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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泰中國論壇珠江兩岸 → 可悲︰從富士康悲劇看生命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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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從富士康悲劇看生命標價

萬維    玄野    2010-06-01

生命是無價的,沒有幾個人敢于質疑這一信條。但是,在經濟建設為首務,目睹國力騰飛的當代,民眾中多少人的內心里真正地堅守著這一信念,而不是將其作為冠冕堂皇的社會譽美之辭呢?在我們的精英中,在所謂的企業巨子里,有幾個人能夠將生命,將自己的億萬身家與街頭乞丐等同起來,看作同樣無價的呢?又有幾人能在實際工作中真正踐行呢?富士康四月十二跳的悲劇正在拷問全中國的同胞。

    世界每時每刻都有自殺悲劇的發生。據統計,中國每年的自殺死亡人數在二十萬以上,世界平均自殺率也在每年每十萬人中有十五人左右。富士康在深圳的四十萬工人中十幾個的數字似乎完全在正常範圍之內。某些掌握話語權的人的這種比較是完全誤導民眾的。一方面富士康的年輕員工與全社會是徹底不可比的。我們必須區別死亡的因由。病痛抑郁導致的自殺令人嘆惋,這里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因為生活工作壓力陡然增加和親人關愛瞬間消逝導致的年輕健康生命的夭亡,令人憤怒悲涼。而這種情緒如同瘟疫,更進一步吞噬少年對生命的眷戀,天怒人怨,于法于理不容。另一方面,基于對生命的尊重,任何人都有義務拯救一個生命,尤其是在你知道這個危險的時候,不能以自殺率低于統計數字而推卸責任。雖然社會統計中有一些無法抗拒的力量,使得自殺率的降低十分困難,但就每一個案而言,悲劇發生的原因十分明晰,而防止悲劇發生又具體可行。生命無價,挽救生命是義不容辭的,以國際統計數字來搪塞是淆亂之策。

    如果用一定金額為生命標價,我們會得出一些違理悖德的結論。億萬富豪一輛車的價值,就足以換取幾十條生命,而且這些人因為覺得有利可圖還會趨之若鶩赴死如歸。富士康當局的某些人,居然認為自殺者是為了給家庭的撫恤金而死。這是在試探國人尊嚴的底線,愚昧至極,危險至極。為家人換取賠償金而死的情況並非不存在,但其目的在于對親人的愛,對另一個更有希望的生命的愛。身患絕癥,難堪痛楚,又不想拖累家人的,可能會這樣做;為人父母者,兒女嗷嗷待哺,自己又風燭殘年無力撫養的,會有這個可能。此處絕非如此,自殺者年齡都在三十以下,二十左右,風華正茂又血氣方剛,是家庭中最有希望的生命,凝聚著父母及祖輩的諸多期待,為錢而拋棄青春年華完全沒有可能。

    愛一個人,即愛這個世界。凡救人一命,即救全世界。救一個人,不是從個人前途命運出發,而是源自對抽象的生命的熱愛,這種人性底層的愛與善是拯救世界的根本。一個企業家面對自己公司的雇員,不必達到辛德勒拯救猶太人的境界,只是從價值觀念上將每一個人看成和自己完全平等就可以了。某項投資利潤再大,當其代價是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你還會一意孤行地去實施嗎?在生命平等的信念下,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等價,任何生命的損失如同自己生命的損失,以生命健康與安全為代價的企業還有存在的理由嗎?這些最基本的道理在經濟狂熱的社會環境中往往被很輕易地忽視了。問題的根源依然在于,國人的潛意識中,經濟利益高于生命,生命可以用一定數額的金錢來換取。這個流毒幾乎在每個人的心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生命無價不過辭藻而已,並非每個人內心的信仰。

    只有尊重生命,每個人的生活品質都具備同樣的意義,工人的舒適與富豪的舒適有著同樣的重要與級別。這樣,我們才會明白經濟發展到底為了什麼,人類勞動到底為了什麼,先進生產力到底為了什麼。我們是在追求一個持久和諧的發展,還是要自己優越于他人的滿足感?當精英企業家們洋洋自得于自己所設計的企業管理制度,如何能夠達到高效高質量的生產,如何能產出傲人的利潤的時候,曾否思考過,這種看似先進的發明將給普通員工造成何等的短期心理沖擊和長期心理重負。不了解人性而擅自作為是無知,明白事情的後果依然我行我素是無良知。資本控制在無知或者無良知的人手中,必然要出現問題。

