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光明观察发表了署名周新城的文章《必须警惕“天鹅绒革命”》。这是一篇来头不小，鼓吹极左思想，向和谐社会挑战，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檄文，值得大家高度警惕。
   周新城的文章详细列举了最近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接连发生“天鹅绒革命”的情况。他认为这是由美国导演的推翻现政权的所谓“革命”，“必须高度警惕”。作者提出了三个观点，四项主张，颇有值得商榷处，且容我一一分析：
   一、美国花极少美元推翻了国家政府。周新城说，“美国在乌克兰发动“天鹅绒革命”，前前后后只投入2亿美元左右，人未伤亡一个，就大见成效，并得到盟国的一致支持”。我不知道这一观点能否得到乌克兰政府及议会的认可。一个拥有五千万人口，具有很高文化水平，有很强自尊心的伟大民族，能被居心不良的外国人以区区两亿美元收买？这样的天方夜谭恐怕太离谱了吧。如果两亿美元就能让几千万人围着自己的指挥棒转，我们为什么不投入更多金钱搞外交（我国毕竟有着名列世界前茅的六千多亿美元外汇储备）那样，我国岂不是有了最好的发展环境吗？
   二、美国几个月培训就实现了“颜色革命”。周新城在文章中说，“美国在贝尔格莱德举办了一个讲习班，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应邀前往，接受有关进行塞尔维亚式的‘温和革命’的培训。几个月后萨卡什维利便在格鲁吉亚成功地发动了‘玫瑰革命’，顺利登上总统宝座”。其它国家的反对派领导及骨干通过参加这种学习班，取得了动摇政府统治的经验，并取得了“颜色革命”的成功。参加一次讲习班就能夺取一个国家政权？岂不是神来之笔。当政者掌握全部国家资源，掌握着政治主动权，有的统治了国家半个多世纪，有着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什么面对仅仅参加过几个月学习的反对派骨干如此不堪一击？还有，执政党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员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能挺身而出维护执政党利益？恐怕答案只有一个：执政党首脑尚未赢得党心，也就无从进而谈起民心了。

   三、美国利用了“民主”和所谓“公正选举”手段迫使当权者下台。周新城在文章中说，美国推行“天鹅绒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打的都是民主旗号，借口“选举舞弊”煽动“街头政治”，推翻不亲美的政权。我认为根本问题不是美国打着什么样的旗号，而是那些国家的人民愿意接受什么样的制度。如果一个国家绝大多数选民情愿接受本国执政党的政治主张，美国就是有外星人的本事，也不可能改变大选结果。反过来，如果外国人喊句口号就能使一个国家大部分人起来响应，这个国家的统治水平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那些实现了“天鹅绒革命”的国家都有完善的宪法法律。据报道，为了保证大选公正，当事国都聘请了国际观察员监督选举过程。大选结束后，国际观察员一致拒绝承认选举结果。难道当事国执政党的选举舞弊行为也是美国操纵的吗？如果执政者不靠自己的执政能力赢得民心，却用卑鄙龌龊的手段企图执掌政权，他们被最终选下台完全是咎由自取。周新城只字不提那些国家原先的执政者不得民心，违法舞弊的事实，却把导致“天鹅绒革命”全部责任归于美国，实属本末倒置。
   早在一千多年前，伟大的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写得十分清楚：“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毛泽东的《实践论》更是说得明白：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周先生作为旁观者，本应认识的更清醒一些，但先入为主的成见，使他犯下了“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同样错误。
   周新城对“天鹅绒革命”的诊断尽管颠倒了事物发展的根据和条件，他却以此为据，为中国人开出了四剂药方，还是让我们看看周新城的葫芦里卖得究竟是什么药吧？
   一、在思想上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周新城说，“现在，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和清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已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今天的社会实践究竟有多重要？其实大家都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如果非拿导师的原理指导今天的实践，不是刻舟求剑，就是削足适履。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胡适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哪一条原理？还不是邓总设计师在实践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周新城看来，似乎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有了解决实现矛盾的灵丹妙药。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反差极大的现象困扰着中国社会：如今越来越多的贪官满嘴马列邓江，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把“说的不做，做的不说”人生哲学演绎得炉火纯青，天衣无缝。试问周新城，对那些人纯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贪官又该作何解释？
   二、必须使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周新城说，“只要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谋求私利的人，那么，不管国内外敌对势力掀起多大的风浪，我们的政权都会是稳如泰山的”。问题是在陈希同、成克杰、程维高、田凤山以及数以千计的高官在没被揭露出来之前，谁敢说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周新城又能用什么保证“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谋求私利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太高了，老百姓也不敢指望那么伟大的人领导自己。老百姓只讲实际，他们只想知道官员是不是清白，能不能公平公正执掌权力，然而在制定公务员法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与国际社会接轨，增加公开个人财产内容，但最终被当局弃之如敝履。试想，既然是立党为公，既然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私利，既然公开了财产能赢得公众信任，提高党的威望，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公开呢？文明国度之所以少有动乱，重要原因是权力受到媒体的严格监督。那里的官员就不敢胡作非为，即使出了问题，也能及时妥善解决，社会自然安定祥和。媒体如果成为御用工具，当权者滥用权力，媒体推波助澜，权势者必然横行无忌，小疾也会酿成大患，危机动乱就难以避免！可惜时至今日，我国的《新闻法》还不能问世，原因究竟何在呢？
   三、最根本的是要巩固和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周新城说，“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保证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维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站在党的一边，成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保证工人农民主人翁地位，维护他们的利益没有错。但是一个政党如果把这一条当成手段而不是目的，问题的性质也就变了。如今，权力与资本结合，政府官员傍大款成了社会普遍现象。官方为了使投资者满意得到纳税，往往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几千亿欠薪，上亿职业病患者，不计其数的污染环境企业在政府保护下开工，就是今天国人不得不面对的无奈现实。
   “保证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不应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从根本上说，就是保障他们享受宪法规定的全部权利。事实上，工农大众只要没有直接决定官员任免的选票，只要没有自己的工会，就永远不会成为命运的主人。
   通观周新城的文章，他所开的三个药方都是虚晃一枪。他真正信赖的回春妙药只有一个，那就是专政。周新城在文章中杀气腾腾地说，“为了预防“天鹅绒革命”，我们必须加强国家的专政工具。在出现政治动乱的情况下，运用专政工具维护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安定，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选举，更没有对国家领导人的大选，怎么可能出现“天鹅绒革命”？再说，专政与国家法律是什么关系？按照周新城的说法，“对少数闹“天鹅绒革命”的自由化分子进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并对其中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进行处理”。由此可见，周新城的所说的专政，显然是法外之法，法上之法，是不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只要权力者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随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法。如果允许这样的“专政”横行，党中央的依法治国纲领岂不是成了废纸，中国岂不是又回到了文革极左老路？其实，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滥用权力，解决这一痼疾的根本办法在于落实宪法，依法限制权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推进民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加快制定《新闻法》、《反垄断法》、《直接选举法》、《公职人员财产公开法》等一系列法律，依靠法律推进宪法政治――这是中国社会实现稳定和谐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
   根据以上分析，大家不难看出，周新城此文的目的，就是借口外国出现“天鹅绒革命”，让中国人吃药。其实是想拉历史的倒车，重蹈极左路线覆辙，用所谓“专政”取代法制。如果服用他的虎狼之药，国人企盼的建设和谐社会，依法治国宏伟蓝图就会成为泡影，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成果就可能会毁于一旦！
   注：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