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
美中关系“好不哪里去也坏不哪里去”，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研判结果，但是在这种模糊均衡的战略博弈背景之下，却存在着趋势微调。最近，新上任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柯庆生自佐利克去职后首次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了美中关系新基点。其根本观点有三：1，中国还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大国；2，中国很有可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大国；3，美国不会采取遏止战略。
很显然这是美中自“炸馆－－撞机”那个“打了平手”的长度回合以来的美方单方面的一个重大战略明晰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国不骤然改变现持的国际政策走向，今后四年，美中关系基本上会依柯庆生的这个演讲为框架，在维持状态下由美方主动增加动力，促进中国社会转型。也就是说，为了使中国成为“美国想象的可能”即负责任的利益攸关之大国，那么，美国要尽其最大努力消除中国“内政－－外交”传导中的不确定因素。无论效果怎么样，这是一个方向。而之于事实上存在的被中国理解为“围堵”的亚太安全机制，美方会着力解释这不是“遏制”，同时深化美日同盟关系，弱化对台湾的承诺。换言之，美日同盟加强是美国“台湾承诺”的一个替代品)
在此大格局之下，美国必然更关心中国的人权与宗教自由问题。柯庆生的演讲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个问题所在的位置：
（一）主流问题即短期战略均衡措施有5项，即六方会谈，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重建，全球疾病防控，能源合用。
（二）非主流问题即长期战略规划有4项，分别是人权与宗教自由、贸易不平衡、防核扩散、军事透明。
两者综合，可称为“美中关系5/4结构”。“后4”作为“非主流问题”，并不是说它们不重要，而是它比“前5”更能影响美中关系的战略均衡，是21世纪至少头20年的大问题。解决不了这“后4”，美中的潜在冲突就会表面化，甚至会导致代理人的战争，如美国支持日本主动攻击北韩，而中国以军事技术大规模转移为手段实行“新抗美援朝”。
在这个“5/4结构”下，美国的行为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非政府主导的自由化运动（——包括民运、宗教派别、文化复兴、维权运动乃至自发的社区／村落自治，等等），大体研判有以下三大块：
一、两个“七十年代”概念实际已经存在，第二个会成为重点。
不管有没有这类定型的研究报告，美国目前所关心的中国自由运动力量有两个重要支点：（一），1970年代形成的民主墙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人物绝大多数流亡海外，具有民主追求的精神性先驱作用，但同时也具有共产党传统中“不调和性”政治斗争的倾向。这支力量能否产生中国式的团结工会与瓦文萨，仍是个疑问。但美国不会放弃对这个力量的希望，也会在适当的时机表明增加拨款。也就是说，不会再采取对待达赖集团的先恭后倨的态度——1970年代后期，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拨款批准额度明显减少过。（二）注重197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自由力量的成长，并选择支持有宗教背景的民间自由知识分子为交流对象。也就是说，在不弱化政府间交流（打人权牌）的同时，开辟并尽量扩大民间交流渠道。
选择第二个“七十年代”绝非偶然，因为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多有“文化基督徒”背景，能够对中国长期的文化改造（或曰文明更新）产生世纪性影响。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这个“七十年代”的政治人物没有过度理想化的“激情主义”，已经完全地去毛泽东化了，并且他们不以流亡为时尚而立足于国内。
中共执政精英集团已经向国际社会表明“有把中国送上民主轨道的能力”，如库恩代言的“江氏拐点”，又如胡温新政的“民主终极价值论”，都是如此。不过，其力潜台词是：中国的民主实践与民主进程要由他们这个集团来主导，就像化学试验一样，加多少催化剂与提供什么样的温度，都由他们作为首席实验员来决定。
这样，虽然存在不少的“个案打击”（自由运动人士），但更多的“灰色地带”还是可以存在并扩张，比如家庭教会的迅速发展，各类沙龙式虚拟结盟将不可避免地被容忍。
二、另一个“日台一体化”战略指向是缓功见远效，自由运动会有新支点
仍如上项分析一样，“日台一体化”已经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不言自明的选项，民间智库也必然有人关心这一问题，完整报告也将会在2010年之前出现。但是，“日台一体化”的要领不是传统领土意义上的——比如台独运动高涨时期有人主张的“让台湾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而是一种地区战略联盟的新方式。
