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才::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1）
         前些天我读了徐文立先生发表的一篇《对王希哲万年筹委会才是造成民主党今日困局的错误路线——反驳对民主党党部系统攻击的几点辩护提纲的补充说明》，我看到了余大郎先生（据说是胡安宁先生，我一直没有跟胡安宁先生打过交道，因为看起来徐水良先生与胡安宁先生有很大的矛盾，而徐水良先生是我的浙江富阳老乡，他因民主墙时期的事情在国内坐过很长时间的监狱，他出狱后，当年在国内时我们有一些交往，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老乡，加上都是要反对中共一党专制，都想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定，我当然对他有好感，他出国时来过我杭州的居家，而且他出国时我托上海浦东机场的我的一个朋友设法帮助他一下，由于我没有跟我的朋友细说徐水良先生的背景，因为我那时认为“反正徐水良是出国，应该不会有什么事”而有所疏忽，我那朋友想提供机场内的内部通道送徐水良先生上飞机，使得跟踪的警方（不知是公安还是国安）无法监控跟踪，于是，警方当时就冲过去粗暴地对待我的朋友，扯去我朋友的胸牌。后来我的朋友因此在单位里没有前途，所以就只有通过考试出国留学寻求出路，现在在澳大利亚攻读学位，我真的对不起我的那位朋友。由于我与徐水良先生的个人关系，加上我也没有找到他胡安宁，他胡安宁先生也没有来找我，因此我与胡安宁先生没有任何交往）的文字，今日又读了尹明的《对徐文立先生补充说明的思考》。

    
    我因此也想说一下我的断续看法。
    
    从徐文立先生的文字看他在1998年6月25日就有组党的准备，据我当时的了解情况可能是不确切的。因为他当时有中国反对派代表人物这一说（北京知道内情的人以后有可能会写出来），要求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去中国访问时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有所谓57人签名。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是哪57个人。有北京和四川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我，说我的名字也在上面，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些朋友带有调侃的说话语气，我也很不舒服。北京朋友告诉我说本来确实有这样的讨论，是为鲍彤、许良英、林牧、丁子霖等先生准备的，同时还加上江棋生、任畹町、徐文立等人的反对派群体代表。我当时只是说我不知道，我关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关注的是89年的学生群体和浙江方面的情况。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但是，我没有公开出来否认。
    
    不过徐文立先生在帮助呼吁释放申请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的7.10事件的浙江同事方面与国内的任畹町、王培剑、毛国良、秦永敏、程凡、王文江等等国内的同人以及海外的王希哲、王炳章等人一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直到8月30日警方将我从看守所的“逮捕”变成为在家“监视居住”，我个人没有得到徐文立先生想组党的资料内容。因此，对徐文立先生这一段时间的说法我在此存疑。在这一点上我与胡安宁先生、尹明先生的了解判断没有大的差异。
    
    但是1998年徐文立先生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组党，我无法判断。我个人相信可能是在我1998年8月30日放出来之后，特别是谢万军、刘连军在山东被山东省民政厅有条件同意组党之后，我估计徐文立先生一直在考虑如何在中国民主党内成为领导人物。（关于徐文立与吴义龙之间的关系，吴义龙出来后可能会写出来的，现在也有一些人知道实情）。说实话，我个人对山东谢万军释放给与媒体的信息是怀疑的，这也是我当时跟浙江一些有很好工作的朋友说要往后退的原因。我当时与谢万军通电话时说 “一个人能挑五十斤，就挑五十斤，千万不要挑二百斤，那是挑不动的。” 。我不信中共当时会同意成立反对党。所以当山东谢万军跟海外媒体宣布山东民政厅在满足五个条件下同意注册时，我是置疑的，这也是我后来与浙江的几个热情推进的同事有一些分歧的原因，当时浙江的大多数朋友跟我的判断是相近或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很少出现在媒体上的原因，因为我的那些朋友已不再将我个人的事情提供给媒体。
    
    如果，我后来不与王策见面，那我1998年可能就能避免判刑，像浙江的王东海、林辉、王培剑、程凡、陈树庆、周涛、余元洪、高烨矩等人以及北京的任畹町、赵昕、马少华（89年北高联常委，89那年我们共过事）、河北的翟伟民、安宁等人一样，98组党活动我就不重要了，因为如果中共专政顽固派不判我的话，国际媒体当然不会报道我。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98年组党的重要是中共抓我、判我刑之后国际媒体报道的结果。当然如果警方在5月8日不放我回杭州，也像胡石根一样被判20年，由于我89年的背景以及我的一些朋友的呼吁可能我会比胡石根多一点名气。如果当年8月30日警方不放我回家，而是判我15年，也就没有98年中国民主党后来的继续。我大概在媒体上有一段时间可能被称谓“英雄”，或者被骂为没有头脑什么的。反正我必须为我的作为承担责任。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2）

