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應從底層做起

[韓方明]　

　　中共在六中全會上提出“構建和諧社會”，這是個重大的戰略命題，目的是要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平等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

　　和諧的基礎在于社會的公平，但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以為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各個群體之間已經積怨不淺。尤其是長期以來，農民、民工等群體被排除在福利保障體系之外，被當成社會底層的“另類多數人”，如何讓他們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并非是一句口號就能解決的。

　　五十多年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理論上一直追求平等的理想，但現在的現實與此距離很遙遠。在發展經濟的初級階段，基本的指導思想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卻沒有想過沒有富起來的大部分人該怎么辦。

處在現代文明邊緣的群體

　　由于地區差異和規划不協調，加上財富再分配的機制不健全，導致財富和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出現了日益嚴重的分化，激化著社會矛盾。這一方面加劇了“仇富心態”，另一方面也導致“虐貧”事件層出不窮。

　　比如，各地“血汗工廠”對工人的虐待、煤礦里的草菅人命，還有因業主欠薪而激起民工報復事件，都在不停地提醒各級當政者，雖然社會財富增加了，但沒有合理的再分配機制，結果一定會是不和諧。

　　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分析城市社會不平等現象時指出：“對居住在洛杉磯的窮人和底層群體來說，城市已經變得無法生活。巴士站的長凳被設計成圓桶形，是為了防止人在上面睡覺﹔公共衛生間的數量比北美任何城市都少﹔多數公園里都安裝了洒水設備，這是為了防止無家可歸者在公園里露宿。然而，通過定期清理和沒收臨時棚屋，他們已經有效地制造了一批城市游牧民。”遺憾的是，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各地，包括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和特區同樣存在。

　　一邊是享受著高度物質和精神文明的市民，一邊是被現代文明遺忘的“*民”。這兩個群體雖然近在咫尺，但實際上卻相距天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互不往來，互不信任。那些有著優越感的城市人，那些有一點權力的當政者，永遠把這些社會底層人當作“入侵者”來防范。這樣的社會如何迎來和諧？

　　在重慶，在同一條街，搭乘同一輛三輪車，三名中學女生同遭車禍喪生。三個家庭體味著同樣的悲痛，但其中一名農村家庭所獲得的賠償，卻不及城市同學的一半。同人不同命，命價居然成了商品！

　　在北京順義區，正在看色情光碟的民工為了逃避警方檢查，二十余人跌入六米深的化糞池，二人死亡。警方查處非法，當然沒有錯，可是這座城市的管理者，是否關心過這些民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有政策歧視就無和諧社會

　　民工們出門在外，吃住都非常簡陋，能賺的都是一些血汗錢。而且，就是這一點錢也經常被克扣。能帶妻兒老小租房同住的是少數，相當多農民工都處于一種性壓抑狀態。社會和政府若真正按照“以人為本”的理念行事，來善待社會底層人，關心他們的生活，那才算得上真正用行動構建和諧。

　　在深圳，筆者參觀過一些不種地的農村和不打魚的漁村，在宅基地和農田上建成的廠房使居民們成為新興的“地主”、新時代的“食利階層”。除了坐收房租或地租，很多人已經一無所長，沒有技能、沒有文化。一些富裕起來的居民不思進取，只顧打牌、嫖*、吸毒、縱容子女享樂，精神空虛，無所寄托。

　　而與此同時，本地人與外來人口之間的矛盾日漸加深。對外來人口的歧視性政策，是引起外來人口反感和敵視的主要原因。小小一個村落，數萬名外來工只有每月700元最低工資的保障，生存環境惡劣，沒有平等參與公共事務、接受公共服務的機會。如此，和諧如何來?

　　筆者認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首要問題是公民權的平等和社會的正義與民主。有些人，包括官員在內，抱怨農民的素質低，但他們又何曾給過農民和民工向城市人看齊的機會？

　　因此，打破戶籍制度的約束和局限是當務之急。讓城鄉居民和不同地區的人口都有平等的權利，特別是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這樣才能使他們融入到自己所在的社區，才能消除人為的隔閡，才能消彌社會發展不均所造成的裂痕。

　　無論任何人，其誠實的勞動都應受到充分的尊重。中國應該從法律、政策和施政等層面，對每一個勞動者的基本人權負起責任。這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應該具備的基本條件。 <--BEGIN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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