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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泰中國論壇珠江兩岸 → 左右輪替之道 中國右派和左派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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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輪替之道 中國右派和左派的尷尬

2009/02/02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南風窗<--sk--> 

2008年末,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離開因受金融海嘯影響而倒閉的工廠,提前踏上返鄉的路程。未來的日子寫滿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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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離他們的路途并不遠的五星級酒店和1萬米高空中,一位因不斷旅行而有些疲憊的經濟學家,正在構思該如何闡釋這一大規模“騰籠換鳥”現象而又不引發社會的反感。畢竟,市場經濟的規律就是要讓附加值低的產業退場,而充斥著盤剝現象的勞動密集型工廠也屢屢受到知識界人士的惡評。想到那位正在北京書齋里奮筆 (應當是奮指敲擊)抗議資本主義的自己的理論冤家,經濟學家臉上露出了一絲優雅的苦笑。看來關于該如何評價弱勢群體與資本之間的關系,他倆仍將激烈地爭論下去。

  寒風分別從右側和左側向返鄉農民工臉上襲來。國際資本主義體系曾給他們帶來過上好日子的希望而現在又忽悠了他們,長期以來的戶籍制度使他們向工業奉獻體力的同時卻又無法成為市民群體中的一員。作為當代中國最大的職業群體,最近他們聽說政府正在積極解決因燃油稅改革而暫時失業的 15萬收費人員的再就業問題,稍稍艷羨和向往了一下之后,他們繼續規規矩矩地走在返鄉的路上。

  由于無力改善子女的受教育狀況,他們的下一代可能仍然將是農民工。

  據國際勞工組織估算,受金融海嘯影響,2009年末全球失業人口將增至2.1億,一場感念馬克思、凱恩斯而強烈批判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制度的風潮也隨金融海嘯而起,德國人在搶購《資本論》,希臘人舉行了城市暴動,各國左派知識分子紛紛發表了尖刻的言論。

  
左和右


  關于中國弱勢群體艱難處境的主要根源,國內左、右兩派有不同的解釋。左派認為是由于資本不受約束和市場本身的缺陷,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而權力可以用來糾正市場。右派則認為是由于權力不受約束而扭曲了市場,錯不在市場而在權力。

  左和右這兩個觀念陣營,在許多議題上都是針鋒相對的:右派重視自由、效率,左派重視平等、福利﹔右派主張經濟自由,左派主張經濟民主﹔右派強調限制政府權力,左派強調擴大政府責任﹔右派贊同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左派警惕自由貿易和國際資本﹔右派重視國家政治民主,左派關注國家經濟安全﹔右派比較忽略市場的消極面,左派比較忽略權力的消極面。

  左派用下崗工人、進城農民工的不幸故事來控訴自由資本主義,認為市場是貧富分化之源。右派用同樣的例子來指斥權貴資本主義,認為權力剝奪了人們在市場上的正當權利。左派贊同政府干預和混合型經濟,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平等和正義﹔右派贊同自由市場和私有化,認為人們只有在擁有經濟自由的前提下才能擁有政治自由,只有做大蛋糕才能真正增進福利。

  左派和右派辯論時的神情都很嚴肅。右派主張市場可以把一切利益關系都調節好,自由競爭能自動建立均衡,政府的干預應僅限于貨幣干預而不是財政干預﹔左派則回擊說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庸俗的經濟自由主義。雙方的學理資源基本上都來自西方,這使得中國的左右之爭很像是西方大學課堂上左派教授與右派教授的辯論,給人一種不真實感。

  中國的左派和右派的言說體系中都存在一些尷尬之處。

  先說右派,例如右派常常批評權力介入并扭曲市場,但在國際市場上,由于西方國家在國家權力、制度霸權方面的優勢,對發展中國家實行不等價交易,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乃至工人的身體進行控制和盤剝,同時還在自由貿易方面實行雙重標准,該搞保護主義時還是照搞保護主義。在此情形下,右派應秉持其反對權力介入和扭曲市場的一貫原則,像左派那樣對全球化、自由貿易提出批評才是。又如右派推崇一人一票的自由選舉,但這樣投票的結果,可能會把主張平等、福利的左派選上台。泰國的知識分子、城市白領已經害怕一人一票了,不知中國的右派會有多大的胸襟來看待他們嘴上主張的一人一票。

