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救國論● 蔡逸儒

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實在讓人痛心疾首到了極點，當政者厚顏無恥、打死不退、自以為是的心態和作風，不但裹脅群眾，操弄族群，掌控國家機器，居然還敢口口聲聲說要以最高道德標准來自我要求。

　　台灣各界精英及一般民眾氣得頭頂冒煙，不斷要陳水扁下台，但他不是充耳不聞，就是顧左右而言他。碰到這種人，筆者其實并不全然排斥交互運用體制內外的力量，來追求最起碼的社會公理正義，但又能奈他如何？退而求其次，既然陳水扁僚氣十足，咱們就來個全民皆“刁”，以為反制，因為喚醒群眾確為當務之急。

政府成為剝削階級

　　過去，筆者曾經相當自豪地覺得，自己一方面受了傳統儒家的教育，知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道理，愿意為國家、社會、同胞貢獻一些心力﹔但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的訓練，深知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關系，認為政府官員都是人民用納稅錢聘來為民服務的公仆，只要民眾盡到應盡的義務（如當兵、納稅、受教育等），做好一個公民，就有權利要求一個公平、合理、有尊嚴的生活。政府如果不能滿足人民的合理要求，人民有權依照一定的程序，將政府或個人趕下台去。像筆者這樣東西兼備的“完人”哪里去找？有夠臭屁吧？

　　話說筆者最近前往中國大陸開會，碰到一位熟識多年的學者，兩人痛心疾首地交換對當前兩岸政權貪污腐敗的看法。他突然表示，兩岸或許應該都要多一些像筆者一樣的“刁民”，一方面仍然有些中國傳統的理想與抱負，另一方面又相當堅持某些基本的民主信念和權利與義務，并說或許唯有這樣，兩岸中國人才有前途。

　　這就讓人回想到前几年，筆者一直引用毛澤東“矯枉就一定要過正”的說法，常說自己不但是台灣的歷史及現行反革命，還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標准“刁民”。筆者對此“刁民”的稱號其實還是相當引以為傲的。

　　說到“刁民”救國一事，其中有兩個核心觀念，首先在于人民要有權，但必須奠基在權利與義務均等的基礎上，人民只要善盡義務，就應享有合理的權利，人民如果對政府心存善意，知道國事繁雜，難以事事盡如人意，但這是出于體諒，而不是必要﹔其次則是政府要有能，必須竭盡所能為民服務，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成了剝削階級。就過去人類歷史發展的經驗來看，人民確實要隨時拿根棍子跟在政府后面，三不五時敲它一棍，免得政府官員忘了自己仆人的身份。

體制外抗爭不可少

　　講到善意，這里筆者可以再舉個簡單的例子。假設人民積欠政府稅錢，想要政府表現一點善意，或和政府談條件要少繳一點，大家可以想想政府會有怎么樣的回應。大概過不了几個月就會透過司法程序，不是要限制出境或查封財產什么的，就是大刑侍候，它才沒有什么善意與體諒可言。既然政府對人民都是如此，那身為主人的我們，怎么可以矯情式地濫用溫情主義，以犬儒的態度來對待這個官僚系統？

　　越多的“刁民”了解自己的權利與義務，勇于挑戰陳水扁政權的不當權威，懂得據理力爭，保護自己的權益，這個制度才會越為完善。大家要永遠記得，不當或盲目地服從，只會助長官僚作風，默爾而息可能成了助紂為虐的罪惡。在這個層面上來看，共產黨人指出，鼓勵人們要溫順忍讓的宗教是個鴉片，這也不是完全說不通的。

　　體制內的抗爭可以是“刁民”，體制外的斗爭可能就成了“暴民”。但直到目前為止，筆者至少還沒公然鼓勵任何人成為暴民，這是合該一并說明強調的。過去大家一直錯誤地認為法律是正義的化身，可以維護公理與正義，話是沒錯，但也并不全對。

　　法律是門極其專業的學問，其實在法律實務上，我們更該理解，法律并不保障不懂得維護自己權益的人。如果大家都是個刁民，了解自己在現代社會，體制內的權利與義務，懂得保護自己，強力監督政府，我們倒要看看哪個政府還能夠胡作非為、貪贓枉法而不垮台的？這個道理既然適用于陳水扁，當然也適用于任何其他地區的任何政府和政黨。對吧？

　　有興趣的人，合乎興來，咱們一起來鼓吹“刁民救國”的理論，從事“刁民救國”的勾當，打倒一切的壓迫階級，還我社會公道與正義。

﹒作者是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本名蔡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