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破中甦社會主義衰落之謎

作者: 冼岩

對中甦社會主義試驗最終被西方資本主義“不戰而勝”的原因探討，各種研究已經多如汗牛充棟。中甦由二戰後的強勢擴展，到1970年代開始逐漸收縮，直至中國轉型、甦聯解體，其興也勃，其衰也忽。如果從具體的政治、經濟形勢入手，其因可說錯綜復雜；但如果以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觀照，原因其實也很簡單︰社會主義經典理論雖由馬克思開創，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卻是從列寧開始；因此，中甦真正奉為正宗的，其實是列寧主義，而不是經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如果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原座標，那麼後來的社會民主主義固然是修正主義，列寧主義同樣是修正主義，雙方都只各取了馬克思的一半。所以，中甦事實上只搞了半截子社會主義，它們在經濟上是社會主義的，在政治上卻是專制主義的，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原則。既然偏離了當初的設計，當然不能再期望產生設計所預期的功效，而且必然要遵循不同的演變邏輯。 上述道理雖然簡單，卻顛覆了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所以體制內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無論如何也得不出這種結論︰開再多的馬克思主義學院，搞再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工程，都無濟于事。馬克思設計的社會主義，其實質是“公有制+民主”。不僅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而且執掌國家權力的代理人也必須由全民選舉產生；只有這樣，經濟資源及其權力、利益，才不會象中甦那樣，被執政集團內部的少數人所把持、壟斷。 民主的實質是通過一些自下而上的程序安排，改變官民之間的力量對比，使民眾具有一定能力可制衡官權力，限制或壓縮官侵民利、以權牟私的空間。所以即使民主制的範圍受到局限，例如西方古代的“貴族民主”、近代的“有產者民主”或“白人民主”，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縱然大多數人被排除在民主權利之外，其利益要求難以得到體現，但畢竟官權力本身已受到限制，不再那麼橫暴，對社會的攫取與傷害有限，于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就只剩下按資源佔有的不同狀況所劃分的不同階層之間的“階級矛盾”。正因為如此，近代以來，中西方社會的主要矛盾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征︰西方以參與者有限的“等級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官權力，官民矛盾淪為次要，階級矛盾成為主要矛盾；而中國由于官權力缺少制衡，一強獨大，其利益獨立于社會所有階級之外，官民矛盾仍然是社會的主要矛盾。西方在近代以前的中世紀，官權力與特權階級合而為一，這一現象使以西方作為主要考察對象的馬克思產生了歷史的錯覺，誤將階級矛盾解讀為自原始社會以後人類一切社會的主要矛盾，誤認為官民矛盾也只是階級矛盾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 馬克思曾經嚴厲批判資本主義民主，認為它只是資產階級剝削的遮羞布。但馬克思對民主的這種判斷有一個前提，即資本主義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私有制導致社會力量對比不均衡，乃至力量懸殊，這種力量與信息的不對稱必然扭曲民主，使資本主義民主淪為“金權政治”的一種形式，淪為為強勢群體服務的階級斗爭工具，淪為馬克思眼中的“假民主”——在馬克思那兒，資本主義民主對官權力的一定制約已是既成事實，它並沒有完全解決官民矛盾，何況馬克思還認為官民矛盾的實質也是階級矛盾，所以他並沒有將官權力受到制衡歸功于“資本主義民主”。但在馬克思所肯定的基本價值中，民主、自由皆在其中；只不過馬克思所認同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社會力量對比均衡條件下的“真民主”。由于立足于官權力已受到制衡、對民主的需求已不那麼迫切的西方現狀，馬克思自然將對應于官民矛盾的民主價值置于對應于階級矛盾的平等價值之下，所以他成了共產主義者。 因此，如果以馬克思主義的標尺來衡量，中甦當年的社會主義都只走了半截，經濟上實現了公有制，政治上仍然是私有制（專制的實質是權力私有制，權力被少數人把持、壟斷）。政治與經濟脫節，這是中甦社會主義衰落的根本原因。專制雖能創造高效于一時，但政治壟斷必然滋生出黨內的特權階層；他們將不斷從自身利益出發，挑戰“社會主義均利于全民”這一方向與目的，從而使社會不斷陷入“階級斗爭”的內耗，最終將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效率優勢消耗殆盡。 甦中兩國社會主義的創始人列寧、毛澤東，都曾借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造，以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由政府主導管理，資本家持股參與分配的“公私合營”方式。但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後，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消失，而是轉入另一種隱蔽形式︰名義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但經濟權力實際上被少數人以國家和全民的名義掌控；名義上的主人“全民”，事實上並不在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壟斷了經濟資源代理權的人，他們實際享有著資產的使用權、處置權以及一定程度的收入享受權，成了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即特權階層。毛澤東當年說“黨內有個資產階級”，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成立。 這種隱形的國家資本主義，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實現形式，但卻是一種半截子的實現形式。如果說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那麼中甦式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與政治權力專制之間的矛盾”，而不是什麼搞笑的“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政治與經濟的長期脫節，不但背離了馬克思的基本設計，也使社會主義相對于資本主義不但不具有優越性，反而呈現劣勢。 或許當年中甦的領導人並非不明白馬克思的真意，但因為各種各樣的主客觀原因（例如戰爭年代的傳統，外部列強的威脅，內部“反動勢力”的挑戰，以及執政集團的既得利益，等等），最終只搞了半截子社會主義，即經濟社會主義；並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假民主的嘲諷，作為自己拒行社會主義真民主的依據，且量身定制出一種高度“集中”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毛澤東在1956年、1966年的“大民主”嘗試，可能有著進一步完成社會主義、將馬克思主義進行到底的理想化意圖，但因為客觀的反彈力量太大，不得不中途夭折，甚至反轉。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當年對黃宗羲的民主承諾，並非是打妄語，只是他也最終沒能扭轉歷史的慣性。 這是歷史的無奈，也可以說是當時中甦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並未成熟。在馬克思的原始設計中，“物質極大豐富”是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其實，要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並不需要這種條件，無產階級只須掌握國家政權即可，所以列寧提出並踐行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但如果要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卻可能需要上述條件——只有在“物質極大豐富”的條件下，政治民主才不會因為外部競爭的壓力等客觀原因而不得不被犧牲掉。 由此可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迄今為止還只存在于書齋之中，它還從未在人類實踐中得到過全面驗證，現在斷言其優劣還為時過早。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在“物質極大豐富”之前進行社會主義實踐，即使政治、經濟兩條腿齊動，也將面臨許多難題。難題之一是怎麼解決公有制條件下的“激勵相容”問題，無論是社會保障的高度發達，還是對貧富分化的高度限制，都會降低對效率的激勵；難題之二是怎麼處理決策的民主與效率之間的矛盾，這可能涉及怎麼確定民主的適用範圍︰是只在中央一級選舉，還是遍及各級政府？是只在政府機構搞民主，還是遍及包括企業在內的各種經濟、社會組織？ 上述兩個難題在“物質極大豐富”之後都不成其為問題，就一國內部而言也不是問題；但在全球化競爭的壓力下，它們卻成了攸關社會主義成敗的關鍵。（多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