  左派在中國也有諸多尷尬之處。例如西方的左派批評經濟自由過多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中國并不存在這個問題。又如左派的傳統是維護公平,但對于中國國企的壟斷地位,中國的左派保持了緘默。中國左派所主張的“經濟民主”必然涉及工人的談判權,而這要以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為基礎,當外國左派可以爭選舉權、言論自由權、結社自由權,中國的左派卻在這個問題上突然失語。當外國左派在催淚瓦斯中反抗資本主義的時候,中國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卻并沒有付諸具體行動。中國左派提出的“經濟民主論”還包括通過國有企業的市場收益來為國民增加福利,但國企盈利如何福利了中國人民,現實中也缺乏充足的証據。

  
上與下


  在中國的左派、右派的分野之上,其實還存在著一個位居上端的第三方,這就是權力部門。權力部門是左還是右?權力部門拈花不語,露出了神祕的微笑。1992年鄧小平曾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據鄧小平的這個論斷并結合當下的情形來看,我們要防止的是經濟上過于右而政治上過于“左”。

  為什么要防止經濟上過于右?依筆者之見,近10多年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以親市場、親資本的政策為主。當全世界左派攻擊全球化時,中國一直在勤懇地拓展跨國貿易和引進國際資本,悶聲發全球化的大財。有些名聲不佳的跨國資本,甚至可以說就是被別的國家的左派給趕到中國來的﹔而某些私有化案例的速度,也不亞于當年蘇東國家的休克療法。不過中國經濟政策的親市場傾向并沒有創造出一個規范的市場,規范的市場不會有那么多“神祕的大佛”在自由圈錢。10多年下來,我們的社會保障體制依然薄弱而基尼系數居高不下,這種偏“右”的狀況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會引起左派的強烈批評。

  這種政策偏向在國際政治層面也引發了連鎖反應和向右偏轉的“比賽”,歐洲的若干政治領袖強調為了應對來自中國的競爭,他們的國家也必須低福利開支,壓低最低工資,節制工會,采取有利于富人的稅收政策。這種政策偏向還使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出現緊張:西方要么因中國的競爭壓力而向過于右的方向偏轉(這多半要受到民眾的強烈抵制),要么只能是試圖阻斷中國經濟的全球化,把來自中國的低工資低福利競爭壓力干脆利落地化解掉。

  這種政策偏向與中國右派觀念陣營的一些人是有關系的。右派中有一些人,我稱他們是權貴自由主義者或極右翼自由主義者,他們和權力、資本結盟,成為后兩者的合用代言人。現在我們都知道了,盡管“主流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贊成經濟自由和市場經濟,但他們并不完全是一路人,他們的區別在于對權力的態度:前者和權力的關系融洽,是權力的咨詢師﹔后者對權力有強烈的警惕,是權力的質疑者。權貴自由主義者主張經濟自由但又依附于權力與資本體系,成為了某種主流發展政策的最坦率的倡言者和辯護者。

  在既得利益集團辯護士中,既有左的權力保守主義者,也有右的市場自由主義者﹔而他們的論敵也是一個左右兼有的陣營,既有右的政治自由主義者,也有左的經濟民主論者。

  我們會發現:多年來在通向權力的道路上,擠滿了一些來自左派陣營的知識精英和來自右派陣營的知識精英,盡管他們可能互相之間不打招呼,甚至還互相敵視或看不起,但他們面朝權力時的謙恭與欲望是一模一樣的。

  由此我們也就能夠明了,世界各國的社會問題其實都不能以左右觀念划線,只能按利益分殊划線。一般來說,權力─資本體系中的上層以及一些依附型的各門派知識精英組成了一個寬泛的利益圈層,而社會下層的工農(他們也可能自成一個利益圈層)、社會的中等階層如民營中小企業主和白領職業者、屬于右派的政治自由主義者、屬于左派的經濟民主論者等等可能會結成另一個寬泛的利益圈層。這兩個圈層的關系顯然是上下關系而不是左右關系。前一個,你說它是左還是右?后一個,你說它是右還是左?所以,以左右框架來分析社會問題難免有些機械、有些教條。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還告訴我們,草根人民之苦,莫過于同時受到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的共同盤剝,受到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的雙重侵害。權力與資本的混合統治(權力不僅接受資本的供養而且權力本身就資本化了,資本不僅接受權力的保護而且資本本身就權力化了),使到這些國家的發展呈現黑箱化、扭曲化的局面,使得反對資本的左派和反對權力的右派不得不聯合起來進行抗爭。這種情形也說明左和右,并不一定是水火不容的關系,他們都可能為弱勢群體說話,只是開出來的藥方有所不同。

