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神社問題：中日均需新思維

[邱震海] (2006-08-07)

<--STARTIMU--> 　　第二屆“北京─東京”論壇8月3日至4日在東京舉行。在這次由中國日報社、北京大學和日本言論NPO組織的論壇上，云集了中日雙方一些有影響的政界、媒體、企業和學朮界人士，其中有中國駐日大使王毅、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三、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王英凡、中國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趙啟正、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中川秀直、中國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石廣生等。中日雙方如此眾多的有影響人士云集會議，本身就証明雙方對中日關系的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會議上的發言人士，無不重申中日關系對兩國的重要性，并呼吁雙方發揮政治智慧、加強溝通和理解。但實際上，人人都知道，重視中日關系是一回事，但如何操作中日關系，尤其是在林林總總的中日各類矛盾中找出切入口，并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予以解決，則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在呼喚政治智慧之余，如何從中日深層的結構性矛盾中找出近期（亦即即將來臨的“后小泉時代”）的解決切入口，應該成為中日兩國人士需要討論的當務之急。

　　對現狀的務實判斷　　

　　回顧過去五年多小泉時代的中日關系，人們可以發現有兩個特點：一是小泉執意參拜靖國神社，極大地沖撞了中日關系﹔二是伴隨著中國崛起的勢頭，中日關系開始步入歷史上第一個極其艱難而又漫長的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過程，其間雙方都面臨處理其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問題。

　　上述兩個現象在同一時段出現，雖不互為因果，但卻使得中日關系呈現異常復雜和充滿情緒化的局面。在這過程中，靖國神社問題成為雙方博弈的一個焦點，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日結構性矛盾呈現焦點模糊的現象。更何況，靖國神社問題遠非分祀或日政治人物停止參拜就可以解決的，靖國神社內的游就館所對歷史問題的篡改，就體現了這一點。因此，既然雙方都重申中日關系的重要性，那么就有必要在“后小泉時代”即將到來之際，找出為靖國神社問題解套的切入口和具體策略。

　　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應該承認，日本社會近一二十年出現右滑趨勢，新一代的右傾保守政治家開始主導日本政壇，成為靖國神社問題不斷激化的主要原因﹔但同時也須看到，靖國神社問題上也有日本傳統的文化觀因素，而日本右翼政治人物正是利用了其中的文化觀因素來為其錯誤的歷史觀和戰爭觀服務。

　　在分祀問題尚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如何做到“有利、有理、有節”的斗爭，既不喪失民族感情的大原則，同時也不因文化觀不同而影響對中日結構性矛盾的聚焦，這需要對中日關系作相當縝密的分析和評估。

　　對“后小泉時代”的政治家來說，由于小泉時代日本外交的失誤，因此目前階段都刻意回避靖國神社問題﹔再加上天皇筆錄和《朝日新聞》關于反對參拜人數居多的民意調查，其實都為其在靖國神社問題上找到一個下台階提供了機會。

　　 約法三章各退一步　　

　　既然這樣，中日雙方的政治人物必須認清一個基本事實，即：中日之間目前真正的問題是兩國國內正分別發酵的民間情緒﹔靖國神社問題若處理不好，反而會加劇這種民間情緒的發酵。因此，靖國神社問題上的新思維對雙方都已是當務之急。

　　就目前而言，雙方均須抱著求同存異或“退一步，進兩步”的原則，尋求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溝通。雙方不妨通過內部溝通渠道達成“約法三章”，諸如不以官式身份參拜和不在重要、敏感日子參拜，國會議員不以集體方式參拜，以及加快推進分祀問題等。

　　在這一問題上，既然明知有些事情難以改變，而有些事情則又必須改變或推進，那么中日雙方政治人物就必須各退一步，以尋求更大和更為靈活的互動空間。

　　以近日披露的安倍晉三今年三四月間所謂秘密參拜靖國神社一事而言，必須指出安倍晉三的所謂秘密參拜時的不公開于眾和不坐政府公車等元素，基本上可以被認可為不以官式身份參拜﹔但其在留言簿上明確寫上“內閣官房長官”，則又與上述原則相沖突。

　　在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問題上，需要中日雙方一來二回的據理力爭和磨合，以確立可以為雙方基本認可的標准。這一各退一步、各留面子的妥協做法，實際上可以為中日解決深層結構性矛盾贏得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