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曆史，你會發現，你跟前的曆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無完牛，全是關節，一刀下去，嘩啦就開
《炎黃春秋》雜志社編輯部，簡單的午飯後，曆史學家吳思在辦公白紙上計算“一個中國煤礦工人的命價”。一般地，老闆開價3到5萬，政府發文件提高補償力度，定爲20萬，吳思從龐雜的曆史數據裏得出自己的答案：應該是66.27 萬，官價的3倍，老闆價的20倍。這是一個煤礦工人對自己生命的正确估價，他從20個省曆年的礦工死亡統計數據計算得來。他在這組數據旁邊畫了一條“命— 财曲線”，說明一個人的财産狀況和生死性命之間的關聯，因曲線形狀酷似跪地之人，他稱之爲“彎腰下跪”。“彎腰下跪”共分三段，其中一段，便是他在書寫中國曆史時的一個著名發現：血酬定律。
從血酬定律、元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到更早前的潛規則，過去幾年，吳思借用、杜撰了一系列民間詞彙，稱呼那些他遊曆過的但未曾被正式命名的曆史景觀、人間對局。他創造了中國曆史嶄新的通讀方式，對因果的冰冷揭示取代了對史料的溫情歎謂，因對筆下世界深情、專注而來的自信，畫完“彎腰下跪”後，吳思說：“我比黃仁宇看得透。”
懷疑
1966年，9歲的吳思上小學三年級。一天，他帶着弟弟，在母親教書的校園裏玩，忽聽得鑼鼓喧天，便跑去看熱鬧。隻見一隊人馬押着幾個頭戴高帽的人遊街，其中一個便是自己的母親，罪名大概是“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是“地主資産階級的孝子賢孫”。對吳思來說，“文化大革命”是從那一天開始的。“文革”初期長時間停課，被父母鎖在家裏，一邊管弟弟，一邊亂七八糟地讀書，主要讀小說和回憶錄。閱讀嗜好是那時候養成的。
1968年，吳思随母親去河北省文安縣商業部五七幹校下放勞動，兩年後，回北京，在石油學院附屬中學讀書。當時家住父親工作的軍隊大院，很受所謂“大院文化”的熏陶。他們一家住在六機部七院，即後來的國防科委，看到的盡是将軍、大校和國際專家，住宅樓也是這麽分的，先是将軍樓、專家樓、大校樓，後是校官樓、尉官樓，一般職工住平房，等級鮮明。
1976年3月，高中畢業到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隊插隊落戶。半年後當上生産隊指導員、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整天忙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是一連串的失敗體驗。兩年後，當21歲的吳思離開這裏時，他意識到教條的支離破碎，也在自己身上體會到了人性的激烈沖突，理解了宗教信徒内心世界的矛盾，理解了許多心理防禦和升華機制。
第一次和貧下中農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下鄉插隊後兩個月。生産隊麥田正澆灌漿水，社員自留地上的土豆還旱着。誰澆誰不澆、早澆或晚澆，和收成關系甚大。生産隊副指導員吳思帶領一幫社員日夜輪班澆麥，他的指示是，集體的麥子不澆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開頭幾天，有社員向隊委會提意見，抱怨自留地澆不上水。指導員和隊長向吳思轉達了意見，他用幾句書本裏的大話将他們頂了回去。爲了打退自家小生産的進攻，吳思發動輿論攻勢，召集本隊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開會，讨論用水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還在黑闆報上發表了題爲《危險的口子》的評論，通過大隊的大喇叭廣播出去。這種從報紙上學來的宣傳招數不太管用，夜裏總有扒口子的人，社員偷偷截水澆自留地。
一天下午，他在巡渠時看見一位年近40的正牌貧農扒水澆自留地。吳思上去制止，先說好話，不管用，正牌貧農罵副指導員不顧貧下中農的死活：“你們知青有飯吃，就往死裏整我們貧下中農！你幹脆一鐵鍁劈死我得了！”說着還伸過頭來。吳看說空話沒用，便自己動手堵水渠，你堵一鍬，我扒一鍬，最後演變爲推推搡搡，吳腳下一滑，一個趔趄跪在一塊尖石上，當時膝蓋就腫起來了。正牌貧農怕事，立刻住手，倉皇退走。
