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上千年的陶冶 阿Q是否懂得儒家思想？

阿賽爾    

魯迅先生毅然棄醫從文，是因為他懂得了中國要富強，首先要改造國民精神。中國作為這個世界上的人口大國，擁有無可匹敵的人力、智力資源，但在變了形的孔孟之道之思想禁錮下，便產生了無數的身體健壯卻滿腦袋漿糊的阿Q們。所以，他在《吶喊》自序中沉痛地說道︰

“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為此，他創造了一個標志性的人物︰阿Q，用其來指代充滿整個中國的那些芸芸眾生，深刻地悲嘆他們的命運之不幸，並嚴厲地批判他們的不自尊、不爭取——亦即“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也。

阿Q是否懂得儒家思想

在歷史上的中國，未莊這樣的地方隨處可見，阿Q也遍地都是。一個顯然的問題是︰經過了上千年的儒家思想陶冶，阿Q是否懂得了儒家思想呢？或者說，他的思維方式、行動方式，是否有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呢？

魯迅先生並沒有在《阿Q正傳》中明確地說出來這個。但我們通過觀察阿Q這個人物，是可以斷定他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正是儒家思想陶冶下的普通中國人的普遍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

首先，他們遠離權力的中心，無權干涉權力的運作。未莊的阿Q一輩子不懂得政治，不明白縣官老爺們是如何管理天下的，直到他被誣為強盜而面臨被悲慘地處死，才見到了他一生中見過的最大的官員——縣政府法庭官員；而他一幅卑躬屈膝的模樣，那種古往今來早就被人們習慣了見官驚懼之表現，真是讓人心酸不已。那句“孫子才畫得圓呢”算是他對不公平命運的內心反抗，卻並不敢說出來；而走向刑場的那句憋了很久才冒出來的“20年後老子又是一條好漢”的草莽話語，只不過算他忍受命運不公、甘受宰割的一點喜劇性悲情表達而已。

自己的命運自己無法主宰，任由別人宰割自己，哪怕是被侮辱被損害，也不懂得自己的權利，也沒有辦法來爭取自己的權益，這不正是儒家思想帶來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必然結果麼。

其次，他們空有一身的血肉甚至力氣，卻無法組織起來跟權勢者討價還價；在等級的秩序下，他們害怕強者，卻又欺負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弱者。阿Q面對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和趙白眼的喝斥，只能落荒而逃，卻敢跟王胡撕打並欺負小D和捏小尼姑的臉蛋兒，正是這類的悲哀表現了。

再次，總是盼望天上掉餡餅，寄希望于突如其來的好事，卻不知道一切的好處都需要從現實利益出發，需要自己的努力，並明白根源在于制度的不合理，唯有改造制度，自身的幸福才有保障。阿Q天天夢想發財，卻沒有多大的本事，在不合理的制度下，他就是發了財，也難報自身的安寧的，何況他在那樣的環境中，該如何和假洋鬼子、趙太爺們公平競爭呢。如此，他們就總是希望通過暴力手段，來它個突然地改天換地，便可以到“秀才娘子的牙床上滾一滾”，甚至在“秀才的女兒年紀太小、吳媽的腳太大”之中想怎麼挑選就怎麼挑選了。這其實是帝王的思維，是一種“天下即我、我即天下”心態的暴露，骨子里並沒有絲毫平等意識的。如此，就是阿Q們成功了，也不過是城頭變幻大王旗，也不過是土匪坐天下之“成則公侯敗則賊”的歷史循環了。

最後，就是他處處顯露出來的愚昧，自然地懂得趙太爺、假洋鬼子比自己有尊嚴、有話語權甚至革命行動的領導權。咸于維新了，要走進新時代了，辮子也要攏起來了，卻首先想到的是尋找*山，指望著清官明君來主持一切，並不懂得自己其實和他們是權利平等的。儒家思想統治了中國上千年，處處標榜所謂的忠君愛國思想，權貴的合法性已經通過這種尊卑關系，構成了正義的解釋權在上而不在下的基本情況。同時，老百姓也沒有合法的渠道來張揚自己的輿論，這便形成了所謂的“信息不對稱”環境，也就更加有利于上層對下層的統治和盤剝了。

那阿Q還剩下什麼呢？其實就剩下了“腹誹”的權利。頂多的，就是傳播小道消息、意淫事實、夸張取樂的低*行為，還是要小心翼翼地進行，唯恐惹禍上身。一句“老子先前也闊過、孫子打老子”，道出了制度的不公平所形成的卑*人格的變態自慰，喪失了勇敢，還喪失了尊嚴，遂成權貴者們的笑料了。

可憐的阿Q，並不一定知道儒家思想這個詞，卻處處受制于儒家思想的禁錮，最終還是被人家輕易地陷害並殺掉，終于給我們展示了儒家思想無法保護弱者的真實圖景了。

儒家思想是個什麼東東

儒家思想被推上政治的舞台，始于西漢時期。大學問家董仲舒穿鑿附會地把陰陽五行這些本不屬于儒家思想的東東統統拉了進來，創造性地提出了“天人感應、三綱五常”之說，就此較為深刻地改變了孔夫子、孟夫子一力堅持的“仁和、平等（有教無類）、王道樂土、天下大同、厚德載物”等概念，就此等于創立了所謂的儒家思想，成了體系。