  
路線圖


  左和右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關系,左和右更不能極端化。在歐美當代政治生態中,中左、中右逐漸成為兩大主流,極左、極右都很邊緣化。

  歐美國家有讓左右兩派輪流當政的現象,通常是經濟景氣不好時選右派當政來發展經濟,經濟景氣好的時候選左派當政來擴張福利,當然,也曾出現過“左右共治 ”的現象(例如在法國)。而在中國,雖然沒有左派當政和右派當政的說法,但確實存在“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的選擇問題。就經濟政策而言,在政績沖動與發展渴望的驅動下,長期是親市場的“右派政策”當道,這就激起了左派的不滿。

  筆者認為,我們至少可以讓“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交替使用,相互補充。就目前情形而言,確實是“左派政策”(如草根福利、生態保護、減少貧富差距)少了一些,因為這些左派政策的政績效應不明顯,政府缺乏選擇這類政策的沖動。只有當社會危機出現時,“左派政策”才會被動出台。西方在“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之間取舍,是由選民決定的。我們在“左派政策”和 “右派政策”之間取舍,往往是由危機推動的,并最后通過一個具有長期執政志向的高層理性決策圈來做出選擇。

  需要說明的是,“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同樣不是敵對關系,前者對公正的追求有利于社會總體效益的提高,后者對權力的限制也有利于維護民眾的福利。

  如果追根溯源,西方的左派(不包括極左)和右派(不包括極右)其實是自由主義這個大傳統下的兩個分支,它們是相互競爭也是相互補充的關系。這種關系在中國情境下也是能夠成立的:為了加強“國際競爭力”而長期壓低勞動力價格,這是左派應當憤怒的事情﹔弱勢群體的市場權利被權力侵害,這是右派要關心的事。教育產業化了,老百姓不堪重負,這是左派要問責的事﹔教育沒有市場化,民辦教育受到歧視,這是右派要關心的事。不能把民生問題都推給市場,所以左派對政府的問責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把民生問題都推給政府,所以右派對市場效益的追求也是必要的(因為可以為改善民生奠定堅實基礎)。此外,右派的政治自由主張可以使社會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訴求都受到關注,而左派的企業民主(擴大職工在企業事務中的發言權)則可從微觀方面保障職工權益。

  歸根結底,作為社會人口大多數的中層和下層民眾在政治上要有發言權、影響力和行動力,才能使政府認真貫徹左派的公平、福利原則和右派的自由、效率原則。改革開放那么久了,農民工為討回一點微薄的薪水仍然要經歷種種辛酸的過程,這說明合理的權力關系才是社會和諧的第一前提條件,無論左派右派,都應把它當作自己政策設計的核心坐標。(作者 庄禮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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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貼IP已設置保密 2009-02-03 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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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冷清,外来工难找机会

2009/02/02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工业区冷清,外来工难找机会

明报专讯/据铁路部门统计,深圳火车站上周迎来6.5万客流,多数来自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外来农民工。不过,倒闭潮、失业潮、外企老闆人间蒸发等流言和恐慌笼罩在珠三角上空。记者昨日在宝安区西乡工业区现场发现,大部分工厂尚未开工,只有一些小型加工作坊开门营业,有的还贴出招工告示,但应聘者不多。

工厂纷倒闭宝安区治安好转

春节期间,宝安区未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亦没有发生重大灾害意外,刑事案件则大幅下降,报警电话大幅减少……当地人说,治安好转并不是政府功劳,而是拜金融海啸所赐,因为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外来人员减少,哪里还有什麽油水引人犯桉呢?