    人們普遍認為悲劇的主因在于工資低,這種認識有偏頗。工資水平首先取決于經濟全球化進程與中國的勞動力供求關系,同時因為經濟建設的核心地位,所以資本成為地方政府的座上賓,而工人失去政府的支持,沒有工會的支撐,就淪為任人宰割的羔羊。如今中國的勞資市場,富士康的工資水平已經導致應聘者如潮了。工人工資低是業界的普遍現象,為何單獨富士康悲劇叢生?悲劇的主因在于心理尊嚴與人際環境。人所擁有的一切,必須投射到內心才能對人的精神面貌起作用,物質並不能直接起作用。所以,衣食富足家業興旺的人抑郁甚至自殺並不稀罕,而一貧如洗卻自得其樂的人也很常見。如果員工的病痛得到關愛,選擇的自由得到維護,生活與感情需求得到照顧,信譽與承諾得到尊重,薪水又不比同行業的低,員工會是什麼感受呢?企業的目的是獲得利潤,這本無可厚非。但是,企業對社會的最終作用必須是積極的。如果企業實現高利潤的代價是漠視員工的病痛,剝奪了員工應有的自由,無視其生活與感情的需求,其承諾與誓言不被采信而使信譽與尊嚴遭到侵犯,其社會作用還是積極的嗎?

    另一方面,悲劇的出現也不可完全歸罪于企業與社會環境。八零年後出生的獨生子女一代心理脆弱是常見問題,遭遇當代中國憑勞動力優勢崛起的時代,則導致了悲劇頻發。在要求社會生活與生產的管理者們改善管理機制,體現人類普世價值之外,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的人文教育機會,讓這一代人從更加真實的歷史記載中體味學習個人安身立命,修身齊家的真諦,同樣也是意義重大的。這就屬于國家與政府的義務了。死者長已矣,生者常戚戚。逝去的生命是可惜的,而正在成長中的心靈更加可貴。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化民成俗的人性教育是重中之重,其意義遠比國民生產總值來得深遠。企業家能否真的以人為本,將自己的境界提高到高科技與大資本之上,而不是淪落為高科技和大資本操縱人類的工具;青少年能否真的珍惜生命,理解金錢與感官刺激在人生中的位置,既不為享樂與物欲所淹沒,也不為他人的豪擲千金而震懾。這才構成社會實質意義上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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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员工自杀潮暴露中国经济模式脆弱性

2010/05/31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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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丁
法国《世界报》经济版今天刊登了一篇评论富士康集团深圳工厂发生一系列员工跳楼自杀事件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叫做“富士康员工自杀潮暴露中国经济超级发展的脆弱性”。

这篇由《世界报》驻中国记者彼得罗莱蒂(Brice Pedroletti)发自上海的报道指出,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中国,其南方沿海地带大量经济开发区的繁荣和发展,主要依*内地大批流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这些离开农村,离开家乡,投入中国经济建设大潮的农民工,希望进城打工挣钱,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但随着中国式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模式日益暴露出它严重的弊病,农民工的“淘金梦”也破灭了。深圳富士康最近发生的一连串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文章指出,富士康集团在深圳的龙华工厂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加工厂,员工多达30万人,生产世界上最抢手的电子产品,但这座电子工业城却传出一系列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不仅让人看到了这家工厂“忧郁”的内幕,还暴露出“中国式经济超级发展的困境”;这些事件同时也说明,“在一个既没有独立工会,也没有中介机构的体制内,工人根本没有任何途经要求保护自己的权益”。

文章指出,这些事件引出的思考是,中国今后如何寻找新的模式来替代目前单纯利用流动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世界加工厂”模式。文章援引上海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分析指出,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也许会促使人们思考,反省中国社会经济模式弊端,从而成为“就业市场转型,户籍制度改革及劳动权益保障体制改革的转折点”。

