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中國經濟不僅沒有按照中央政府的計劃逐漸降溫，而是以比過去曆年更高的速度繼續增長。幾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專家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間，對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暫且不論中國是否需要有宏觀調控政策，所有人似乎都贊同一個觀點：那就是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果不佳。例如，投資過熱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房地産的價格仍然持續上漲；外貿順差和外彙儲備越來越高。

中國政府用于宏觀調控的手段，不僅有西方政府常用的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且還有從計劃經濟中繼承下來的行政手段。這些政策的失靈，集中地反映了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其中有不少難點，實際上是長期積累而成的。沒有深層次的制度性變革，單*政策性調整和行政幹預，已經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在中國宏觀經濟的難點問題中，有四個問題最爲突出。

一是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民衆強烈不滿的收入差距問題。中國的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僅反映在沿海和内地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不同的行業之間、以及同一地域的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雖然中央政府已經關注到這一現象，也通過西部開發、東北振興、免除農業稅、建立城市低保制度等來緩解這一矛盾。但是，從動态上看，這種差距趨勢有增無減。例如，中國政府支持西部發展的政策已經出台七年，但是最新的統計數據表明，東西部之間的收入差距卻越來越大。

二是消費、儲蓄、投資之間的失衡狀态難以解決，從而引發了其他經濟結構問題。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的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一直處于低迷狀态。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隻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百分之七十的水平，也大大低于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的百分之六十的水平。由于消費不足，儲蓄過高，從而從供給方面推動了許多效益不高的投資，爲以後的金融危機敗下了不定時炸彈；同時也加重了中國經濟對國外市場的依賴。

三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不斷加深，多年來持續出現貿易順差和大量外彙儲備。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問題是，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長期持續的雙順差令人費解。這一方面表現了中國民衆沒有從出口的收入中得到實惠，同時也表明中國并沒有有效的使用外彙資金。尤其令人擔心的是，中國的大量外彙結餘隻能用來購買利息微薄的境外國債，同時則不得不将許多高收益的投資機會拱手讓給外國投資者。這種做法正在逐漸形成沒有國民福利改善的增長。

四是資源缺乏和環境惡化的現象完全沒有緩解的迹象。客觀的說，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一味追求增長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也制定了降低資源消耗和減少污染的指标。通過過去一年的執行情況來看，地方政府和企業沒有對此做出響應。根據中國國家環保總局最近公布的一份材料，雖然所有的省市都宣稱完成了環保指标，但是大多數的省市實際上是依*在統計資料上作假來完成種指标的。

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之所以無法在解決上述這些問題上奏效，是因爲多種因素的制約。所有的制約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無法承受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帶來的風險。從中國的收入分配結構看，降低經濟增長将直接沖擊低收入群體。顯然，從政治上看，當局對這個群體是否能夠承受失業加劇、收入劇減的沖擊并沒有把握。

同時從财政分配格局看，由于地方财政隻能應對日常的開支，如果經濟增長放緩，首先受到壓力的便是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的減收，則不僅與中央支持落後地區發展、增加低收入群體社會福利的目标相矛盾，同時也将降低中央政府的對地方的控制能力。而這是中央政府所不願意看到的。

由于多重因素的制約，再加上中國社會缺乏一種在各種相互矛盾的發展目标之間不斷協調的正常機制，這樣一來所有的責任都落在政府的肩上。結果是，政府的政策便常常不得在不同的目标之間徘徊，以次來追求社會穩定的效果。從短期看，這種現象無疑能夠回避矛盾，但是隻是将矛盾推給未來而已。這種政府是一種缺乏責任心、也缺乏能力的政府。從這個意義上看，二零零六年，是中國政府凸現自己在經濟調控上缺乏遠見和缺乏能力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