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党方圆：铸剑为犁还是铸犁为剑(图)
方圆先生在工党二大作政治报告：《铸剑为犁还是铸犁为剑》
铸剑为犁还是铸犁为剑
中国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讨论通过
朋友们、同仁们：
中国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中国土地上召开了。一切以中国进步为己任的的志士仁人，一旦离开中国，得到了自由的天空，却失去了扎根的大地，很难有所作为。如果把逃到海外不是当成无奈的避难而是当成人生的最终选择，“关心中国”这句话，即使出于真诚的乡土之情而非骗取资源的魔术道具，但也往往流于悲天悯人眼高手低的清谈或堆砌词藻夸张渲染的鼓噪。中国民主运动只有回归自己的土地，才能生根发芽，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
自从中国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三年来，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已经发展为波澜壮阔的维权运动。中国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仅有党员一千七百六十六人，一大以后，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平均每天网络申请入党四十六人，党员介绍入党七人，其中国内党员人数占全党人数的99.99%以上。这说明，中国工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本土民主政党。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以实现民主宪政为基本任务、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基本目标、以维护市农工商军人及一切劳动群体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民主政党，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尚未得到当局的正式承认。
因此，我敦请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根据中国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制定相应的政策和采取适当的措施，早日接受中国工党及其它民主政党在全国各地的登记注册申请手续，立即释放王炳章、姚福信、杨天水、杨健利等政治犯，以宽宏包容的大度，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亦即民主宪政的建设，从根本上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下面，我将就关系着建设和谐社会的维权意识与公民意识、香港模式与汕尾模式、铸犁为剑还是铸剑为犁等三个方面，谈谈中国工党的主张。
一、维权意识与公民意识
中国当代全国规模的维权运动（尽管当时还没有“维权运动”这个提法），发生在四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当年，全国各地的临时合同工们建立了独立工会性质的组织“全红总”，也就是今天中国工党的前身。“全红总”迫使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为临时合同工解决切身利益问题的《三家联合通告》，也就是官方史家所称的“煽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即民间史家所肯定的“人民文革”。这一次“人民文革”中的维权运动的经济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但是发动和领导这次“人民文革”中的维权运动的“全红总”却被打成“反动组织”，“全红总”全国总部和各地分部的几百位领袖，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以五年到二十年的重刑，在监狱里耗尽青春。
中国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年，即二零零二年，如四十年前一样，从河南郑州、开封开始，紧接着是大庆油田，辽阳铁合金厂等爆发了大规模的下岗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生存权的工潮，从而引起全国各地呼应。现在，不单是下岗工人在维权，在职工人也在维权，公教人员在维权，知识分子在维权，复员军人在维权，被撤迁户在维权，家庭教会的教友在维权，法轮功的学员在维权，最近，数量巨大的农民工也走进了维权的队伍。据显然是缩水了的统计，去年一年全国各地发生群体性维权活动八万多起，平均每天二百二十多起。今日的中国，是一个维权运动遍布大江南北，维权运动方兴未艾的中国。
维权运动之所以能在全中国范围内兴起，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正在苏醒，或者说是权利意识的苏醒唤起了公民意识的苏醒，权利意识正向公民意识提升。
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欧洲的德国等国家，长期保持着群体意识压抑个人意识的文化传统。而东方国家大多强调集体价值，个人价值长期被集体价值所泯灭。所以，权利意识的觉醒，往往是个人价值得以彰显的前奏。
首先，人民群众都是从切身利益出发，先提出一些经济要求。但这些经济要求不可能完全达到。而不能完全达到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同步。这样，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强烈地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经济要求催生了政治要求。而这些要求既是唤醒权利意识的原因，也是权利意识苏醒的结果。
