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校園槍殺33名師生（包括凶手本人）事件，盡管令人感到震驚與悲痛，若是發生在冷戰時期，各個當局、媒體多會顧慮到政治影響、族群融合，而盡量約束自己和低調處理。但是到了反恐情緒高漲的21世紀，媒體對此事的渲染，遠遠超過對伊拉克龐大汽車炸彈事件應有的介紹。尤其是一些對社會問題毫無概念的論客，竟然把此典型的美國社會問題與亞洲社會的諸多自殺問題聯系起來。

自殺文化

        筆者60年代末在美國進修社會學之時，教授便曾下達一個研究任務，即“為何台灣留學生的自殺率為所有外國留學生之首？”當時台灣經濟落後，學生處境有如80年代初的大陸留學生。他們背水一戰、遠走他鄉，除了艱巨的學習任務之外，還得承擔部分家庭經濟責任，其精神壓力之重可說是無與倫比。再加上極度的節約，身體的疲憊，一經任何挫折，便輕易選擇短見之途。這種“自殺傳統”，隨著大陸留學生的增加與台灣經濟境況的好轉，不幸地由大陸留學生傳承下去，以至于“中國留學生自殺率高”已成了美國學術界眾所周知的“屬性”。

        自殺率高，還並不僅僅局限于留美學生，就各個族群對比，華人的比率也長期攀高不下。根據調查，華人第一代移民為生活、職業、學業所投入的精力、時間與取得的成就，為所有移民群體平均數的2.5倍。由此觀之，把生活當作打拼與拼命，不多出點意外更是奇跡。

        美國的社會學的第一課即告訴我們，這個民族大熔爐里，每一族群都擺脫不了其母國文化的特殊影響。譬如，意大利的犯罪案件中，槍殺事件所佔比例較高，因此赴美意大利移民的槍殺事件也較突出。至于儒家文化圈，一是出于文化教育、二出于嚴格的槍械管制，槍殺案件便遠遠低于西方社會。于是，美國亞裔人士持槍殺人事件便極為罕見。

        除此之外，儒家社會一向把家庭當作社會核心組織，遇有重大事情，無論喜怒哀樂，多有家庭成員分享或承擔。一旦家庭解體，個人失去最後屏障，便容易自尋短見。至于西方國家，則諸多社會責任均由國家、教會、工會、政黨、慈善社團承擔，許多人即便在示威游行過程中慘遭打死，也不會一動自殺的念頭。

殺人文化

        美國的嚴重槍殺犯罪之多，無需筆者贅言。其每年數萬人（記憶中應當在7萬左右）喪生于槍下，自然與民間藏槍數量多于總人口數有關。

        此次弗吉尼亞州理工大學槍擊案肇事人雖持有韓國國籍，但8歲大小即已移居美國。此人除了留有精神失常紀錄之外，語言、思維、特種部隊的裝扮、犯案手段、自拍錄像對社會做出控訴的方式，俱反映出美國文化之特征，與韓國社會實在是風牛馬不相及。鑒于此，把殺人文化與自殺文化聯系起來，尤其顯得滑稽。

反恐文化

        90年代結束了長期為意識形態問題紛爭不已的冷戰時代。接踵而至的，卻是個出人意表的“反恐時代”。許許多多的國家，包括本月22日即將舉行總統選舉的法國，都有一些投機政客，為了達到哄騙民眾選票目的，或為提高國防預算、軍事開支、擴大軍事行動等目的，趁機拿反恐、安全、治安議題制造危機氣氛。此次美國槍擊師生案件，就性質而言，至多是個美國精神病患的孤立暴力行為。社會輿論除了對其暴力工具的輕易取得可作更多的檢討之外，就應當沒有第二個值得探討的話題。但是，如果有人不懷好意把它作為加強反恐政策的工具，肆意加以擴大渲染，則儒家文化圈即便沒有能力防止禍水波及的話，也至少不要拿“自殺文化”來制造東引禍水的依據。2007/04/19/萬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