     
     我这个人很“怪”，当许多人说组党很危险，不能做时，我在王培剑等人的法律路线指导下从事登记注册的活动，以便以后再从理论上来阐释并迫使非法的中国共产党也接受法律的管辖。当时在去登记注册之前李锡安反对我这样做。后来等我1998年第二次被放出来后，特别是山东的情况发展，表面看起来形势很好，一些人要求快速推动，我确实不断地泼冷水。在杭州，一开始我们也只能“喝茶”，后来我个人化钱买了很多林达等人写的书（十多套）让朋友们看书，要大家边学习，思考再边活动、行动，虽然也有许多人支持我，特别是年纪轻的人如王培剑、程凡、林辉等，但当时79的王荣清、李锡安、朱虞夫等人又表示不解和疑义，因此没有形成决议。（在9月底杭州的曲院风菏的那次会议上陈立群、戚惠民等人是79年中支持我的主张的，王东海那次好像没有参加会议，当时周围有大量的便衣警察。）我来到美国后跟李锡安再次交换了我的看法。当谢万军说中共有条件同意注册，我打电话去置疑，而朱虞夫个人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发了贺电，许多朋友因此让朱虞夫在我家做了检讨，一些朋友要求我开除朱虞夫，我当时说了中国民主党不是我个人的，另外不要介入海外的矛盾纠纷，当时我想一开始人数不多，要正面思考，多发展人，而且朱虞夫热情可嘉，但从后来看，这确实也带来了其他问题。反正，对中国事务的判断以及每个人的知识背景、经济基础、社会关系、理论水平等等决定了每个人认知的不同。我当然知道李锡安、朱虞夫等人的考虑和热心，但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很大，中国的事情很复杂。硬推是推不动的。

    
    由于许良英、林牧等先生告诉我王炳章的中国民主正义党主张暴力，叫我不要与正义党的人搞在一起。加上山东陈增祥因参与中国民主正义党没有活动就被抓捕，而且徐水良跟我讲了一些海外正义党的情况，为了国内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再加上我个人主张非暴力活动，我本人后来在国内时与王炳章、王希哲就不发生关系了。
    
    我个人1998年的其中的另一个个人错误决定是同意与王策见面。我当时认为王策是浙江温州人而且观点很温和，我认为问题不大。在我因11月2日跟逾越国境的王策见面后被转移“监视居坐”地点前，我与徐文立先生通过电话，我知道他公开的说法是叫国内组党的同事要“广交友、不（缓）结社”，体谅中共的难处，后来怎么就不与北京任畹町、赵昕、马少华等北京参与中国民主党登记注册的朋友商量，也不与其他许多省份的朋友同事商量就又筹备开全国代表大会，又成立津京党部，又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头衔呢？这些头衔是很危险的，也是与我个人对自下而上的现代民主政党的理解有别的。
    
    我当时在看守所里从报纸和广播中知道中共判徐文立先生的消息，是与我同一天判的刑。第二天中共又判了秦永敏先生。但我不信中共的宣传。我不信所谓“自封主席”的说法。（后来我来美国后听徐文立先生说经过了选举，但显然不是民选。）当时我们浙江中我的许多朋友主要做好联络人的工作，而且主要是想通过参与已有的乡镇以及县一级的人大代表的选举来推动中国民主党的发展。以民选政治为突破口。不过，因为山东之后的发展（所谓中国山东民政厅的五条件之一就是提供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由中共牵着脖子走），情况向其他方向跑。本来，中国民主党应该成为每个省、市、县、乡镇以及村的网路结构，具有开放性和发展型。每个省、市、县、乡镇都应该有一批人，每个层级都应该有大量的人。参与选举，讨论公共事务，提出政见主张和政策等，要有大批的人作为候选人参与各个社区的竞选，而不是少数几个主席、副主席说了算，应该不要主席、副主席这些头衔，一方面让中共专政顽固派较难找由头，另一方面更可以扩大更多的人加入，只要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以及参与每个地方的选举和公共事务。每个地方都要有一大批人。像美国的民主政党一样。退一步即使登记注册通过也最多应该是委员会制度，避免党权政治。避免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当时浙江同人之间就这一点也有一些交锋。我们的想法是，只要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能够立足，中国就必然是民主制度和民主社会，因为假如中国民主党是网路结构的话，在中国民主党内就没有党权政治的可能，那样只有国家和地方各级机构的民选政治。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3）
    
     我们是要努力改变中共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律法结构，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培养自由公民社会和建立多党竞争的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 (

    
    
    
    我承认，在1997年我知道要放魏京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放王丹。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王丹。（据说1989年后警方对我和王丹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1989年王丹、郭海峰、我开始都是判4年，后来都是因美国的压力而提前释放，之后我们外出都一直有警察跟踪。我个人有点躲媒体，因为我有很多方面的顾虑，另外我的能力也不强（与我的一些顾虑也有关系），就像我刚来美国的当天在旧金山下飞机时，美国官员问我要不要见记者，有四十多家媒体在外面等着，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我们是从另一条通道走的，我当天在华盛顿也躲过了媒体，一直到罗德岛没有办法躲过媒体了，因为徐文立、王丹在那里接我。）其实，在1997年下半年我个人就准备顶替王丹将来出国后在国内空缺的坐牢的位子。我个人同时也想争取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来推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活动。正因为如此，我个人尽量希望我们的其他朋友要注意风险。
    
