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者越富 窮者越窮時代

傅來興

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多個機構最近不約而同公布全球貧窮人口的報告，這些報告都指向一個結論：這個世界現在是富者越富，窮者越窮。 　　導致貧富懸殊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全球化、財富分配的不均。富者和窮者之間的差距，從各報告的分析看來，只有擴大，而不會縮小。 　　不少國家總有一群人反對全球化，因為各國的競爭優勢不同，全球門戶大開放損害到本國廠商的利益，也導致許多不同行業的員工失去工作。 　　早在1987年，世界著名的貿易理論家巴特拉博士（Dr Ravi Batra），曾以財富過于集中于富裕者之手、奇高的股價等論據，預言美國將在1990年出現經濟大蕭條，隨即擴及全世界。 　　當然，世界性經濟大蕭條在過去17年未曾發生過，期間卻發生過多次重大的經濟危機，嚴重打擊到最底層的一群。巴特拉博士的那本書《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990》，以社會經濟和歷史理論分析了大蕭條的周期性和產生因素外，對讀者的最大啟發是促使人們思考財富過度集中的現象及危險性。 　　在過去五年，新加坡的富翁人數有所增加，多數家庭的月入也增加了，但收入最低的一群月入卻減少了。這個趨勢令政府擔心，已加緊設法擴大對低收入家庭的援助。 　　未來新加坡的生活成本肯定會越來越高，政府的各種援助配套是否能拉近貧富差距，還是更多人跌入貧窮線下？ 　　歷來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就是要解決貧困和提高收入，我國政府不斷嘗試通過教育和培訓來提高國民的受雇能力，減少勞工生產力的下滑，針對目標是一群受教育不高的年長員工，因為沒有貢獻生產力即無法取得收入。 　　美國的一項研究顯示，世界富國和窮國的生產力差距自1960年起開始拉大，有些國家的生產力提高很快，而另一些國家的生產力則出現下降。這篇報告對99個國家的數據做了分析，時間跨度為36年。 　　在1960年時，排在全球富國前5％國家的工人平均生產力，是排在全球窮國前5％國家的工人平均生產力的35倍，而到了1996年，最富和最窮國家的勞動生產力差別擴大至46倍左右。 　　生產力低落是導致國民無法增加財富的原因之一，生產力是衡量經濟效率的一項指標，它顯示一個國家在較長時間內邁向繁榮和提高財富的能力。報告指出，有13個經濟體的勞動生產力增長幅度突出，其中多數為亞洲國家。 　　亞洲的勞動生產力年增幅在15年或更多的年頭當中，至少是美國的兩倍。這也是世界經濟重心轉向亞洲的主因，而亞洲經濟的兩大火車頭──中國和印度，正邁開大步走向富裕之路。 　　雖然如此，改革開放已28年的中國，實際上也開始面對貧富差距加大的嚴重問題，發生在中國境內的各種社會沖突事件，涉及到剝削、欺壓、不公義及貪污腐敗，突顯了中國一群赤貧者面對的困境。 是否低估問題嚴重性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几天前公布的分析發現，當今的中國明顯比以前富裕，但中國的窮人卻更加貧窮了。分析顯示，在截至2003年的兩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群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而同期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增加了16％以上。 　　這個分析點出，中國目前最貧窮的10％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們受到平均收入下降的沖擊，多數只能依*儲蓄來維持消費。 　　不管是在新加坡或是在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挑戰了國家領導的政治神經敏感線。當一些人的貧困的狀況惡化，就會引起政府的關注，最近我國一起一家之主跳軌自殺的事件，的確震撼了整個新加坡社會。 　　赤貧者的困境向中國政府決心縮小財富差距政策的基礎提出了挑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已將縮小貧富差距列為政府經濟政策的核心任務。 　　新加坡赤貧家庭的真實情況，我們沒有進行調查過。不久前公布的測定收入差距的標准尺度──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我國已從2000年的0.49上升到去年的0.522，可被列為亞太國家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這個調查結果并沒有讓我們認真考慮分析收入平均分配的問題。 　　我國貧困者狀況是否比我們知道的糟？我們對對貧困的定義是否也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 　　在經濟增長可能放緩的情況下，除了援助較貧困的一群外，那收入不上不下的中產階層，政府長久以來似乎忽略了。這個階層的人數為數不少，他們不是成為較富者，就是落為較貧者。 　　富者越富是好現象，但窮者不應該越窮，而是應該設法去改善生活條件，但社會的發展必須提供更多的機會，赤貧者才有辦法脫離貧困的隊伍。 /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