年轻农民工沦为脆弱的一代

《世界报》文章认为,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是重新平衡其经济发展,使之从纯粹追求高速增长向消费型转变。但目前中国的体制却难以做到这一点,首先是社会体制无法使大批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这些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由于低工资低收入,加上“户口”制度等的限制, “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

文章指出,在中国,新一代流动人口都希望比他们的上一代打工仔有较好的工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以便能够融入城市生活,但由于低工资和户籍制度等的限制,他们不仅无法实现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梦想,反而沦为脆弱的一代。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带来的社会不安正在日益扩大。富士康深圳工厂连续发生的十几起员工自杀事件,只是这种社会体制暴露出来的一个侧面。

文章指出,到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打工的年轻农民工之所以愿意在极其苛刻的工作条件里打工,领取低微的工资,又要拼命攒钱,是为了能有一天能自己做生意赚钱,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设厂的企业和老板,正是利用了流动农民工的悲惨地位,同时也利用了社会不向这类人提供基本保障的体制弊端,使他们的工厂成为现代社会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世界加工厂”。

文章援引相关报道指出,在富士康龙华工厂打工的工人,不仅经常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每月基本工资也只有900元。文章援引香港一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像目前中国深圳许多工厂的工人基本工资,至少要提高50%,才有可能让工人有条件在城市里生活。

富士康给工人设立的娱乐场所“减压仓”

《世界报》文章指出,深圳富士康为大规模利用劳动力而创建的生产模式已经到了令人感到滑稽的地步,不仅整个龙华厂区沿街设有商业店铺,园区内还有专门供员工使用的奥林匹克游泳池和被称作“减压仓”的娱乐场所。富士康集团在深圳的一名发言人曾经这样描述:“我们的工厂既是一座工厂,也是一座城市,基本单位不是家庭,而是宿舍。”这种集中数十万廉价劳动力的宿舍型密集工业园区,即使设立娱乐“减压仓”也不能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和精神压力。所发生的一系列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只能说明,这种“世界加工厂”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九名中国社会学家已经联名上书,呼吁政府“立即停止这种牺牲人的基本尊严的发展模式”。

《费加罗报》经济版今天也刊登一篇时评文章,标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垂涎新兴大国” 。文章一开头就提问道,在今日世界经济秩序里,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没有新兴大国的参与,能够代表全球经济吗?

这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正在思考的问题。文章报道说,经合发组织打算扩大,将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这些崛起的新型经济体吸收为会员。

加入经合发组织的国家,须在政府及社会管理方面要达到民主化、透明化等标准。《费加罗报》文章指出,俄罗斯已经提出申请加入,批准程序正在进行之中;而中国尚未具备相关标准,也没有提出申请。据经合发组织官员说,该组织对吸收中国和巴西很感兴趣,也很积极。中国这样的国家,只要在相关标准方面作出一些“强化保证”,可以考虑吸收为会员。《费加罗报》同时也评论说,经合发组织的这种做法可能是讨好中国,因为中国是参与决定世界经济问题的20国集团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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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重视自杀的模仿效应”

2010/06/01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需重视自杀的模仿效应”

中国每10万15至34岁的年轻人中,平均每年有26人自杀,是德国自杀率的三倍。今年以来,在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就发生了十数起雇员自杀事件。《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署名文章认为,不能忽视自杀的心理原因和模仿效应:<--sk--> 

"自杀率上升与劳动条件恶化看来没有关系。根据了解的情况,富士康的劳动条件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恶劣,但与全国相比,还算能够忍受。问题在于所谓的维特效应,维特是歌德小说中最后自杀的主人公,维特效应指的是18世纪末一些失恋的年轻人模仿维特自杀的行为。最近,德国足球守门员恩克自杀后,德国的卧轨自杀人数明显有所增加。

"长期以来,研究自杀行为的学者一直在研究知名人士的自杀在什么情况下会引发何种程度的模仿行为。看来媒体报道的方式和篇幅、人们认同自杀者的程度以及所谓吸引人的自杀方式尤为重要。例如,美国歌手科特·柯本用霰弹枪自杀后,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粉丝'们出人意料地并没有仿效。