隊委會開會專門研究用水問題，吳思堅持自己的觀點。隊長并不和他正面争論，說毛主席說貧下中農的吃菜問題也應該重視，再說，分給社員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給人家了，就不能不讓人家種，不能不讓人家澆水。他建議白天集體澆麥子，夜裏社員澆自留地，誰先誰後，抓阄決定。隊委會7個成員，6個同意他的意見。
另一次受挫是“星期六義務勞動”。下鄉插隊之前，吳思在中學當了幾年團支部書記，按《偉大的創舉》中的教導，多次組織過“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到農村後，他接任第三生産隊的團小組長兼青年突擊隊隊長，又把“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搬到了農村。第一次成功嘗試後，他作《流汗歌》一首，發在黑闆報上，詩寫得有些矯情。在勝利的鼓舞下，他又有了更宏大的設想：将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從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兩天、三天，最後取代有報酬的勞動，在他們生産隊，繼而在他們村，率先實現共産主義勞動分配形式。吳思後來說，我的計劃比大寨還“左”。三四次後，主動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社員隻剩下吳思自己。這一次，副指導員吳思對貧下中農永不開化的覺悟有了點憤恨。
回顧對農民的情感變化，吳思有個驚奇發現：當年的憤恨變成了贊賞。意識形态把工農大衆描繪成精神最幹淨、最關心集體、最大公無私的聖人集團，擡高了他的期望值，一旦失望便滋生恨意。而現在，高調的意識形态轉變爲人類理性、自利的假設，期望值已經降低，對烏托邦社會的憧憬變成了對利益制衡體制的認同。此時心态平和，把追求個人溫飽、個人利益的行爲視爲當然，發現更高的自我約束則倍感珍惜。
重建
下鄉插隊之前，1974年，他曾在當時最革命的石油戰線當過一個月的翻砂工。他發現工人們每天隻幹三四個小時的活兒，有人多幹了，就有熱心的師傅勸他注意群衆影響：你這樣幹可能提高定額，連累大家，群衆會對你有意見。後來他在大港油田幹活，以中上等速度幹兩個小時，師傅就過來制止，說一天的定額已經完成。他大惑不解：最先進的階級爲什麽也偷懶怠工？
上山下鄉兩年，吳思體驗到了劇烈的沖擊。他中學時代在心中構建的教條圖景，接觸農村實際後，遭遇重創，他無法分析原因，甚至無法表達這是一種什麽樣的重創。“從離開農村上大學到現在，潛意識裏可能一直在做一件事。與其說是關注中國曆史，不如說是希望對中國社會和曆史做出準确解釋。我在應對自己的失敗，努力在原有價值觀崩潰後重新站起來，找到可以把握真實世界的觀念。這個意義上，插隊兩年對我影響深遠，直到現在，我仍在應對30年前的失敗，仍在對失敗做出反應。很大程度上，這不是我的個人問題，我的特殊性高濃度地包含普遍性。”
對他而言，當時最真實的心理轉變，是淩雲壯志變成了上當受騙後的憤怒和迷惘。革命熱情逐漸冷卻讓他深感恐懼，他調動全部力量與之對抗，呵護心中的每一顆火種，鼓起腮幫子吹出火苗。這時，他寫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幾句詩：“火紅的黨旗呼啦啦地飄！我們是黨旗上的鐮刀！我們的熱血在黨旗上燃燒！”
除了尋找對現實的解釋外，他也在尋找對人性和自身的解釋，在艱難困苦的插隊兩年裏，他發現了自己的另一面，“ 我身上有許多自己根本不知道的暗處，我的本性與自己想象中的相去甚遠。”這影響了他對别人的看法，也影響了他對一般人性的看法。跳出教條後，他明白了一個道理：人性基本上是相似的，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構成了均勢，社會因此正常運行。确實有精神上的自覺，但僅*某個階級的覺悟和自律是不夠的。任何一家獨大的格局都會損害全局并最終傷及自身。這種來自生活經驗的認識，便是他從信仰烏托邦轉而信仰利益制衡體制的依據。實際上，這也注定了吳思日後懷疑用“五階級論”描述出來的那些“中國通史”。
