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應該是多元的

[陳冰] (2006-03-07)

<--STARTIMU--> 　　中國目前正在掀起反思改革的辯論，民間有“改革是既得利益團體的改革”之抱怨，評論界有“改革再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之憂思，地方官員有“行政十弊”的反省，中央高層有“決不能犯下歷史性錯誤的警報”。雖然各方角度不同，但共同聚焦在一個點上：如何實現社會和諧。

　　和諧的社會，必定是一個多元化社會。在任何利益團體都不可能一枝獨秀、一權獨大的制衡機制下，“共識也就是常識”便成為國家政治的軸心，社會便能實現和諧。

　　中國現時代的不和諧因素，很大程度上可能歸結于社會的二元性質，即崇權與拜金。體制內的人全力爭權，體制外的人極力掙錢，衍生出的是浮躁情緒、極端主義、貧富分化和富人窮人皆缺乏安全感。

　　社會多元化的“元”，更多地是指人生價值觀的多樣性，是說人們對成功、幸福的含義有不同的理解和彼此的尊重，對生命價值的追求有多種途徑，有各奔前程的余地。社會分工細微、職業種類繁多但價值觀單一的社會，并不是多元社會。沒有人會把1911年以前的中國和文革時期的中國說成是多元社會，原因在此。

　　把大眾從追求權與錢的小道上疏散開來，滋育更丰富的人生價值觀，也許是建構和諧社會的關鍵。換句話說，就是要實現從二元社會到多元社會的轉變。

　　不和諧出自二元價值

　　從1978年以前“政治挂帥”的一元社會，到“向權*”和“向錢看”并列的二元社會的轉變，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成果之一，不僅促使全社會接受了市場經濟理念，消除了“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反智現象，也把中國的經濟推向“超英趕美”的崛起航道上，人間煙火復歸中華大地。

　　不過，二元價值觀現在似乎已走到極限，開始成為社會不和諧的誘因。當權和錢成為檢驗“成功”的唯一標准后，人們便你推我擠地奔波于“仕途”和“錢途”兩條小徑上。

　　這兩條小道的容納量相當有限，能夠如愿的人更是少數，大部分人似乎都有“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焦慮感。有種說法很普遍，如果40歲左右還沒升到黨政處級、沒達到管理中層、仍在從事專業工作的話，往往被視為“沒什么前途了”。如此單調且苛刻的價值取向，擠壓出的自然是浮躁的汗水閃閃。一個浮躁氣溫高的社會，難免出現這樣那樣的暈頭現象。

　　體制內的暈頭現象，表現在“媚上”和“霸權”上。無論在行政系統，還是在教育、醫療、國有企業等“公家”領域，升官是多數人的第一志愿。上級領導決定升遷的制度，帶出的是“媚上”風氣：讓領導滿意，替領導擦鞋，為琢磨領導意圖而提前禿頂早生白發在所不辭，甚至提著錢買官過把癮。

　　道德風氣被毒化

　　與此同時，面對虎視眈眈的后進者，當權者又以“霸權”方式維護既得利益，比如上級拿下級的權，正職攬副職的權，行政機關取事業單位和企業的權，其結果是人脈的重要性高于政令法律，私利的秤砣重過公益，從政為官的沖動超過執政為民，法律式微、政令變形、腐敗串聯就在所難免。用溫家寶總理的話說是，“毒化政風、行風和社會風氣”。

　　體制外的暈頭現象，則表現為“為錢而敢于裸體”。為富者不仁也罷，可怕的是赤裸裸地不顧人命“挖錢”，如挖煤開礦而無安全保障，不顧國法“搶錢”，例如給勞工欠薪實質上是搶劫，不顧人道“ 詐錢”，如收保護費、管理費而不提供相應的服務﹔為窮者無禮可以諒解，但從笑貧不笑*發展到笑貧不笑偷就很難讓人同情。

　　當然，最隱蔽的暈頭現象是權和錢交匯時的“霸道”。權錢交易而生腐敗不易被察覺，以法律授權或職業特權來為集體謀利更難識別。比如教育上的亂收費、醫療上的高收費、土地買賣中的高收低支，都是為了“集體”但不是為了“大眾”著想的霸道行徑，把公共職責變相成部門謀利渠道，把執法之途演變成生財之道。只有高費學校、天價醫院成為弱勢群體望而生畏的“鬼門關”時，人們才意識到其對社會和諧的殺傷力有多大。

　　很多人都已意識到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安全感下滑、腐敗現象蔓延、教育醫療昂貴、精英和大眾關系緊張等是中國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但似乎沒有完全診斷清楚病因，開出的藥方仍是比較老套的，比如要富人投資慈善，要官員關切百姓疾苦，要城市發善心反哺鄉村。

　　以“正義的沖動”和“道德的感召”來解決新問題，愿望固然善良，卻是極不可*的。從歐洲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唯有多元利益制衡，才能最大限度地聚合社會共識，形成活躍而穩定的和諧，常識因此進入到執政領域。

　　多元制衡才是可*的和諧

　　政治上的寬容，是滋育多元化社會的氧氣﹔讓不同利益者自由表達各自的立場，是多元價值形成的土壤﹔給予不同行業張揚專業特性的自由，則是多元利益制衡的陽光。

　　企業家以追求利潤為首要，環保者以維護人與自然的和善為己任，傳媒人以告訴真相為理想，法官以實現社會公正為追求……不同人群和組織都有其特殊的使命和專業特質，只有讓這些不同道者在充分施展拳腳的基礎上共謀，才能交鋒出共識，形成活躍的制衡，由此妥協出的解決方案一般不會出偏差。

　　英國高校和中國高校一樣存在經費不足問題，不過英國政府在決定把學費提高之前，進行了三年多時間的公開辯論。低收入家庭認為這將迫使自己的孩子放棄上大學﹔中高收入家庭認為這不公平，因為他們已繳納了很多稅，再繳納學費是對自己的盤剝﹔左派政治家認為教育是實現人人平等的前提，應該由國家負擔﹔企業家認為交學費是對個人前途的投資，終身有回報﹔大學校長抱怨經費不足招徠不到世界一流學者，教學質量不高會影響國家的競爭力。

　　各種意見都得到表達，都很有道理，但高校經費不足問題總得解決，最后妥協出了高校收費法案，規定每個學生每年學費1000英鎊提高到3000英鎊，按英國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不算陡峭。其中有很細致的計算方法，比如按照家庭收入確定貸款政策，低收入家庭比中高收入家庭得到的優惠要多一些，貸款20年不能償還可以赦免等等。

　　勞資間的糾紛任何國家都存在，多元社會卻能通過一定程序同時保障勞工的罷工權和雇主的解聘權。在英國，如果雇主不能滿足工人的加薪要求，可以罷工。但是，不能說罷就罷，那會讓雇主措手不及，損害經濟利益。

　　首先，工會必須投票，多數人同意才有罷工的合法性﹔接著，工會把罷工時間和期限通知雇主，給雇主至少兩周時間准備。如果雇主和工會仍不能妥協出解決方案，之后便提交政府來調解。政府無權決定罷工與否，充其量是和事佬。如果政府調解無效，罷工方能進行。罷工期間雇主不發工資，之后雇主才可實施解雇計划或者滿足工人要求。一般來說，工人和雇主在政府調解下都能達成妥協。（二之一） <--BEGIN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