在当今维权运动中，中国人民已经懂得了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社会是一个保持长期的人治传统的社会，是一个缺乏法制意识的社会。当今中国，不但需要迫切民主，同样需要迫切法治。中国社会要从一个专制社会转型到民主社会，不论是在转型期，还是在民主社会建立后，中国人民的法制意识的提升非常重要。如果人民只有权利意识，而没有法制意识，社会也会乱了套。法制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
在当今的维权运动中，人民群众在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懂得了必须维护他人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权利。懂得了过去的游戏规则不合理，不公平。之所以不公平，不合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剥夺了参与制定这些游戏规则的权利。所以，人民群众懂得建立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是维护个人权利的必须，在这里，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催生了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成熟，是建立民主宪政的根基。
所以，中国工党当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推动维权运动，提升维权运动，就是要在维权运动中催化公民意识的成熟。中国人民通过维权运动进行自我教育，这是建立一个高品质的民主社会所必需的。
二、香港模式与汕尾模式
香港模式，我们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政治模式，或曰和平选举模式。
当年邓小平先生推出“一国两制”，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尝试如何领导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遗憾的是，当时的香港领导人未能参悟禅机，又缺乏放开手脚创造历史的魄力和能力，没有把香港模式规范化，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良制”，给全国树立一个成功的样板，也就是实现“中国香港化”，反而搞成了“香港中国化”。
所幸的是香港模式亦即香港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和法制传统，在香港人民的舍生忘死的维护和争取下，得以大部分保存。今天我们能在此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当感谢英勇聪明的香港人民。
香港模式已经实践了十年。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民主社会中的反对党的存在，并不对执政党构成威胁。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游行集会示威，只会使民怨得以宣泄，民意得以表达，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政府和人民的对话，只会缓解政府和人民的紧张关系，只会增进人民与政府彼此了解，促进社会和谐，而社会和谐并不是社会稳定的结果，而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社会稳定的基础。离开社会和谐的稳定，也就是一方压制另一方的稳定，并不是基础牢固的真正的稳定。
香港模式证明，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香港模式证明，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游刃有余，省心省力，得心应手。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只会巩固，不会动摇。
毛泽东先生所追求的那种既有集中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其实就是民主宪政。集中统一意志就是一部人民参与制定和审查，得到人民确认和遵守的宪法。民主宪政的实现，用不着几千万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战场上流血厮杀，也用不着把几亿贫困而精神苍白的中国人民卷入发疯发狂的非程序化的“文化大革命”，只要按照香港模式来管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就可以平稳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
香港模式的十年实践，尽管很多地方还未尽人意，尚需改进，但确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一个先进社会模式的有益尝试。
中国工党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自己有信心，如果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只有把握推出一个深圳和管理一个香港，一个澳门，那末，随着三十年改革开放经验的积累，中国共产党应当有把握将香港模式逐步推向全国。
工党中央强烈要求，在香港特区的中国工党亦即香港工党，千万不可如同原香港领导人那样懵懂，以至于失去历史的良机，愧对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香港工党在二大后的工作重心，就是大力宣传工党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为香港劳工大众的根本利益说话，把香港的劳工大众吸引到自己身边，竭尽全力推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各级议员选举和特首选举，积累组织选举和行政管理的经验，积累在民主社会进行合法政党活动的经验，为迎接把香港模式推到全国之时，也就是民主宪政在中国初试之日，做好理论和实践的准备。