他找了很久，總想找到解決疑惑的新框架，找來找去都不甚理想，隻好自己杜撰，最重要的，是有了杜撰的勇氣。“ 看看那些表達我們經曆的老詞語，從‘紅衛兵’到‘插隊落戶’，從‘人民公社’到‘生産隊指導員’，所有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幾乎全部消失了。每個概念都需要解釋，還要有許多制度性介紹才能被後人或外人理解。滄海桑田般的曆史變遷，就在我們眼前發生了。從史料的累積和掌握上看，我根本夠不上曆史學家，但如果說對曆史的看法，對曆史的判斷，我覺得中國那些很有名的曆史學家也不見得比我好。他們經曆的許多事情我也經曆過，他們受過的許多苦難我也受過，甚至更多，他們所缺乏的理論武器我現在比他們還多一些。所以我覺得在見識上并不比他們弱，說不定還比他們強。”
上山下鄉改造了吳思的世界觀。在貧下中農的教育下，他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徹底改變了，他自嘲說， “變得越來越像‘老鼠’了”，善于在黑暗中發現利益和危險——“賊眼賊亮”。正是這一眼光，讓他日後在中國曆史裏看到了潛規則、元規則和血酬定律。吳思确信，對于啓蒙中的中國人而言，最具人文關懷的事，便是解釋清楚現象，說清楚現象背後的規則，這是我們傳統文化裏最缺失的一課。
杜撰
1977年恢複高考。消息流傳的時候，他正在大寨參觀，和同樣是積極分子的同伴商定：紮根農村，不做逃兵。1 978年秋，他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考分到達村裏的時候，人家跟他說，你的分數特高，趕快去看看。他不動聲色，回到宿舍，取出鐮刀去看秋。所謂看秋，就是秋收季節，總有人偷東西，大隊要派個最愣的人去看護。他每隔三五天就能抓到一個，是村裏的最高紀錄。他拎着鐮刀往村外走，走到沒人荒地，按捺不住，一口氣跑到山梁上，大氣不喘，蹦得老高。狂喜之餘大吃一驚：我不是一直繃着不去高考要紮根嗎？不是一直繃着對學大寨的偉大事業戀戀不忘嗎？由此他也得到一條心理經驗：人往往并不了解真實的自己。
1982年大學畢業，到《中國農民報》(後改名《農民日報》)，先後任記者、編輯、總編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機動記者組記者。10年後，寫了自己的第三本書，《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也是他獨立完成的第一本書，又10年後，因爲這本書，他惹了一場官司。
輸了官司當然不是好事，損失了兩萬元，頂一年的工資，再加上律師費，一半稿費就沒了。但他另有所得。最大的收獲，是對司法系統的了解，對敗訴者心境的真切體驗。認識與體驗畢竟不一樣，當赤裸裸的真實邏輯、規則砸到你頭上時，你才能體會“被宰割的痛快”，體會其間湧動着的情感和微妙心境。
潛規則是他杜撰出來的一個詞。他還想過别的詞，比如灰色規則、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總覺得不如前者貼切。這個杜撰并非憑空捏造，而是來源于真實生活。
在《中國農村報》做記者時，一封讀者來信說，開封地區農業部門領導者大量批條子，把按計劃分配的平價化肥批給自己的私人關系，私人關系再轉手，牟取暴利。其實，這是後來司空見慣的“雙軌制牟利”和“權力尋租”：政府壓低價格，制造出一大塊利益，這利益本屬于民衆，但官員運用權力把它拿走了。當時他大學畢業不久，見到此等醜事立即亢奮，急不可耐邀了兩位同事下去調查。
那些“條子”保存完好，像機關單位裏的公文檔案，沒有任何見不得人的擔心。外面視之爲醜惡交易，内部人卻安之若素，視爲當然。采訪結束時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在種種冠冕堂皇的明文後面，實際上存在着不成文卻獲得廣泛認可的規矩。