"中国工业区的工人与这些人本来就没有共同之处。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和中国通罗辉说,'这里工作的人来自农村,很年轻,没有受过教育,心理不成熟,解决问题的能力差。'他们象其它年轻的成年人一样渴望爱和温暖,但工作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他们面临家庭在经济上依赖他们并寄予希望的压力。他们很少获得、为了面子也不愿接受心理辅导,大多暗中忍受。罗辉说,'一旦有受苦的同事自杀,同情和赞赏就会对处于相似绝望境地的人产生传染的作用'。"

《新苏黎世报》把富士康工人系列自杀事件称之为"非同一般的悲剧性工潮",该报也认为,"确实没有具体迹象能表明,富士康的劳动条件比其它工厂差":

"按照香港媒体的说法,富士康的情况甚至超过了中国工厂的平均水平,因为生产名牌产品的公司集团重视自身形象,坚持要求供货厂家遵守法定和道德最低工资标准。但这样的标准在中国并不高。许多农民工挣的钱虽然比在农村多,但要想实现经济翻身的梦想,就太少了。

"尤其逃离农村的年轻一代从小就对中国经济发展满怀希望,但他们通过流水线工作获得的工资并不能实现他们高消费的期望。尽管政府把缩小贫富不均列为纲领,但收入差距仍然在快速扩大。

"富士康的系列自杀事件使人想起了对学校的袭击。三月底以来,已有七名凶犯用刀具袭击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心理学家谈到模仿效应,所以中国媒体得到指示,不要大篇幅地报道这些事件。"





编译: 王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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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富士康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2010/06/01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润涛阎

(一)为何中国需要富士康,如同富士康需要中国?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使得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讨生活,到中国投资的企业都是些想赚廉价劳动力的资本家。这是血汗工厂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一方是劳动力过剩,就业困难,一方是把人当牲口的贪婪资本家。这就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据网上有人说,富士康工厂里一个个人一小时要出600 个零件,看过卓别林《摩登时代》的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不需要那么多人进驻富士康搞调查。富士康12跳告诉当权者和资本家:人,可以干牲口的活,但人终究不是牲口。

按照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计算,温总理说得*谱:“中国的失业率有2 亿。”一个富士康在中国只有80万雇员,尚需250个富士康才能解决就业问题。对于胡温的和谐社会来讲,中国政府把富士康赶走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如果体制不变,即使把富士康赶走了,换上另一家代替富士康,血汗工厂还是血汗工厂。

资本的最大特征就是追逐利润,这是外资投奔中国的根本原因。而缺乏高端产业能力的中国农民工必然成了资本家压榨下的可怜工蚁。

(二)社会动荡的不同阶段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突然间就动荡起来的,必然有一个社会矛盾积累到爆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作为社会的构成最基本单元和社会动荡的暗流载体,第一阶段对该社会所处的惯性系所做出的反抗便是自杀。因为一个社会惯性系发展到矛盾无法调和的地步,人的心理压抑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首先想到的是脱离,因为他们发现前途黑暗到了恐惧的地步了,而自杀是恐惧的结果。为何恐惧导致自杀和暴乱杀人,请看润涛阎旧作《防止暴乱的根本在于减少恐惧》一文,在此不赘。

因为在这个阶段,群体依然处在惯性系里无意识状态,也就是说还在习惯着容忍着这个惯性系的黑暗与不合理。而一些个体已经无法承受心理恐惧便采取自杀。

等到群体开始反思自杀现象,便认识到这个惯性系必须打破。这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统治者能迅速改革这个惯性系,一个良性互动就开始了。但如果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自杀现象将升级到暴乱阶段,这是解除恐惧的另一途径。既然自杀不能唤醒群体的无意识,那就来个鱼死网破,反正都是死。

那为何要有两个阶段呢?因为一开始自杀的个体明白自己的力量太弱,与强大的惯性系势力无法抗衡,鸡蛋碰石头,死了还落个暴徒的恶名,没人同情。但等到了一定阶段,那些对前途恐惧感到达准备放弃继续活下去要自杀的时候,发现那些前边死了的太亏了,毫无意义,便有了暴乱的念头。这时,如果毛泽东一类的人物或组织出现,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三)中国目前社会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四个字:税收太高

