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同盟”戰略對中國的含義

[鄭永年]　

　　最近美國有關方面出台了一份題為《鑄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這項研究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組織，因此被廣泛稱之為“普林斯頓計划”(Princeton Project)。

　　研究計划橫跨民主、共和兩黨，由里根總統時代的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和克林頓總統時代的國家安全顧問雷克(Tony Lake)擔任共同主席。這一研究計划歷時兩年多，有400多位專家學者參與。既跨兩黨，又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所以，報告一經發表，不僅引出了美國各方面的關注，其影響也很快傳到了大西洋的另一端，歐洲。

　　集體創作21世紀的“X文件”　　　　

　　1946年，時任美國駐蘇聯外交官的喬治﹒凱南給美國總統提交了一份名為“X文件”的報告。凱南在報告中提出要對當時的蘇聯共產主義實施“圍堵”策略，以保障西方民主自由的安全。以這份“X文件”為起源的美國外交政策主導了長達45年的美蘇冷戰。

　　現在冷戰結束已經多年，美國還沒有出現另外一位凱南式的戰略家，而當今的國際局勢又迫切要求美國制定一個具有凱南“X文件”那樣具有宏觀和長遠指導意義的國際戰略。普林斯頓計划的組織者們因此希望聚合各方面的力量與智慧集體創作一份新的“X文件”，引導美國在21世紀的國際戰略。

　　報告指出，和冷戰時期不同，美國今天不再面臨像往日蘇聯共產主義那樣的單一外在威脅，其所面臨的是一系列的威脅，包括全球恐怖主義、核擴散、流行病、亞洲的崛起、中東和能源危機等等，并且這些威脅根源不同，主體不同。冷戰時期針對單一“敵人”的“圍堵戰略”不再有效。如何能夠同時應付所有這些威脅成為了美國在新世紀的安全戰略目標。

　　報告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建立的各種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北約那樣的組織已經臨近破產，失去應付這些威脅的能力。必須對所有這些組織進行根本性的改造，使得它們能夠適應當代的需要。聯合國安全常任理事會尤其必須加以重組，把其他一些大國包括在內，如印度、巴西和日本。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也應當得以修正。在現在的狀態下，五個常任理事國對任何決議案都具有否決權。普林斯頓報告認為這種情況必須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報告建議，在那些要求采取行動的事宜上，這種否決權應當取消﹔而在那些只具有宣言性質的議案上，否決權仍可保留。

　　　主張用“民主同盟”取代聯合國　　　　

　　報告認為，要改革現存國際組織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一些大國都會強烈反對以保持自己的否決權。因此，報告建議，如果聯合國改革不能進行，而聯合國又變得越來越不相關（主要是與美國的相關性），那么就干脆用一個新的國際組織來取代聯合國。這個新的組織就是“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民主同盟”也可先被用來對聯合國的改革施加壓力，但如果聯合國在壓力之下還改革不了，那么就取而代之。

　　所有國家都可以加入“民主同盟”，但必須以遵守同盟的協議為條件，這些條件包括不會對同盟內的另一個國家使用武力、定期舉行自由公平的多黨選舉、獨立的司法機構來保証公民人權，等等。同盟要求各成員國政府有義務保証其公民，免遭各種災難，包括種族屠殺和人為飢荒。當這些政府未能這樣做時，“民主同盟”就有義務干預。

　　“民主同盟”是這份報告的核心概念，或者說，“民主同盟”的組織原則就是民主。

　　不難看出，這個概念是整合了歐洲的歷史經驗和美國的現實需要。歐洲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歐洲同盟”(Concert of Europe)。在1851年之后的數十年間，這一同盟在保証歐洲各大國之間的和平與合作方面發揮過很大的作用。

　　從現實層面來看，在冷戰后，美國的國際戰略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克林頓政府的國際戰略以經濟主義為主體，而布什政府則以軍事主義為主體。對普林斯頓計划的組織者來說，這些戰略都沒有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用“民主”概念綜合各種戰略長處　　　　

　　“民主同盟”戰略可以說力圖用民主的概念把各戰略的長處綜合起來。例如，“民主同盟”既有克林頓政府“接觸政策”的成分，要用接觸政策來誘導非民主國家的政治變化，使這些國家朝著“民主同盟”所希望的方向發展。所以對中國，報告不提倡單純“圍堵”的做法，既要鼓勵中國成為世界體系的一部分，給中國應當享有的國際空間，但同時也要誘導中國的變遷。

　　另一方面，“民主同盟”也包括了“人權高于主權”的概念。一方面承認主權國家，但如果主權國家不能履行“民主同盟”所界定的義務的時候，國際干預就有了合法性，甚至是武力干預。

　　應當說，“民主同盟”的概念和以往的“民主聯盟”概念很不相同。布什政府在反恐戰爭中一直在努力構建所謂的“意愿聯盟”或者民主聯盟。但很顯然，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忽視了其他一些民主國家包括德國和法國。但“民主同盟”的概念是要整合所有民主國家，協調同盟內部的利益，來應付非民主國家所導致的問題或者所謂的國際威脅。

　　普林斯頓計划要應付的是美國在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或者威脅。但其所設想的解決方法則是有違全球化大趨勢的。成立“民主同盟”，當然就把很多國家排除在同盟之外，內外有別。問題是全球化已經導致了各國之間高度的相互依賴性。再者，普林斯頓報告也并不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否原封不動地成為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也有待于觀察。

　　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這個計划超黨派，反映了兩黨所關心的議題。這個計划又以民主為其組織原則，符合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

　　在冷戰時期，美國和西方在軍事、政治和貿易等政策上，在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之間內外有別。在后冷戰時期，美國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興趣實際上已經大減，而不斷傾向于依賴和其他民主國家結盟的政策。在很多方面，“民主同盟”的策略實際上只是順水推舟而已。較之冷戰以后美國所提出的其他各種國際戰略，“民主同盟”戰略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如果“民主同盟”成為美國的世紀新戰略，這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會是個嚴峻的挑戰，包括貿易、政治和軍事等各個方面。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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