這次調查所得和閱讀《萬曆十五年》時的體會，有了某種契合。該書他讀過不下5遍。1986年初讀時，隻覺得好，說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他卻理不清。找到“潛規則”這一觀察角度，讀史時開始留心那些不明說的規矩，即隐藏在正式規則之下、實際上支配中國社會運行的規矩。有了這段積累，再看《萬曆十五年》，便發現黃仁宇繞來繞去一直想說明白的，正是這“潛規則”。黃仁宇清楚，明代社會絕不是按照公開宣稱的正式規範運行，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體隻是說說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繪真實情景。但到底按照什麽規則運行，他卻沒能點透，更沒有分析追究其形成機制。黃仁宇确實抓住了要害，卻沒能把這個要害揪到亮處。“把水燒到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沒到沸點。黃仁宇像一個故事高手，合情合理地講出一個個令人吃驚的結局。海瑞一身正氣、刻闆教條，結果失敗了；張居正算計深遠、布置精巧、聰明過人、不擇手段，最後也失敗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聖賢教導辦事的倒了，不按聖賢教導辦事的也倒了，這到底是爲什麽？是偶然還是必然？是特例還是通則？”餘味撩人。他不願意放下這模糊和不足，便把它們單獨拎出來讨論，并且給這類可以總結出模式的現象起了名字。
上世紀90年代，腐敗成風。有個問題一直困擾他：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大，動辄殺頭，殺人如麻，把皮剝了填上草，挂在大堂，警示貪官，爲何腐敗仍一塌糊塗，到後來慘不忍睹垮台了？他隐約感覺可以用内部章程或潛規則解釋。揪着朱元璋時期的明朝仔細看了個究竟，潛規則漸漸清晰了，覺得可以寫一篇文章。他跟人家瞎侃，說我看到了什麽什麽，人家一聽，你寫出來吧。他寫了第一篇《當貪官的理由》，意猶未盡，又寫了五六篇。那時他對曆史讀得深入，量越來越大，就進去了，欲罷不能，越來越往裏看。
在描述了造就潛規則的力量後，他繼續追究隐藏在各種規則深處的規則，終于，他看到了決定規則的規則。
讓他感覺到心髒收縮的，正是“元規則”這個詞。它一跳出來，他就感覺被擊中了要害。所謂血酬，即流血拼命得來的酬報。元規則的概念提出更晚，也更深入：所有規則的建立，說到底都遵循一個根本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它非常殘酷，又的确是真相。一針刺出，心髒收緊，先前的那些描述，就隻能算是窺見了獵豹身上的斑斑點點，功力不足又急躁冒進。幾年前拼湊出來的《中國通史的一種讀法》隻能算是臨時性的草圖，少了論證，多的是文藝性猜想，随着對元規則的了解，草圖全面更新。
他逐漸養成習慣，對各種曆史動機和因果做極其清晰的計算，包括物質和精神力量。他認爲算明白之後，才能看清蒙蔽，看清什麽說法成立，什麽說法不成立。“等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曆史，你會發現，你跟前的曆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無完牛，全是關節，一刀下去，嘩啦就開。”
他看曆史上的那些清官、貪吏，不是簡單的頌揚和鞭撻，他知道背後的關節在哪裏，一刀下去，便多了些理解。“經曆了那些磕磕絆絆、頭破血流，在廢墟中建立新的理解和框架，我就覺得紮紮實實，全都是在血肉中碰出來的。我刨一下就是一個坑，我可能算錯三五鎬，但你要說我多數錯了，不可能，你算不過我。這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實際算法。”他感覺無堅不摧。
“潛規則”、“元規則”出來後，批評接踵而來：貪官污吏身上的髒水、污濁全被吳思的“潛規則”清洗了，見不得人的事有了自我安慰的借口，瞧，都是“潛規則”、“元規則”啊！“這一批評我認了，同一個東西，就看你怎麽用了，但是還應該算算賬。一方面，官場上有人拿來幹壞事，另一方面，老百姓看清了真相，不會再被假象迷惑了。收支相抵，到底是正數還是負數呢？我覺得是正數。官場上那些勾當，你不說他也懂，早就無師自通了，就好像争奪猴王時心裏的計算一樣，很少有人能說明白，但是猴子都會算。老百姓則不然，他們離得遠，官府顯得莫測高深，你不說，他們就被蒙在鼓裏，需要付出很大代價才能明白過來。”
——南方人物周刊(3/14/2007 13:37
註冊
專訪吳思：我比黃仁宇看得透
2007-03-15 1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