其实,早在孔子时代就存在苛政与暴政一样惨烈的现象。

那什么是苛政呢?一提到苛政,很多人会以为就是暴政。其实这是误解。虽然二者相互依存,但概念是不一样的。

当年孔子带弟子周游列国,到了一座山前发现了山里的炊烟,由于好奇便前去打探。发现那里住着一位妇人。孔子便上前搭话:在这大山里,你就不怕虎吗?妇人道:怎么不怕呢?老爹丈夫都被虎吃掉了。孔子便问:那你为何躲到这里?妇人道:不是躲人,是躲税。政府的苛捐杂税太高了,这里有虎,他们不敢到这里逼税。

孔子便曰:苛政猛于虎。

苛政指的是高税收。

目前的中国,企业的税务远远超过美国,是地地道道的苛政。那为何政府维持高税收呢?因为吃皇粮的比例太高了。这还不算那么多的面子工程,大的一上马就是几千亿。一个握有枪杆子的庞大贪污犯罪集团包括他们的家属,组成了一个过着人间天堂的挥霍日子,*的是农民工的血泪。毫无监督握有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

那高税收导致的结局是什么呢?

企业一定不会赔钱的,否则就选择倒闭了,高税收的结局必然是把灾难转嫁给消费者,这就是为何国内产品在国内买比在美国买还贵的原因。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尽最大能力绞尽脑汁压低血汗工厂里工人的工资。

中国政府派人到富士康了解情况,在润涛阎看来,那纯粹是装样子。他们非常清楚,农民工要是坐自己的车上班,住自己的房子过日子,绝大多数不会自杀的。因为他们没有了作为人活下去的尊严,像牲口一样苟且,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对未来恐惧到了极点,便选择逃避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活。那为何在美国的低级劳动者不选择自杀呢?因为中国的大学生也好中专生也罢,他们知道自己无论怎么奋斗,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好的命运是高干子女们与生俱来就有的。同样的地位,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对未来的恐惧感是完全不同的。



(四)60年来人间天堂与人间地狱的演化

今天的中国跟当年袁世凯蒋介石的民国本质上没差异,由于农民进城当工人变成了血汗工厂的苦力,那时候战争使得工厂资本家纷纷逃跑,失业的工人回不到农村了,因为农村的土地他们已经没有了,他们便跟着毛泽东打江山。

毛主席打下天下后想给中国人民造人间天堂。但他发现,很多人认为他没有治理国家的本领,别提天堂不天堂了。毛主席此时认识到:在造人间天堂之前,必须先造一个小地狱,把反对他、怀疑他能造人间天堂的人关进地狱。因为这帮人不仅自己不出力还涣散军心,捣乱。

他担心有人藏起来给他放暗箭,为了把在内心里怀疑他能造人间天堂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便来了个阳谋,把50万右派送去劳改并在精神上把他们的意志彻底摧毁。这个地狱就这么迅速地扩大起来了。然后,他觉得没有人感出来捣乱了,就可以用大跃进的方式造人间天堂了。可万没想到,深翻土地导致大面积颗粒无收,三千万农民被饿死。这时候,反对他的人扩大到了他的同僚,他便发动文革,把自己的接班人级别的、跟他一起造人间天堂的人也都送入地狱。

这个地狱在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大到涵盖了原来想建人间天堂的960万平方公里。人人自危,个个贫穷。

毛主席死后,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进行了深刻反思。最后由总舵作主,得到了共识,统一了思想:30 年来原本想造人间天堂的材料建成了地狱。现在我们没能力建造人间天堂了,所以决定:把地狱里的材料拆巴拆巴,在想造人间天堂的地方先造几个安乐窝给高干子弟。写在文字上的语言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个安乐窝越造越大,很快成了一个个小天堂,北京“天上人间”这名字应运而生就是代表。按照党自己制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标准,各级官员腐败透顶,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很多与黑社会联系在一起。重庆打黑只是冰山一角。黑社会包括贪污犯、受贿犯、流氓犯、杀人灭尸犯,等等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官员不抓的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抓个个都是王宝森。 即使有不贪污的,不找情人的,不受贿的,家属也很难干净。

