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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大中共打“民生牌” 要推倒新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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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周刊 2007-1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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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主打“民生牌”，重申堅持改革路向，堅持“人民本位”的政治取向，將加大力度、加快解決壓在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化解尖銳社會矛盾，漸進推展政治民主。百余前高官上書中央要求恢復黨的性質、反對資產階級復闢，但中央沒有後退。
即將于十月十五日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將確認中共未來施政的行動綱領，即以人為本，以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其中最為強烈的信號是民生而非GDP（國內生產總值），民生就是最大的GDP。解決民生問題，顯然要比GDP更加棘手。據悉，中共十七大會加大解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問題的力度，加大解決農業基礎薄弱和農村發展相對滯後問題的力度，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加大解決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問題的力度，加快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加大解決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問題的力度；加快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廉租住房等領域發展；進一步加大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問題的力度，化解社會矛盾。
中共十七大主打“民生牌”和民生議題，改善民生，重申堅持改革的路向，堅持“人民本位”的政治取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秘書長石小敏認為，民生問題確實是本屆政府高度關注的問題。最近推出保障性住房體系，不是商品性住房，主要針對中低收入階層，以廉租屋和經濟適用房為主，還有一部分限價房。最近國務院召開了關于住房工作會議，推出保障性住房體系，同時，七十九個城市試點全民醫療保障體系，這是中共十七大前夕解決民生問題比較大的動作。近年來決策層重視民生問題，圍繞民生問題做了很多事，也確實解決了一些問題。近期的舉措還包括，隨著物價上漲，提高一部分社會救濟標準、最低工資標準，增加一些低收入層的補貼。在教育上，前些年的重點是對落後地區，特別是農業縣，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增加了財政的直接支持，近年來在教育上減少大學和中專的收費，政府增加了支出，包括師範學生實行免費入讀。
石小敏說，一些更重大的民生舉措，會在中共十七大後加緊調查研究，比如全民社會保障問題，尤其是進入城里打工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過去研究城市社會保障往往不包括那些進城的農民工，只是針對有戶籍的居民，現在有些地方開始把農民工的住房問題納入廉租屋體系考慮了。
八十六歲的中共走到今天，深感改革不夭折，國家不分裂，社會不對抗，政權才可持續。當下貧富分化已成為嚴峻事實，底層的生存底線正在不斷被擊穿，腐敗成風，環境污染，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影響中共存亡。被人們稱作新“三座大山”的“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問題，已經到了不能不移山搬山的時候了。改革不能不惠及民生，改革後果損害了大多數民眾的福利或使分配差距形成長期擴大趨勢，必會導致社會內部的激烈沖突。一旦“民生”理念進入主流意識形態，就意味著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和施政舉措都將隨之改變。
中共打出這張民生牌，是這些年來逐步累積的政治思維。二零零二年以來，中共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一個並非個案的死亡事件“孫志剛事件”、令神州布滿死亡恐懼陰影的“非典事件”到前不久震驚世界的山西“黑磚事件”等等，令新執政的中南海高層不能不具備親民而務實的執政風格。中共十七大打出這張民生牌，其實從二零零七年胡錦濤、溫家寶的多次講話可以尋到蹤跡。
二零零六年歲末，胡錦濤在新年賀辭中宣示︰“著力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春節團拜會上，溫家寶講話說，“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職責”。解決民生問題，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改善民生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解決民生問題，必須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解決民生問題，必須切實解決好教育、醫療、就業、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等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六月二十五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發表講話說，“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要“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多體現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優先發展教育，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會管理”。
