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華蓋集》中提到兩種人︰喜歡淘汰別人的人和歌頌淘汰別人的人。前一種人平生只有一個大願，就是世上只留他自己，但要有一個美女和一個賣大餅的(最好也是女的)。現在還有這樣的人，他們連賣大餅的都不想要了，比如據《信息時報》昨天報道，“新客家人多贊同設入廣州門檻”，因為賣大餅的太多了，又都是外地人，素質太低，搞出許多社會治安問題來。于是後一種人(往往是學者)出來說，經過他們的研究調查，確確實實有多少多少案件是“外地的”、“低素質的”人跑到我們的城里鬧出來的，于是在全副武裝的城管都不解決問題的時候，就建議抬高進城賣大餅的門檻。

　　 當初我們的父輩都在老家種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時，大家都流過血、出過力。為了保障城里的工業建設，我們的父輩，加上我們自己，又付出了多年的汗水、收獲，甚至受教育的機會。現在城里發展好了，我們回到父輩曾經出力包圍並奪取的城市，突然發現我們已經被定義為“外地人”。遭人白眼也沒什麼，謀不上高樓大廈和城市身份，租住僅供遮風避雨的小屋，賣一些城里人想吃但又懶得做的大餅還不行嗎？有人說，不行，因為我們“素質低”。

　　這是試圖把我們“定義”出去，從而達到“淘汰”的目的。當我們被定義為“外地人”時，我們就不再是完整的“人”，因為必然有“本地人”存在，但卻享受不同的(往往是較多的)權利；當我們被定義為“低素質的人”時，我們也不再是完整的“人”，因為必然有“高素質的人”，理所當然地享受比我們多的利益。更有甚者，這種定義不僅是“屬人的”，而且是“屬地的”。一旦我們被定義了，不僅在人格上低人一等，而且在地域上被門檻攔截。我們不要批評他們“反外地人”、“反低素質的人”，而是要批評他們“反中國人”、“反人本身”，否則，我們就無意中把自己“定義”出去。我們要強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城市必須作出它的貢獻，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全部農村和全部城市的和諧。

　　我們不要輕易“定義”別人，也不能容忍輕易被人“定義”，但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我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把某些人“定義”出去是必要的？比如邱興華，我們猶疑于要不要給他做鑒定，就是吃不準要不要把他“定義”為精神病，實際上就是要不要執行死刑。人們有一個不便明說的心態︰希望通過處決邱興華來實現某種正義；也有一個沒能明說的共識︰精神病是不能或者至少是不宜被處以死刑的。處決邱興華能否實現正義，這涉及死刑存廢的爭議，我們暫且擱置這個爭議。真正的缺憾在于，我們始終沒能論說清楚︰為什麼精神病不能處死？

　　正像有人質疑的那樣︰“瘋狗能殺，瘋人為什麼不能殺？”這個問題回答清楚了，許多人就不再為邱興華被送進醫院而不是送上刑場耿耿于懷了。不過，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們不能回答說“人不同于狗”，這正中問題的“圈套”，因為在國法有死刑時，人也是可以殺的。不瘋的犯罪人都可以殺，瘋的犯罪人為什麼不能殺？對了，答案就在這里︰刑罰只能針對犯罪人，這是各國刑法的基本共識；瘋人(請允許我使用這詞)不是犯罪人，所以，死刑作為一種刑罰就不能針對犯罪人以外的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等。

　　如果古法不處死九十以上者是出于恤老，那麼今法不處死瘋子就不單是出于人道，還因為處死瘋子不能達到刑罰的目的︰報應和預防。再設想一只老虎吃了一個孩子，如果有人尤其是孩子親人在場，那殺死老虎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處在憤怒的激情之中，但國家施用刑罰卻不能受制于不經反省的激情。如果10天之後有人要求處死那只老虎，你作為公園的管理者，會怎樣回答請求者呢？對于這個問題，相信會有許多睿智的回答。

　　(原題︰我們為何總喜歡淘汰別人？)（南方報業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