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影響美國政治生態

　　 文/七犀鳥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2002年的普利策獎得主，Thomas Friedman這几天在上海，被一座座雨后春筍般冒出的超級建筑搞得眼花繚亂，而且，新加坡的李光耀告訴他，“亞洲是當今世界最樂觀的地方”，尤其隨著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亞洲人充滿希望的醒來，意識到自己的明天會更好”。

　　這印証了他長期以來的一個判斷，那就是，中國將影響未來，尤其是2008年的美國政治。

　　911事件以來，布什和拉姆斯菲爾德忙著全世界尋找恐怖分子，甚至不惜把阿富汗、伊拉克等所謂藏污納垢之地翻個底朝天，不惜摧毀這些國家原有的政治結構，反恐任務的空前突出，加上民主黨勢力在國會山的萎縮，導致中美關系淡出了美國媒體的視野，而布什也采取了更加友好的政策。

　　然而，Friedman認為：有兩件事將改變這種情況。

　　一，民主黨重新控制國會山。女議長Nancy Pelosi長期以來對在人權問題和經濟問題上對中國持強硬立場。新當選的參議員Sherrod Brown恰恰來自丟掉許多制造業崗位，有著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俄亥俄州。

　　二，中產階級開始焦慮，因為出現了工資中位數停滯現象。他講述了一個不好笑的笑話，說比爾蓋茨走進了一個酒吧，看到所有人都成了百萬富翁，但是中位數沒有變化。這種工資增長滯后于美國經濟增長背后的原因，很多美國人歸之為全球化導致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

　　因此，中國將滑回美國政治的中心漩渦。

　　 中國（像一面鏡子那樣）把美國工人所面臨的二十一世紀的威脅表現得一清二楚。

　　按照趙曉的說法，中美工資平均相差100倍，在中美勞動力素質差距逐步縮小的情況下，有哪個一個美國的產業投資者可以長期耐得住這種誘惑？

　　別的不說，來中國辦廠，撇掉各種復雜的費用，光工資一塊，比起聘用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就可以省下大筆的美金。

　　更何況，中國的工人向來任勞任怨，樂意奉獻﹔更何況，中國的工會組織疲軟已久，早已淪為一種發放員工福利的機構，甚至淪為企業主的附庸。當然，中國工人更無法享受美國工人所享受到的種種花樣翻新的權利。

　　這種情況下，如果全球人力資源市場徹底實現自由全流通，美國工人怎么能夠和中國工人競爭？

　　不說其他，最基本的價格競爭就敗得一塌糊涂。美國產業工人年薪22000美刀以上，中國產業工人年薪最樂觀估計也不到20000人民幣，更何況那些麻木的、任人宰割、有錢賺就好的、不相信也不敢主張個人權利的農民工？

　　于是，Friedman告訴我們：

　　中國在美國政要那里將有兩種待遇：要么是替罪羔羊(Scapegoat)，要么是人造衛星（Sputnik）。

　　如果是前者，中國將成為美國政要推卸責任的借口。在指責中國中，緩解國內的壓力。

　　如果是后者，中國將成為二戰以后在空間領域超過美國的蘇聯，成為團結美國人的力量，美國人在來自中國強有力的競爭之下，調整福利等政策，終身學習，提高美國人的競爭力。如果美國人徹底得失去了安全感，他們將建起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長城。

　　對此，我們應該怎么做？

　　第一：改變清華北大所謂“留美預科班就是人才流失”的狹隘觀點。留學生越多越好。每個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人權，都不回來更好，一方面可以緩解國內大學生的就業壓力﹔一方面可以使一個中國留學生生活更幸福﹔一方面使得國內更加重視人才﹔一方面培養能幫上祖國更大忙的新的李政道們﹔更重要的是在美國形成一批親華的華裔政治勢力。這一點要學習以色列人，他們不以在美工作為美作出重大貢獻的猶太人為恥，反而以之為榮，因此撈到很多實實在在的政治經濟利益。

　　其次，當然是擴大貿易伙伴隊伍，減少對美貿易順差，賺別人錢太狠也是不行的啦。中非合作論壇，中國俄羅斯年，中歐對話等等都可以起到這作用。

　　第三，面對指責，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國的人權狀況保障水平的確需要跟國際接軌，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理由。

　　最好，更加開放的心胸來容納私人資本和FDI。一些目光狹隘的人群老是認為中國被外商吃了豆腐。其實，美國人對飯碗的憂慮就反映了中國其實在開放世界中占了便宜。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其實是處于發展經濟學最壞的一種狀態，那就是貧困的惡性循環：

　　收入低下（80年代，月入20─60元乃是很多穩定收入人的常態）──〉缺乏民間儲蓄（1980年，居民儲蓄399億元，人均不足40元）──〉缺乏民間投資──〉經濟增長緩慢──〉收入渠道單一而低下──〉新的循環。

　　當時唯一的投資渠道是國家。可國家投資所用的資金，絕大部分剝削農民，一部分剝削礦產資源和能源大省，就是在這種犧牲一部分群體利益情況下集中的國有資金，由于長期的文革式只講階級斗爭，不講發展科技，更把獲得利潤當著社會主義的奇恥大辱的國企氛圍，導致這本份國有投資效率低下的慘不忍睹。大部分國企淪落為吞吃財政的不生蛋的母雞，而農民和資源大省卻長期限于極端貧困。

　　國家經濟效率低下﹔私人經濟陷入惡性循環。這時候如果執行封閉式國策，單純依*聯產承包責任制等制度激活人的積極性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持續時間不會超過1988。

　　這種情況下，FDI便起到了打破這種貧困的惡性循環的作用，沿海地區外資經濟的發展，提高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收入，培養了一批具有經營才能的經理人，同時，大大提高了民間儲蓄，民族企業勃然而興。

　　讓人遺憾的是，經濟的發展讓一些頭腦發熱的經濟學家重新犯了類似于王明的激進式錯誤，以為可以使中國經濟產業鏈在世界范圍內飛快的提升，短期內就像跨入依*知識產權和世界性品牌的階段，這種新的“大躍進”如果占據支流，說服了企業家，將會毀了中國經濟。

　　幸虧，現在的學界聲望不彰。企業家的聲音遠遠蓋過學者的聲音。而許多學者匍匐在商人和政客的腳下。

　　美國總統柯立芝有一句話：美國的事業是企業。

　　信奉這一國策的美國，一百多年來培育大部分世界500強私企的同時，也成為百年內無法撼動的強權。中國若想在經濟發展的長跑中，獲得永續的動力，必須要牢記這一信條：那就是：

　　私企強，則國強。私企弱，則國弱。而外企的廣泛存在，則一方面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一方面提供了足夠的浮游生物﹔一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壓力和動力﹔一方面提供了更好的MBA訓練課堂。

　　哪怕你像一些因為封閉而癲狂的左派人士那樣把外企當著病毒，須知，對操作系統來說，病毒也是促進系統進化的必要動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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