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迄今为止，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包括财富在内的社会资源并不是人人平均占有。

    　　一些社会集团总是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占有关系。这是社会分层的核心。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分层已经走过以政治身份来区分阶层，而步入以经济身份来界定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归属。中国社会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最顶层是占总人口1%的极少数人，第二层是大约1.5亿的中产阶层，社会的底层则是九亿农民、农民工以及数以亿计的下岗工人、失业人群。

    　　由此看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如一座金字塔，不同于西方中间大的纺锤结构。

    富人：戴着镣铐的舞者

    　　高处不胜寒，这应该是位于金字塔尖的中国富人的心态。

    　　如同一场体育比赛催生众多体育明星一样，当一两个运动员靠兴奋剂得到奖杯时，人们得知后会对这些不讲诚信的运动员予以谴责；但当多个运动员靠不正当手段谋取好成绩，赛场上黑哨不断，裁判不公的现象泛滥时，人们会怀疑这一比赛继续存在的意义。

    　　目前中国的富人阶层就如同集体服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他们实现财富的正常合法途径受到质疑。因为这个质疑，人们连带着开始质疑中国一直以来标榜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按劳分配机制。
    　　
    　　多年前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催生了众多富豪，然而，现在人们所关心的是，在一部分人富起来后，我们千千万万民众是否最终富起来，我们的国家是否真正富起来，我们的分配制度是否真正做到公平。

    　　答案并不是完全肯定的：大多数人确实富裕起来了，中国的经济也持续健康的增长着。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机制却没有真正实现。

    　　由于分配机制没能真正兼顾公平，大多数的民众富裕起来需要比极少数有“关系”、有“手段”的富豪付出更多的代价。同样是地产商，有的地产商可以通过与地方政府合谋，强迫普通百姓拆迁，不费吹灰之力贷到巨款，而迅速聚敛惊人财富；有的地产商却需要层层“批条”、盖章，以致错过不少良机。

    　　勤劳致富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醒悟之时，一些人开始“仇富”。

    　　事实上，近年来，针对国内富人阶层的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暴力事件一直层出不穷。

    　　2003年1月22日，山西民营企业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人枪杀于办公室；2003年2月22日，身价数千万的浙江温州乐清富商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人刺杀；2004年12月“中华第一兔老板”千万富豪何刚遇害……

    　　但这仅仅是威胁到部分富豪阶层的人身安全。更让金字塔尖的舞者心惊胆战的是，中国政府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打造社会和谐。这意味着，音乐停下时，舞者也将停止舞蹈。

    中层：命运并不掌握自己手中

    　　有人将中国的中间阶层称作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包括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主，这一群体是依赖市场资源和流动机会发展起来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由此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是有上下两层之分的。

    　　属于上层的私营企业主是中国日益壮大的社会阶层，也是提高GDP的生力军，然而没有政治地位令私营企业主有着朝不保夕的痛楚，而面对国营企业的垄断，私营企业的发展又多少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他们明白命悬一线的危机，他们企盼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企盼打破垄断经营。

    　　下层的中产阶级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营企业职工有点相似，他们有可观的经济收入和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他们没有富豪的不安全感，也没有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

    　　但是他们又不同于当初国有企业的职工，国有企业职工可以从单位分得住房、享受低价格房租、享有很多劳动保护福利、可得到免费医疗、有养老金，子女还有入托、上学等照顾。他们是50至70年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力量，即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对他们的生活形成重大威胁。

    　　而如今的下层中产阶层则似在“用青春赌明天”，他们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青春，但是明天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命运不掌握于自己手中，这是中国中间阶层的悲哀。而这占国家总人口不到20%的中间阶层，更是中国担忧。因为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

    底层：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90年代初开始，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到目前为止，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相当独特的社会群体。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大量等着救助的下岗工人和收入仅能解决温饱的人数更加庞大的农民。

    　　当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曾上书中国国家总理朱鎔基称，“中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鎔基在卸任前也无比痛心地说，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

    　　如今的中国政府已经强烈意识到底层民众在社会分配中处于的劣势。今天7月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针对收入分配机制改革进行多次会议。但会议是每天在开，结果还不得而知。

    　　可以知道是，如果上千亿元的公共资产仍然在非法流入私人腰包，如果中国的收入非配制度改革仍然不能做到公正、公平，那么这个庞大的社会阶层将再难保平静的勤劳致富心态。

    　　他们，将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