此後的一千年里，其是儒家思想並沒有怎麼得勢。特別是在強大的唐代，真正佔據中國主流的思想，卻是帶有深刻的哲學之形而上思辨色彩的黃老學說。儒家思想真正成為統治地位並成為排斥其他思想的非包容性思想，並成為政治制度設計者、社會倫理建設者維護者，是在宋代開始的。經過了朱熹一幫人的努力，這個東東才算是進入了統治階層，正式成為此後的皇帝們一力推薦並努力弘揚的經世之學。

如此，直到了滿清的覆亡，這個早就不是孔子思想的東東，算是統治了中國一千年，給中國造成了很多的災難。因為它充分強調了上下尊卑和君臣父子概念，強調所謂的“興天理、滅人欲”，導致普通的中國人無法通過制度性的手段來干預政治。一個顯然的問題是︰儒家思想強調了上下尊卑秩序的重要性，強調了要人們遵從，並要統治者懷柔和仁德，卻沒有提出來如何反制那些不懷柔、不仁德的暴君、酷吏，這導致了普通民眾普遍游離于政治之外，自我設限被約束在制度的、道德的君臣父子之等級秩序之下，成了任人宰割的可憐羔羊。

沒有正確的對權力約束的辦法，絕對的權力就會不斷腐敗。而儒家思想卻約束人們不能反抗，這便會導致權力的迫害更加肆無忌憚，直到了無法忍受的時候，就會爆發可怕的暴民事件——此即為歷史上常見的農民起義是也。這些造反所形成的破壞力巨大，他們破壞了辛辛苦苦幾代人甚至幾百代人努力下才形成的一點文明成果，一路燒殺搶掠，每每都是中華民族災難的時刻。官逼民反歷來是中國暴民造反的直接原因，而亂自上作卻又是這些造反得以形成的根本所在。儒家思想既然不能給我們提供對權力的有效約束，那麼，在儒家思想盛行的年代里屢屢出現如此之災難，也就具有了深刻的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原因了。

儒家思想從來都不是形而上的，哪怕是述而不作的孔夫子的只言片語，被其弟子編篡所形成的語錄式《論語》，都難以見到道家思想中所展現出來的哲學風采。經世之學的要義，在于為國家、政權的穩定而提供道德甚至是制度建設的依據，可惜因為不敢對君權、官權有所約束，自上而下的權力構成之時代，儒家思想所起到的作用是很惡劣的。

觀察歷史，每每讓人扼腕嘆息。宋代以後，每每出現儒家思想跟其他思想激烈辯論並取得上風的時候，就是中國面臨大亂、出現衰亡的時候；而儒家思想天然地可以跟強權、皇權結合成一體來實現奴化教育，導致一個國家內缺少自我意識的覺醒，卻正是這個東西的腐臭之所在了。儒之興，伴隨的往往是國之亡，此等宿命的現象，讓人無法向這些弘揚儒家思想的祖宗們抱持敬意。特別是在滿清已經遭遇了西方列強強大的進攻之可怕時刻，一部分較有頭腦的權貴懂得了科學的重要性，搞起來了體制內單純的生產力變革運動——“洋務運動”，卻遭遇了來自儒家思想學派腐儒們的激烈反撲；而試圖通過西方君主立憲制度改造以圖強國的“戊戌變法”遭遇失敗，其理論上的原因，正是這個“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儒家思想作用下的必然結果了。

更可悲的是，此後發生了悲愴的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建立了民國，並同時發生了新文化運動，意在引進西方的民主科學思想，啟蒙國民的自我權利意識，來理性地建設我們自己的民主憲政制度，以發展我們的文明。這個時候，該是多麼需要人們冷靜下來，虛心地觀察西方世界的成功，學習人家的長處，改造我們的不足，特別是觀察日本的成功，切實搞好自己的國家，真正強大起來，對抗別人的凌辱。但是，就這麼明顯的道理，卻遭到了儒家思想學派的瘋狂進攻，他們用那些陳腐的爛谷子道理來對抗中國必須的轉變，導致了西化運動發生了激進行為，並由此導致了此後的一系列災難。

作為農耕時代加強民族統一、強化中央集權的儒家思想，在21世紀的市場環境中，不能給我們帶來理性，帶不來民主和自由，這已經成了共識。我們並不應該徹底否認儒家思想對中國人民族精神的有益作用——比如對中國人忍讓平和之道德修養的作用，但這些，跟它所造成的歷史災難比起來該是多麼微不足道。何況，在市場經濟之下，重要的是明利而規則地爭利，寄希望于人人忍讓人人自我約束，那只能是神話。輕利思想要不得，重利卻需要強有力的制度約束才能趨利避害，這些簡單的道理，你通過儒家思想是不可能找到的。

開放的意義，就在于交流，可以彼此對照，彼此補充，就此強大自己的。這其中，就肯定少不了學習、吸收，而不是硬著脖梗兒搞什麼“我比你強”，強硬地對抗西方先進思想。假如你真強的話，歷史上就不會被人家給侵略那麼多次了，儒家思想要是能自生出來憲政民主，那才是千古的大笑話了。

當然，文革之暴民破壞傳統文化之可悲行為，導致了對儒家思想變態地批判，甚至毀滅儒家文化的歷史成果，並不是正確的；但深入研究造成這種暴民思維的思想背景，相信你能發現在“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早請示晚匯報”之三拜九叩奴才行為之背後的儒家之忠君思想深刻作用的。

歷史的輪回值得注意，教訓頗為深刻。假如我們的民族連學習別人先進文化、先進思想的能力都喪失了，那才是整個民族的巨大悲劇。這個歷史機遇就在眼前，如果白白浪費，那就不要怪別人了。（來源: 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