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議“堅持求真務實、銳意進取，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針對現階段我國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圍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進行全面規劃，作出戰略部署”。十一天後的二十八日，政治局再度召開會議，確認“努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執政理念。
中共十六大以來，關注民生的新政出台時有所聞。二零零三年至今，國務院常務會議已召開一百七十六次，其中半數涉及經濟、民生議題。廢止農業稅條例，延續了二千六百年的“皇糧國稅”農業稅終于走進歷史，惠及億萬農民；在高校和職業學校健全國家獎學金、助學金制度，落實國家助學貸款政策，使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都能上得起大學、接受職業教育，每年資助五百億元人民幣（約六十五點八億美元），受助學生兩千萬；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全部免除，除按“一費制”標準收取課本、作業本費外，嚴禁收取任何費用，住宿費將從二零零九年開始全部免除；宣布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實行師範生免費教育；加大農民參加醫療保險覆蓋面，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據國家統計局剛剛發布的資料顯示，農村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人數達到四億一千萬人，惠及全國近半數農業人口；收入是城市職工最關心的事，當局一再提高退休人員工資水平；《物權法》在爭議中出台；百姓的幸福指數首次被納入國家統計視野。
發展依*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百姓之苦，理應是執政者切膚之痛。百姓之憂，理應是執政者揪心之愁。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認為，胡錦濤、溫家寶近期的一系列講話，明確回應了對改革路線的質疑。中山大學教授徐俊忠認為，胡溫講話表明重申“人民本位”的政治取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說︰“當下，勞動政策和收入調節政策存在嚴重缺陷，國家勞動法操作性不強，使勞動就業領域和最終財富佔有方面出現許多怪像。一方面GDP迅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緩慢；一方面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另一方面白領階層存在嚴重過勞死。低端就業市場的情形更令人憂慮”。如果要社會不對抗，就應該令“改革後果不至于絕對損害大多數民眾的福利或使分配差距形成長期擴大趨勢，以致導致社會內部的激烈沖突。擁有絕對剝奪感或強烈的相對剝奪感的弱勢利益集團，常常會成為民粹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的社會基礎，他們的結合將致國無寧日。生活水平低下的窮人並非沒有政治訴求，事實上他們是激進政治領袖的社會基礎。他們平時可以不顯山露水，但一旦被利用，必是難以對話的群體”。
李銳獲邀列席十七大
民生與民主從來都相輔相成。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已成為中共改革派向十七大進言獻策的重要視窗，最近接連發表楊光斌的《民主政治︰“過程”重于“模式”》，吉力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不可割裂》等，這些文章引起黨內外熱議。九十歲的李銳是中共黨史專家，曾任毛澤東秘書，八月三十一日，他上書胡錦濤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題為《關于黨本身改革的幾點建議》（見另文）。上周他獲中央組織部通知，受邀列席中共十七大。這被視為胡錦濤對改革派的一種姿態。胡錦濤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後，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著名理論家朱厚澤說，還應該加上一句“權為民所授”。不過，朱厚澤此說卻遭中宣部高層批評。
中國政治體制仍然極其落後，推行政治民主步履維艱，即使小步前進，也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抨擊。一百七十名“共產黨人”，九月十七日聯名上書總書記胡錦濤、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共十七大代表，圍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共提出二十六條具體建議。這份被稱為“萬言書”的書信，長達二萬五千字。上書人中有李成瑞（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韓西雅（原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候補書記）、陳談強（原《光明日報》副總編輯）、周光春（原廣西壯族自治區顧問委員會主任）、秦仲達（原化學工業部部長）、黃靜波（原青海省省委書記）、劉仲候（原江西省委副書記）、韓樹英（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鄭天翔（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唐榮華（原十一軍副政委）、徐誠之（鐵道兵原政治部主任）、龍桂林（鐵道兵原黨委常委、參謀長）以及肖一平等二十多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左大培等十多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副研究員韓德強、北京大學教授繆佟和、南開大學教授劉曉鐸、清華大學教授李定凱、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以及上海、山東、大連、遼寧、南京、湖北、浙江、雲南的一批離退休干部。
