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清漣: 評史蒂芬•羅奇遲到許久的中國認知
3月28日，在蓋洛普公司（Gallup）“2006中國調查報告”發布會上，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透露，上周他在北京與中國總理溫家寶面談時，溫向他提到，中國經濟“無可持續發展性、不穩定、不協調、不平衡”，并表示憂慮。羅奇曾經是堅定的“擁抱熊貓派”，對中國經濟向來看好，這次亦緊跟溫總理改變看法，稱摩根士丹利研究表明，目前中國經濟的結構是固定投資加出口超過八成國内生産總值，這種結構下的經濟增長無法持續，同時他還指出中國人過高的儲蓄率是因爲對未來擔心，缺乏安全感所緻。
上述見解與其說表明了羅奇的見識高明，還不如說顯示了他那精明的商業算計。因爲類似的分析，早就成爲中國學界的共識（總想做政府應聲蟲的除外）。大約從2004年開始，論證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的危險性的文章至少超過百篇，幾個數據更是專業人士耳熟能詳：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80％，大大高于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年報》也早就公布，目前發達國家消費率（國民消費/GDP×100%）在78%左右，發展中國家消費率平均爲74%，素來以國民高儲蓄率聞名的其他東亞經濟體消費率也在65%以上，隻有中國，除了個别年份，消費率始終低于60％，2006年最終消費率低于50%，再創曆史新低。而消費率低、儲蓄率過高的原因是因爲中國公衆被醫療、教育、住房等三座大山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缺乏安全感。這是中國學界以及公衆的社會共識，無須羅奇遲至此時才來“高明”地“指出”。
――如果羅奇不健忘的話，就應當記得他作爲中國政府的“好朋友”，這些年到處大談中國經濟的美好發展，并認爲對中國經濟不看好的人，是因爲忽視了中國最具競争力的主要因素——勞動力成本、技術、基礎設施、人力資本以及當局對改革的熱情與堅持。羅奇沒意識到的是，正是他認爲中國最具競争力的因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成爲中國國内市場疲軟的主要原因。試想想，當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終日辛苦而難于維持體面生存時，當中國當局不斷将本應由政府負擔的公共福利如住房、醫療、教育等當作“包袱”甩給中國老百姓時，他們又哪裏有餘錢去增加消費？
中國成爲“世界工廠”，爲農村勞動力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但這些就業機會卻是不體面的，這種不體面一是緣于勞動者的報酬極爲低廉且沒有福利；二是緣于工作環境惡劣。可以說，中國低廉的勞動力是以剝奪勞動者的福利并透支勞動者的生命爲代價的。衆多國際人權組織多年來都在指責中國政府無視勞動者的權利，不能說羅奇對此不知情。
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是以不斷降低工資和消費在GDP中的份額，以出口和投資帶動經濟增長，始終停留在一種外延式的增長陷阱之中。這一類型的增長是不利于窮人的增長，說得難聽一點，是殺雞取蛋而不是養雞取蛋式的增長，因此才缺乏可持續性，這一點隻要與俄羅斯比較就可發現。1999年至2006年，俄羅斯經濟年均增長速度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與此同時，俄羅斯的工資和人均收支卻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後，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了200％。8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兩倍。相形之下，中國的勞動力在制造業領域的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目前這種中國特色式的經濟增長是殺雞取蛋（剝奪窮人，摧毀窮人的的購買力）。溫家寶感歎“無可持續發展性”，是因爲發現已經無法再拿到多少“雞蛋”。中國當局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堅持繼續掠奪而使中國陷入泥潭直至崩潰；二是改變分配機制，讓窮人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而使政府繼續有雞蛋可拿（即可持續發展）。
類乎于羅奇這樣的“擁抱熊貓者”還有很多，這些人生活在自由國家，但一接觸中國就發生了淮桔成枳的變化，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提高中國政府形象而成爲中國政府的“好朋友”，也因此非常成功地在中國獲得商業利益。這類中國政府視之爲“好朋友”的人，絕對不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盡管中國政府如此稱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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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09 1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