记者昨日在深圳市区和宝安中心区街上,随处可见到身背大包小包的外来工人群,当中一些人是刚下火车的求职者,有人表示,经济不景气,在家乡也找不到工作,只好来深圳碰碰运气。这些人并不知道深圳市有人才招聘大会,他们找工作主要*是同乡介绍或乾脆叩门求职。但在金融海啸下的宝安等地,迎接他们的是冷清的工厂区、萧条的街道,甚至连同乡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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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腐败”是个制度问题

2009/02/02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sk--> 近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批部分官员“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1月21日《广州日报》),一时评论蜂拥,夸汪洋总结出官员“学历与能力成反比”,是对现实的精辟概括,一言击中要害。
<--sk--> <--sk-->  我以为,要害不在官员,而在制度。

<--sk--> <--sk-->  中国贪官多,贪欲强,肩负的担子重——要把老婆、子女办出国,要养若干个情妇,还要不断往上爬,正如汪洋书记批评的“两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三年不挪动、就想去活动”。活动手段多,“文凭腐败”乃为一。其所以得逞,不是手段通神,而是制度的漏洞太大。中国的贪官数量世界第一,贪污几个亿可以不死。国家领导人年年讲反腐,媒体一次次欢呼反腐出重拳,利剑出鞘,可是贪官队伍日益庞大。这不是制度问题是什么?世界各国官员腐败有个腐败排行榜,中国的腐败指数到底有多高?官方没公布,百姓凭感觉就能估出个大概。
<--sk--> <--sk--> 据《瞭望》周刊报道,2004年10月,中组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清查,发现67万名县处级干部中,每40个人就有一个文凭有问题。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说:“我曾经参加过一些人事考核工作,一些人前两年还是大专,现在就变成研究生了。”一些研究生说:“我们导师公开说,我只招三类人,有权的,有钱的,有色的,看看你自己占哪条儿?”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他的博士学位的来历至今还是一个谜。谜底大家都知道,花公款买学位,拿权力换文凭,秘书代读包考。因此,才有陕西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大骂考场监考,“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
<--sk--> <--sk-->  “学历越来越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低”,为什么还能够坐上官位,即使出了问题还会得到不小的提升?汪洋书记谈到,干部要经常掂量掂量“你是谁,为了谁”,这说到了权力的来源与服务的对象的根本问题。
<--sk--> <--sk-->  一权独大,什么好东西都能弄到手,不掏自家一个子,直接掏公家的口袋,想掏多少掏多少。有这等不受监督的特权,上帝做了官也要变成坏蛋。改革开放三十年,倒下去多少官员,证明了这个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还装着二百钱数不清,还要说世界上没有“普世价值”,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敢让官员的产生、升迁、罢免,由公民来监督,来解决。自己搞不好,又不愿意让权于民。越来越多的公民就不相信,民主在中国就行不通,就没有成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直斥官员学历造假,希望“名校更要珍惜荣誉”,如果将评价官员的权力交给公民,官员们势必会将更大的精力用到解决民生问题上,凭借为公民服务的政绩就能升官,那么,哪个官员吃饱了没事干把大把大把的银子送给大学捞什子文凭呢?官做到那份上,年龄不小了,精力也不如小青年了,读书三更灯火五更鸡,官员日理万机,做好手头的工作,偷得半日浮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才是人过的日子啊。
<--sk--> <--sk-->  最近有个案子,说的是中威公司制造的A9系列客车与德国尼欧普兰汽车有限公司的“欧洲星航线”系列客车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决:中方3公司赔偿德国公司2116万余元。在中国,盗版出版物、盗版软件广泛存在,盗版音像制品相当普及,各类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2008年盛行的山寨文化,这种藐视他人知识产权、免费“拿来主义”的“国民心理”有与行为,折射出“正版”制度的缺失。政府官员是社会的精英。如果他们都是“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这个国家从哪里产生创新思维、创新意识与自主创新能力?这个国家还有多少“原创”生产力?连生存都危险啊。
<--sk--> <--sk-->  吉林省松原市从2006年到2008年三年间,共有13名获得省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的学生,其家长有三个副厅级、五个正处级、一个副处级、三个教育局科级,看不到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保送”成了官员子女上大学的“绿色通道”。(1月21日《今晚报》)瞧。“文凭腐败”已经落实到孩子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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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貼IP已設置保密 2009-02-03 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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