但从另一方面讲,安乐窝造大了,小天堂多了。这就惠及到了不少人,包括本不是高干子弟的社会精英。为此,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少人成了人上人。

当小天堂增大的时候,材料必然短缺。还好,红灯记里李玉和有一句唱:“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他们立刻发现了“地皮”这个最大的材料。拆迁办横空出世。GDP 就变成了“挤地皮”。 高房价使得刚进城的农民工更加心灰意冷。

从整体发展来看,这个路子是当年袁世凯新政并经蒋介石民国时代的路子,走回了一个轮回。共同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几十年的宣传鼓动使得所有人都知道:社会财富是农民工劳动人民创造的,而这一点西方人并不认同,比如美国的低级工人就不认同。中国人,不论是精英还是农民工,都知道国际歌。其内容的第一部分便是:社会财富是谁创造的?是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这就麻烦了。

你不能一边告诉学生们党是代表劳动人民的,一边配合资本家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美国干体力活的人在读书阶段没有在宣传方面接受过那些“党是为我们穷人服务的”言论,走向社会就没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当农民工发现自己上当受骗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无助,因为精神寄托彻底崩塌了,原来城市生活竟然是如此残酷,社会是如此黑暗,前途是如此渺茫。城市的人间天堂里有地狱,而这人间天堂就是这些地狱里的人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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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却说是代表着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个信仰危机摧毁了还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的幼弱心灵。说出三个代表的人,是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的老油条,说谎话大话空话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这些政治家与在蜜罐里泡大的独生子女孩子们根本属于两个星球上的动物。当这些刚出校门的孩子们进城发现琳琅满目的高档消费品,豪车豪宅,自己不论怎么奋斗,也是一个给别人造天堂的机器。自己在地狱里还要给别人造天堂,而这部机器一旦老化生锈将被无情抛入到更深的地狱,一种绝望感油然而生。

明摆着,这个账目很好算:与其先给人家造天堂而消费掉自己的青春然后进地狱,那还不如干脆现在就从高楼上一跳而下。用一句话说就是:“老子不伺候你了!”



(五)解决富士康问题的钥匙在哪里?

中国的问题,看似乱象丛生,腐败透顶,末世表象一览无遗,但润涛阎告诉你:其实,有一把钥匙便可开锁。您要是不服,容我仔细道来。

那这把钥匙是什么呢?

既不是打黑,也不是双规。 四个字:精官减政。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吃皇粮的太多太多了。几千年来,每个县只有一位县太爷,一个师爷就完了。胡温想*扫黄双规等来反腐败,其效果根本就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地方政府不仅仅千方百计增加企业税负来支持地方财政,而且*买官卖官、大举债务来疯狂消费,用各种手段搜刮民脂民膏。这才是中国目前社会的毒瘤所在。

仅仅地方财政的债务,如果不是*中央政府的银行大力支持,各地政府早就破产了。一旦精官减政,官员少了,监督起来非常容易。企业的税务少了,给当官送礼的数量少了,农民工的待遇便有了提高的空间了。当然提高工人最低工资需要立法来解决,但如果不精官减政,一旦提高农民工的待遇,公司就没钱运作了。

那么,精官减政难不难?其实非常简单。要比大家现象的容易得多。比反腐败容易更多,因为: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官员越多越扯皮,机构越臃肿效率越低。

先找一位省委书记带头,在一个省做示范,减少官员总数 90% ,因为即使剩下10% ,也过于庞大。一个县城就有100 多个局,听起来令人发指。肯定能找到这样有野心的人去搞试点,就像去重庆打黑。然后在全国推广。要注意,绝不能让这些减下来的官员去当公务员,公务员的总数要控制住。这样,把吃皇粮的人数减少九成,社会风气一下子就发生巨变。

为何说不难呢?因为绝大多数官员的亲属都是富豪了,这些官员贪污受贿的钱一辈子都花不掉了,有两三处住房。所以,让他们回家去,不追究他们的过去,他们没啥可以反抗的。军队先别动,先把无缚鸡之力的地方政府官员裁掉九成。那样,地方企业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地方的债务就不会如此迅猛增加,房地产市场也不会发疯,因为现在圈地和抬高地价是地方政府支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腐败开支的一部分。这些职位剪掉,不是减掉。也就是说,一旦剪除,永远不再设立。企业没有了那么多的老爷,运转起来也非常容易。不用花钱搞那么多而且非常复杂的“关系”了。