汕尾模式，我们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元政治模式，或曰暴力镇压模式。
汕尾暴力事件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政府本应是对各方利益保持中立的调节者，而不是任何一方利益的代表者。当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特别是人民群众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强势集团的侵犯的时候，人民群众心中有气，胸中有冤，政府应当广开言路，亲切接待，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为他们出气伸冤，为他们维护正当利益。
如果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要求视而不见，对人民群众的呼声置若罔闻，你怎样知道哪些要求是合理的，那些要求不合理？对合理的要求，要尽量满足。对不合理的要求，也要善加疏导，不可一味指责，更不可为了一己之私横蛮镇压。
当政府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的时候，往往会激起人民的暴力反抗，把小事情变成大事件，就会出现邓小平先生曾经预见过的情况：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出现闹革命的问题。
中国工党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穷人吃不好饭，富人睡不好觉”。中国的赤贫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大，但对于一个人口基数是十几亿的国家而言，这个绝对数字却不容小视。
由于这部分赤贫人口的存在，由于缺乏能切实解决饥馑问题的社会保障，由于缺乏社会公正，导致整个社会缺乏普遍的安全感。而社会缺乏普遍的安全感将是经济持续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也给执政党带来极大的信心危机。
中国工党当前维护社会公正的最低要求就是让穷人吃得饱饭，富人睡得好觉。对穷人，中国工党历来的主张是鼓励他们自食其力，争取社会保障而不要依赖社会保障。对富人，中国工党的历来主张是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但切不可为富不仁，仗势欺人。
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当从汕尾暴力事件中汲取必要的教训，人民是否要起来闹革命，完成取决于执政党自己。用执政党习惯接受的理论框架来讲，一元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只适应于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不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需要的是多元化的民主宪政的上层建筑。
所以，执政党应当摒弃一元化的专制体制，也就是汕尾的暴力镇压模式，广泛推行香港模式，也就是多元化的民主体制。如果这样，中国工党也会郑重宣布，放弃以暴抗暴的汕尾模式，推崇和平选举的香港模式。
三、铸犁为剑还是铸剑为犁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昌明和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东西文明的交锋和宗教的冲突，随着中国民智的开启和国力的不断强盛，出现了一种认为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依靠铸犁为剑，用剑来说话的极端论调。这种论调在海内外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在国内，这种论调已经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流行于次文化层特别是所谓粪青圈中。他们的代表人物认为铸剑为犁是中国落后的原因，铸犁为剑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这种论调在粪青圈内以民族主义为外衣，以流血精神为内涵，以反美情绪为装饰，不但能混淆视听，而且颇有市场。因为国内粪青圈不同于海外民运圈。国内粪青圈缺乏海外民运圈的信息管道与识别能力，在一面是财富膨胀一面是精神贫乏的反差下，很容易感染这种充满激情和词藻华丽的法西斯毒素。
在海外，随着一些在物欲大潮中滚打过的朋友近来逃出中国，这种拾国内粪青圈牙慧的极端论调也贩入民运圈中。如有的朋友宣扬铸剑为犁是中国不自由的原因，铸犁为剑才能争取自由。这种论调把国内粪青圈中的以民族主义为外衣调换为以自由文化为外衣，把国内粪青圈中的以流血精神为内涵调换为以英雄人格为内涵，把国内粪青圈中的以反美情绪为装饰调换为以反共情绪为装饰，虽能混淆视听，但市场有限，因为圈内大多是有识之士，不是国内那些耳目闭塞似懂非懂的十七八岁的小高中生，不难发现那件五光十色的自由外衣掩盖不住其臀部的法西斯恶兽印记。
我们在这里提到这种荒唐论调，并不是这种论调在海外民运圈有多少影响，而是在于这种论调在它的国内发源地仍然存在着实际的危害，存在着对中国和平崛起与社会和平转型的严重危害。
随着中国工党的回归本土，我们要忠告国内的年轻朋友们，这种法西斯思想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也曾风靡一时，并且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和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几个国家和民族毁灭性的灾难。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种法西斯思潮也严重地影响过对中国当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被那个红太阳煎烤得皮开肉绽，痛不欲生，不再需要甚么其它颜色的太阳，不管是黑色的太阳，白色的太阳，还是金色的太阳。