如此，一方面让日本分担亚太地区战略责任，另一方给台湾找一个“台独替代”方案。简言之：大陆借民族主义情绪试图改变台湾现状的冲动必然面临常山蛇状，即“击其头则尾至，击其尾则头至”。日本空军技术与作战实力，实际已经能压住了中国大陆的空中优势。
这个战略的明确收益就是台海局势现将按着美国的意愿一直维护下去，以达到“以拖待变”的已有的案例效果（如东德）。
这个战略的“副本”就是：1，让日本看到，只有一个民主的中国才不会突然伸出巨手扼住日本之喉，而日本该采取的明确方针就是改变原来对中国民间自由运动的暧昧态度，转而采取两个姿态即像美国那样提供“基地性支援”，像台湾那样加大制度示范力度；2，以不露痕迹的方式支持台湾力欲保持现状的政治力量主导台湾的政治走向，使该力量不断向中国大陆打民主牌，诸如平反六四、停止镇压法轮功，乃至于向受害的旧时代政治遗族道歉，凡此等等。而日本对这个力量的态度，应与美国高度一致。
三、比之于“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美国更希望出现“中国的普京”。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在美国“9.11事件”后不但没有与伊斯文明“合把”，而且逐渐改变无神论强硬宗教观念（如策略性地推崇佛教，在两岸三地制造“轰动效应”），使美国认为一个“非解体化的中国”是对美国有现实意义的，如果中国出了“第二个车臣”，那将使美国坐卧不宁。
促使体制内出现积极的变革力量且明显成为一种让民众寄希望的“明日之星”（派），是美国最乐见的效果。除了寄希望于大量的海归人士之外，且确立并扩大纯民间交流的同时，强化专项交流将是必选策略。富布赖特项目是最有成效的示范之一，它受到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高度赞扬。
至于民间自由力量是否能就国家民主化初期的治理与体制内有影响的派别（而不是零星个人）达成共识乃至某种默契，尚没任何征兆。要促使这样的协调局面出现，那么六四流亡分子中的原体制内人士的回归也许必不可缺。正是这一点，中共执政精英尚没有明确表示“六四分子来去自由”，虽然一些好的个案如于浩成低调归国与朱洪（刘宾雁夫人）回国定居，能够表明“有变暖的趋向”。但那些当年起“思想孵化器作用”的与胡温年龄相仿的原体制内开明派的回归——现在仍是个悬案。而没有这些思想家的参与，不惟中国民主化初期的国家治理会成为大问题，就是2012/2015年不得不实行的政协改革也不会有多大意义。
我所指的“政协改革”并非什么“小道消息”构成的研判，而是一种趋势分析，即到2012至2015年之间中共必然会允许甚至技术性吸收“新的民主党派”，前提是：1，形式化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2尊重宪法程序，温和地监督共产党——以弥补现在“民主党派”由于同化于核心权力而导致的监督缺位。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对于一个非清算型的民主社会建立，这又是必要的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篡代”替代“革命”的成功案例证明此种变革能大大减少社会转型成本，尽管从文化背景上那里并没产生先进制度。比如五代时期，后周郭氏政权的建立（一种“篡代”）并没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此次“篡代”代替“革命”也为下一次和平转交权力打下了基础即赵宋政权的和平建立，此前的较为成功的案例还有曹魏政权对东汉的代替，又有司马氏对曹魏的替代。
中国最早期（而不是两宋形成的）儒家文化推崇的禅让（尽管很虚化且无真实案例可考），也是现在的“颜色革命”的古典模式。
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中国民主化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国际问题。不管自由力量中的哪个派系力欲实施暴风骤雨式的古典革命且推行全面清算，已经没有可能。这样，就给体制内开明力量留下足够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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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8月14日，“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蓝本”。
2、David Aikman：《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傅夏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Hoyt Purvis：“来自美国小镇的国际理解倡导者”，美国驻华大使馆赠阅季刊《交流》2004年冬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