如果不精官减政,还是按照目前的方式走,现在是年轻人跳楼,下一步就是抗争了。胡温呢,就成了灭火队长,到处处理群体事件,一旦有大的天灾人祸,弄不好民怨沸腾,那叫天怒人怨。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突发事件的连锁反应其结果难以预料。到2019 年左右,国家级别的动荡将不可避免(请看润涛阎《2019 年后的中国》等旧作)。

只要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功夫釜底抽薪,便可进入良性互动,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这一着棋,虽然晚了很多年了,导致了非常难办的今天的处境,但立刻实施,仍可解决“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难题。

不解决根本问题,去给农民工讨工资、去调查富士康,胡温这是作秀,因为中国的贫富差异和血汗工厂的情况他们一清二楚,不治本而治标是本末倒置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最后呼啦啦大厦倾,什么都来不及了。 宣永光的话很有道理:“善治国者,治官;不善治国者,治民。治官则轻而易举,治民则劳而无功。”相当于吃皇粮的人数如同蚂蚁般多,血汗工厂资本家虽然可恨,但根子还是在于制度与体制的不合理甚至荒唐。

另外,当我们看到资本家的黑心,必然怒火中烧,但别忘了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名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虽然他说的是国民党时期,但目前官场的腐败跟那时候又有多少差异呢?如果有差异,那是好了点还是更糟了呢?

同样是富士康,为何在台湾郭台铭就不敢如此对待工人?因为那里的法律和人文环境不允许他怎么做。富士康给深圳每年上缴百亿的税,官方便必然与资本家沆瀣一气。所以,真正的原因在官场和体制,而非郭台铭。如果合法的话,资本家怎么可能不千方百计榨干工人的血汗?

共产党最明白的道理便是马克思说的:工人阶级的尊严是*斗争得来的。以后血汗工厂的工人罢工闹事将会逐步升级和扩散,使得政府应接不暇。这就是恶性循环了。所以,还是从根本上解决,走良性循环的路乃上策。

那么,为何不用担心被裁官员造反呢?这个道道毛主席看得最清楚:那些官僚都是巴结上级的狗奴才本性,只要主子一说话,他们毫无勇气搞暴乱。哪怕有一点血性的人都爬不上去的。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有农民工的造反性格。明朝完了,那些从朝廷到县个个官员立刻巴结清朝,只要不杀头,就谢天谢地,要是给块骨头就给新主子卖命。所以,这些官僚是最容易干掉的,宣永光总结了历史作出的结论是无法驳倒的。经历过文革的都知道,那些气焰嚣张的官僚,毛主席要红卫兵斗争他们,他们个个比地富反坏右孙子多了!这层窗户纸,年轻人捅不破而已,毛主席早就把它捅破了。而事实上,历史上无数次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只是不懂政治尤其是在这些官僚的淫威下活过来的年轻人不知道而已。毕竟懂政治的人是少数(没读过民国奇才、我河北老乡宣永光的书那些人,可以买来读一下,在美国也能买到的,可以寄到你家)。历史早已反复证明,只是胡温不知道:中央想收拾底下的官僚,根本不需要搞什么文革运动,对那些*拍上级马屁爬上去的官员,本身又贪污腐败,个个都担心被双规,让他们体面退休很不错了。

那么,怎么知道可行性如何?有一很简单的预测方法,就是看大多数人是否认为可行。如果绝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行,那就表明做起来易如反掌,因为多数人的看法一定是错的,真理只在少数人手里。想当年全国找不到一个人认为李鹏会当总理,他就当了总理。我认为李鹏当总理他的历史象征意义重大,这是邓小平最大的历史贡献之一,仅次于改革开放。更别说李鹏比周恩来总理干得好。请看润涛阎旧作《邓小平为何让李鹏当总理?》。那么严肃的政论文,竟然被读者看成是郭德纲说相声,郁闷ing。
發貼IP已設置保密 2010-06-02 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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