    至于1997年开始筹备组党，那是因为那时有很多其他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俞心焦是主要人物，他1996年底来杭州跟我、王东海等人见面。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许多女博士都佩服他五体投地。他是一个诗人，我看过他的诗歌爱好者，大量的他的诗歌爱好者。可以说对他顶礼膜拜，我看过这个场面。而且他称自己为中华复兴党的主席。
    
    我虽然参与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但我对他的很多组党的事没有兴趣，我想组建现代民主政党（受杰弗逊、麦迪逊、富兰克林等人的影响以及刘军宁、贺卫方、汪丁丁、林达、刘文涛等所编、所著或所译的书的影响）。不过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在浙江杭州的许多资料是我在我们东方通信上市公司打印复印的。我当时公司里的属下浙江大学毕业的徐香女士和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吴冰女士帮我打印了这些资料。清华大学毕业的杜水丽女士当时同意做我的英语翻译（后来她跟我说不想做了，她说政治太复杂了，她没有兴趣。）。她现在在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做工商管理（DBA）博士。我还给我们公司的许多同事发放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并且还在社会上我的朋友圈发放了一些（江泽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俞心焦的中华复兴党有否关系我不得而知）。
    
    我在浙江、杭州、富阳认识很多人。帮助推广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但我对俞心焦的组党方式有异议，当时参与的人是很多的，主要是浙江大学和当时的杭州大学的教授、学生。还有一些如王培剑、吴义龙、周涛等的读书会、以及林辉、胡贤焕、李三石、陈健、高烨矩、陈蔚、王金萍等等朋友。同时我也邀请一些朋友去我家，我家客厅较大，有时能去二十多人，确实挤了一点。不过因为我家被警方特别监视，我不让他们谈激烈的话题。外省的有些朋友也在我家住过。
    
    反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是我个人决定辞职的重要原因，要放弃这样好的相对有前途的工作是痛苦的，我们的孔照元老总（现已退休）要求我继续保持这份工作，由单位给我配移动通信设备，平时不用去上班，只有有特别事情、特别会议才叫我去开会，我也婉言谢绝了，因为我知道我要做的事即使浙江也是无法对我保护的，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东方通信公司。
    
    当然由于我91年底出狱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在杭州的92－96期间主要是与王东海、陈龙德、傅国涌、毛国良、吴高兴等人以及陈树庆、徐光、高烨矩、陈蔚、方建移、赵旭明、高建松、黄海燕、许华、毛时法、王柏祥、庄德文、冯鉴等人经常讨论，我也认识一些私人老板和国有企业老总，以及他们的支持，因此我决定辞职，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做得非常温和而坚定，合法而谨慎，尽量避免判刑，而且我通过关系与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开明官员交换过意见和看法。反正尽可能在坐牢之前扩大影响，因为坐牢是不可避免的。最后我还是第二次被判刑坐牢了。不过，我是早就做好准备的。
    
    等到我被判刑并送往监狱之后，我的妻子可以来看我，我问过她有关徐文立先生的事情的情况，她告诉我说，她不知道。
    
    我同她说，98年这么多人和地方的组党活动，浙江、山东、湖北、上海、北京、东北三省、四川、广东、河北、陕西、内蒙古、青海等等省份的这么多人努力最后变成他、我、秦永敏是最重要的，这是不对的。当然我承认，徐文立先生是领袖人物。
    
    因为现在中国民主党不很成熟，像89年一样，所有的事情由媒体说了算，除非反对运动的组织成为很有力量、很有规则的组织，媒体跟着组织转，反对运动才会有独立性，反对运动才会有自己能够确定的前途，否则，一切由媒体说了算，而媒体由中共决定，中共的控制、判刑成为主导，而越激进越容易被判刑甚至判重刑，国内没有什么基础，而国际社会就会越关注，当然个人就会变的越重要，但是必须有丰富的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而且风险也是很大的，需要各方面的权衡。
    
    实际上，在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中浙江有许多重要人物，公开的如王东海、林辉、吴义龙、王培剑、祝正明、高烨矩、程凡、徐光、余元洪、胡贤焕、朱春华等人，以及6月25日之后的毛庆祥、朱虞夫、王荣清、陈树庆、李锡安等人。但我们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人在后面，他们不愿意承担坐牢风险，所以都默默无闻地帮助我们。一些人名现在也可以说出来，还有一些需要等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之后再说。我在国内时个人很少跟媒体打交道，都是其他人告诉媒体之后媒体报道或媒体来采访我。许多消息一部分是由他们告诉海外媒体的。在1991－1997年的许多事件，我也被跟踪、拘押等等，除了95年有人帮我们往海外传过信息外，当时的海外是不会知道我们在国内做什么的。
    
    说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