“獻言書”就所有制結構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環境資源問題、對外經濟關系問題、資本家進入共產黨問題、工農大眾淪為弱勢群體問題、社會風氣和思想領域中的問題等方面提出建言。他們認為，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言論中，有正確的部分，也有錯誤的部分。兩種觀點紛列雜陳，往往自相矛盾，因而不能構成系統的理論。《黨章》中不應再提以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關于****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一種用含混詞句包裝起來的修正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徹頭徹尾的背叛”，應當刪除《黨章》中關于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錯誤提法。
他們認為，“中國已形成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格局。現在，離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是更近了，而是更遠了”，要“堅持社會主義，反對復闢資本主義”。他們呼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資產階級從外部和內部進行篡奪和腐蝕。他們在“萬言書”中稱，“資產階級從外部的進攻，已經通過所謂‘民間修憲會議’、‘新西山會議’和他們操控的媒體（如《炎黃春秋》等）多次表達出來。他們實質上是要在中國進行‘顏色革命’，建立資產階級專政”。
他們認為，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黨的性質被改為“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從而成為“全民黨”，並據此規定允許不願放棄剝削的資本家作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加入共產黨，黨的性質的改變起源于經濟的私有化。他們建議︰由中央立即作出決定︰資產階級分子不能當十七大代表，發現資產階級分子，責令更換；十七大新選出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中，不能有資產階級分子，如有混入，政治局有權除名。對于已經入黨的資產階級分子，由他們自願選擇︰或者放棄剝削，保留黨籍；或者不放棄剝削，自行退黨。他們要求恢復“被無理停刊”的《真理的追求》、《中流》雜志出版發行的合法權利；在十七大召開之前，公布中央的政治報告草案和修改《黨章》的報告草案，讓全體黨員充分討論、修改，為此，十七大可考慮適當推遲召開。
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前三個月，十七位退下位的部級高官，就胡錦濤六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黨校講話中提及加強黨內民主而提出建議。這十七離休高官是馬賓（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周光春、李成瑞、秦仲達、茅林（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吳凡吾（原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局長）、韓西雅（原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候補書記）、徐誠之、龍桂林等。
他們在信中說，“我們國家存在著許多與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思想完全背道而馳的黑暗現象。比如，礦難事件的多年不斷發生，奪去了無數可愛的勞動者的寶貴生命，而那些私營的煤礦主，卻一次就可以拿出從工人身上剝削壓榨出來的數百萬元、數千萬元去購買豪華轎車……”“又比如，我們很多幾十年來艱苦奮斗，建設起來的公有制大企業，被各種各樣的方式挖走了，甚至白送掉了，變成了美其名曰的民營企業而實際上是私營企業。原共產黨員書記、廠長變成了大資本家，但還當著黨員和書記。這符合《共產黨宣言》和共產黨的建黨原則嗎？”他們說，深感憂慮的事情天天都在發生。“現在民憤告急，黨和人民政府嚴重脫離群眾，社會主義岌岌可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保守派批民主社會主義
他們認為，今天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泛濫，還有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民主社會主義。“中國進行的改革是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的改革，是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改革。如果十七大還是這樣毫不動搖地走下去，葉利欽式的人物就一定會出現，亡黨亡國的悲局馬上會到來”。
對于黨內“左”派發出的質疑和進攻，中央對待他們的態度非常有策略。《炎黃春秋》主編杜導正認為，中央面對如此巨大壓力下，絕對沒有忍讓，絕對拒絕這些所謂要求，當然也沒有正面作出駁斥，根本沒有考慮來自左翼陣營的這些建議。從這個意義上說，十七大政治報告將是令人鼓舞的，沒有後退。
盡管各界預計中共十七大將繼續秉承“穩步前進”、“碎步前進”的理念，關于民主政治的進程步伐不會邁得太大，但中共高層已經充分認識到，民主政治在一定條件下是個好東西，但民主政治形成過程中的風險不可忽視，要用最低成本制造政治符號，完善中國的民主政治，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重新奪回共產黨人對民主的詮釋權。
新舊“三座大山” 一九四八年毛澤東系統提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其目標和任務是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其中，官僚資本主義、官僚資產階級第一次被中共列為中國革命的對象和敵人，也因此第一次有了“三大對象、三座大山、三大敵人”的說法。隨著中共革命的勝利，“推翻三座大山”廣為流傳，成為中國共產黨標榜自己歷史功績、進行意識形態教育的重要政治語匯。
“新三座大山”的說法是在九十年代中國市場化改革後開始出現，並在近年成為各階層關注重點，具體指老百姓看病難（醫療市場化改革之後，醫療費用上漲，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貧困者“小病拖，大病挨，到死還不能往醫院抬”）、上學難（教育產業化，但不能落實憲法規定的九年義務教育，高等教育收費大幅提高）、住房難（房價高漲，居民難以承受，而政府廉租房、微利房等有限，不能調控市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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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2007-10-06 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