往便會強行組織闖關，有的還搶奪邊防人員的槍支，攻擊任何阻止他們逃亡的人。

　　此次的逃港風潮越鬧越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關注。高層震驚，廣東省委趕緊從各地抽調萬名官兵到寶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

　　大批民眾逃亡，給收容遣送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1979年1月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便超過10萬人（包括香港送回的），比1978年全年收容總數增加了一倍。深圳收容站原設計日收容量只有600人，東莞樟木頭收容站日收容量也只有400人。而收容人數最高的一天，樟木頭收容站達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達到2500多人。致使收容站嚴重超員，擁擠不堪，生活設施無法適應，衛生條件也極為糟糕。

　　與此同時，由于香港的工業化高潮接近尾聲，勞動力需求開始回落，加上大量的非法移民進來以后，又產生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徒然增加的既無工作、又無生活來源的逃亡者，給香港的治安帶來諸多麻煩，因此香港方面也不得不嚴陣以待。他們在邊境一線成立了軍警聯合指揮部，出動了部隊，直升機和軍艦晝夜巡邏，并宣布取消實行多年的抵壘政策，轉為實行即捕即解。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遣送回的逃亡者就有3.3萬多人，為過去四年多來遣送人數的3倍，有時一天就送回一千多人。

　　在粵港雙方的共同努力下，這次大規模的逃港活動暫時被壓制下去。

　　三十多年間，數十萬的內地逃亡者進入香港，成為一支重要的廉價勞力軍，及時緩解了香港在經濟騰飛時期所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不少逃亡者在香港立足之后，從社會最底層做起，艱苦奮斗，不僅慢慢融入主流社會，而且成就了很多財富神話。有人曾統計，在排名前100名的香港富豪中，有40多名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從內地移民過去的，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非法移民。曾憲梓、黎智英等人的財富之路，就是從那個時代到香港開始的。

　　三

　　廣東出現的逃亡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經濟原因。

　　1977年11月，剛剛復出的鄧小平視察的第一站定在廣東。廣東省主要領導向他匯報，講到港澳邊境地區偷渡風猖獗，邊防部隊防不勝防。鄧小平聽了，沒有批評誰，平靜地對大家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他強調要發展經濟。鄧小平指出："生產生活搞好了，還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看來，這位后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早已敏銳地認識到，逃港問題的實質不在于民眾"覺悟"不高，也不在于資產階級的誘惑，而在于左傾錯誤路線所導致的國民經濟凋敝，以及由這種凋敝所帶來的民生的艱難和痛苦。

　　當時，香港與內地生活水平差距實在是太懸殊，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均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的年均收入確實1.3萬港幣，相差几乎是一百倍。

　　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后，大批華僑和港澳台同胞回國探親觀光，他們同內地親友和民眾廣泛接觸，并帶進來大批內地緊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這些都產生了極大的誘惑力。當時，在廣東民眾中，有無華僑或港澳關系，生活條件形成明顯的對比。有海外關系的民眾由于有僑匯，可以買到國內緊缺的商品，生活就會比一般民眾好得多﹔因此在一些地區，普遍流傳著"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說法。

　　1978年7月，剛剛到廣東任第二書記的習仲勛第一次視察，就來到了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他考察羅芳、蓮塘之后，來到沙頭角。在那條獨特的中英街，習仲勛看見几塊豎在街中間的石頭，把一條窄窄的街道一分為二，粵港兩邊貧富懸殊，對比非常鮮明。香港那邊車水馬龍，人們忙忙碌碌，顯得繁華熱鬧。而屬寶安這邊卻是破破爛爛，很多荒地雜草叢生，顯得蕭條冷落。很多老百姓都過境買東西，不少人過去了就不再回來。面對如此強烈的對比，習仲勛內心受到極大的震撼。他說："解放那么長時間，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

　　當天晚上，習仲勛來到了蓮塘臨時收容站，看到里面關著許多被抓住的逃亡者，就問其中的一個："社會主義那么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仆，受人剝削？"

　　那個逃亡的人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站在一邊的寶安縣委書記方苞告訴習仲勛，有很多逃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錢回來，家里人一兩年后就可以蓋新房。

　　為了加強深圳的反外逃工作，寶安縣委在縣委黨校舉辦了一個學習班，把200多個外逃情況嚴重地區的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召集起來學習。習仲勛聽說此事，就找了20多個正在黨校學習的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進行座談。

　　習仲勛問："你們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給你們糧食。"

　　答曰："不行，留不住。"

　　習仲勛詢問福永公社鳳凰大隊支部書記文福祥："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

　　文福祥回答："香港那邊比我們好。"

　　"好在哪？"

　　文福祥說："第一，我們這里世世代代面朝黃土背朝天，農民一輩子都是當農民，不僅如此，子子孫孫都還只能做農民。香港那邊不一樣，能從事很多職業，東家不做做西家，還能當工人。第二，那邊東西多，什么都有的買。第三，那邊掙錢多，買東西便宜。我們這里分配低，又買不到東西。所以老百姓都說那邊好。"

　　習仲勛對社會主義充滿感情，聽到文福祥這樣說，怒火萬丈，連連責問："你怎么有這樣的思想？你是什么時候入的黨？你是什么出身？當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糧任務完成沒有？"

　　文福祥如實答道："我家代代貧農。我在土地改革時就出來了，公余糧任務年年超額完成。"

　　方苞趕緊插話："文書記是一個好書記。每年開全年大會時我們都給他授獎的，他是我們縣里最好的支部書記之一。"

　　習仲勛聽了才逐漸平靜下來，氣氛也緩和了。這次視察對習仲勛觸動很大，使他真正親身看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發展經濟、縮小與香港差距的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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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6 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