人人生而自由。中国人民不仅需要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表达，他们更需要的是自由的生活和自由的工作，而这四个“自由”，全都是要依靠犁来实现，不是要依靠剑来实现。如果官逼民反，不得不拿起剑的时候，也是通过剑来消灭剑，而不是通过剑来消灭犁。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再也经不起英雄们的折腾了。中华民族再也不能用自己儿女的鲜血涂抹英雄胸前的大红花了。
从国内一些年轻朋友的给工党的来信中看出，他们往往分不清中国工党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论述与某些铸犁为剑论的宣扬者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论述的区别。他们把这两种名称相似，内容切然相反的论述混为一谈。我们要告诉国内这些年轻朋友，中国工党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论述在中国工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就已经成熟，而且是中国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题。中国工党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论述之核心，在于以改良呼唤革命，以革命催生改良，在于革命的压力越大，改良就越彻底，在于用真革命来反对假改良，在于反对流血，反对暴力，并不是如同某些铸犁为剑论的宣扬者那样提倡流血，推崇暴力。
“用血的代价去争取民主”并不是中国工党的选择。相信做奴隶也不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争取民主不一定要流血，我辈必须力争这一点。“用血的代价去争取民主”是专制的统治者强加给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灾难，是专制的统治者对要求民主的人们的一种威胁或恫吓。
中国工党一向主张用不流血的和平改良方式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但从来不向用流血恫吓人民的专制者低头。选择做奴隶是人们的权利，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人们的权利。相信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人，远比选择做奴隶的人多得多。用流血来维护专制是统治者最愚蠢的手段。中国有一句古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彰显了中国人的血性和不屈的灵魂。
中国人民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迷信英雄们的大话，假话和空话，用现在国内的时髦语言来说，不要被这些自称为救世主的英雄们“忽悠”，要看清楚这些妄图“忽悠”天下苍生的救世主们都是在那个物欲横溢的环境中“忽悠”出来的品流低下、人格分裂的伪君子，伪英雄。
历史上的形形色色自命为救世主的“英雄”，蒙蔽和欺骗了若干代中国人，把无数勤劳的中国人变成随着“英雄”的鞭子跳舞的不折不扣的奴才，使多少善良的中国人失去自我。中国不是一个“英雄”太少的国度，而是一个“英雄”过于滥贱的国度。中国不是一个缺乏英雄主义的国度，而是一个英雄主义被扭曲得丑陋不堪的国度。
中国人最需要的不是伪英雄的喧嚣、浮躁、排他性，中国人需要的是平等、平实、平常心。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找回自我。中国人最需要做的是一个顶天立地，自由自在，不受“英雄”摆布的自我，那纔是真英雄。
所以，不论是社会转型还是中国的崛起，不论是解决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还是解决对外冲突，不论是解决两岸问题还是解决民族问题，我们都需要铸剑为犁，而不是需要铸犁为剑。中国人推崇的是王道，而非霸道。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崛起，依靠的是犁，而不是剑，中国社会转型与崛起贵在“和平”两字，国父孙中山先生临终前最后一句话就是“和平民主救中国”。
中国工党则贵在一个“工”字，贵在一个顶天立地的“工”字。这个“工”，并不单指产业工人，而是指一切依靠自己体力和脑力生存的劳动者，包括士农工商和军人。长期以来，人们常说“工”字不出头，这是对“工”字的误解。“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工”就是顶天立地。中国人的天地，全人类的天地，都要依靠这个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工”来撑顶。
这个顶天立地的“工”，是不受“英雄”摆布的“工”，是铸剑为犁的“工”，是用犁来创造财富的“工”，是用犁来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作奉献的“工”。中国工党，是中国人民永远的义工。
中国工党的精神，就是奉献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和解的精神，不惧怕暴力并且反对暴力的精神。中国工党的精神将鼓舞每一个中国工党人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现实民主宪政。
民主宪政不是万能良药，但民主宪政可以为根除奴从、献媚、贪婪、嫉妒、懒惰、狂妄、虚伪、矫情的劣根性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只有在民主宪政的体制里，中国工党才能更好地去维护中国工人、农民、军人、商人、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者的根本利益。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