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多麼希望悲劇回歸到其本源、只是作為一種抒發英雄主義情懷的藝術形式，而不是真真切切地在現實中上演，但現實中上演的悲劇往往比藝術家的幻想更為慘烈和悲壯。我們不想詳細回顧富士康今年以來發生的眾所周知的悲劇，也不想提及媒體和公眾賦予這一系列事件的令人反感的 “冠名”，這既殘忍又有不良的示範效應。

如果悲劇總是相似的，而且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共鳴，那麼這個悲劇就不僅僅是富士康的悲劇，而是全社會的悲劇，是經濟的悲劇，也是文化的悲劇，而且都是覆水難收的悲劇。因此，短時間內，要想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單純依*政府和企業的“良心發現”是完全不夠的，正所謂積重難返，只有積極地展開“自救”，才有可能避免悲劇的進一步蔓延。

盡管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口碑並不算好，2006年左右還曾與某財經媒體對簿公堂，但實事求是地講，把矛頭完全指向富士康是草率和無力的。有兩個簡單又殘酷的事實，一是富士康的員工自殺率並不高。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全球每年約有100萬人自殺，每十萬人中約有16人自殺，每40秒約有一人自殺，而1999年中國每十萬人中約有13.9人自殺。據中央電視台援引世界衛生組織的最新報告，2009年這一數字上升到20人左右。據報道，富士康目前在深圳的員工約有30多萬人，其中普工約佔一半左右，不必有些殘酷地詳細計算自殺率，但大致可以判斷富士康的員工自殺率或普工自殺率至多是在全球或全國的平均水平線上。

二是，在民工荒的大背景下，富士康的招工狀況依然良好，這顯示了富士康相比同類企業，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據報道，目前富士康每天需要招工500人左右，招聘現場應聘者絡繹不絕。雖然富士康同大多數代工企業一樣只是把深圳最低工資標準作為普工的基本工資，但富士康2008年的《社會環境責任年報》顯示了富士康起碼還是遵守了《勞動法》，給予普工完善的社保福利（甚至還包括補充醫療保險）。

因此，富士康的悲劇只是中國現階段依*外資、廉價勞動力和加工貿易出口這一經濟模式的悲劇縮影。雖然這一經濟模式有其合理性，也是中國通過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融入全球化的終南捷徑，但這種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就是對勞動力權利和保障的漠視，把勞動力物化為機器和企業追求效率的工具。在標準化和專業分工的作用下，勞動力只是從事重復勞動的“經濟人”，而不是具有七情六欲的“社會人”。這種發軔于上世紀初的古典管理理念，還在21世紀的中國大地上野蠻生長，不能不說是一種人間悲劇。

其實，企業對于員工的關愛，並不僅僅體現在工資和福利上，更多的是如何把員工還原為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在嚴格監督和懲罰體制下的工具，只要管理者拋棄古典管理理論中彌漫的精英主義的“柏拉圖情結”，做到這一點並不難。管理者應該向劉備學習，即使是略顯虛偽的收買人心，也會讓員工有相對的安全感和歸屬感，而這同樣會滿足富士康這類企業所追求的速度或效率，只有讓員工滿意才會讓客戶滿意，否則難免會陷入和豐田一樣的困境。

目前來看，如果政府不拋棄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導的經濟模式，如果企業家沒有一定的自覺，富士康悲劇就不僅僅屬于富士康。富士康還是《財富》500強中排名109位的所謂明星企業，可以想象其他的草根企業對勞動力的壓榨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遺憾的是，經濟模式的轉變和企業家的自覺是逐步演化和進化的，這也意味著要避免類似悲劇的重演需要另闢蹊徑，“高大全”式的道德訴求並不會讓自殺者懸崖勒馬。

一般來說，65歲以上的老年人群體才是自殺的高發人群，他們身體每況愈下，孤獨和無助，容易讓其產生“活夠了”的念頭。但是，中國的自殺群體有年輕化的趨勢，富士康悲劇的主人公年齡都在18-24歲之間，他們中既包括學歷較低的普通打工者，也包括學歷較高的大學生，這說明雖然教育水平的差異可能並非導致自殺悲劇的主要原因。

自殺悲劇的發生可能還是由于中國年輕人在面對社會不公平現象時，缺乏文化關照和宗教情懷。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庭觀”以及大多數宗教都主張“博愛觀”──愛自己更愛他人，這些都可以避免自殺悲劇的誕生。但中國的年輕人，特別是漂流在外的年輕人，遠離了家，也遠離了愛，他們需要在這個越來越原子化的社會重新被凝聚起來，而這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拯救，拯救的同時也是自救，我們不要做一個佔領道德制高點的看客，而忘記了自己的責任。

5月6日結束自己生命的盧新，在2009年富士康的才藝大賽中曾深情款款地演唱了羅大佑的《你的樣子》──“瀟灑的你，將心事化進塵緣中，孤獨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寵。”我們都是造物的恩寵，即使生活有些磨難，有些孤獨，還要瀟灑地活下去，將心事化進塵緣中。世界因樂觀者而改變，因悲觀者而停滯。

（本文作者崔宇是《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專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您可以寫信至yu.cui#dowjones.com與作者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