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写了几个人，被怀疑“性好翻案”，呵，我又不是日本右翼，没那个想法。百无聊赖的时候，写写玩罢了，不能见诸于大方之家，甚至对阳光都严重过敏，就当博客是自己的自耕地，精耕细作种玫瑰也好，任它荒芜长满狗尾草也行，看自耕农的心情了。
    
 

     跟一朋友躲在光合书店的角落里喝咖啡小声扰民，谈到了男女比例谈到了改专业转系。大学里转系是件劳心劳力的麻烦事。印象中，有两位同学干过这事，一位李姓同学，从英语系转去学了财务管理，理由是全班只有他一个男生，缺乏安全感；另一位则花了很大的气力弃历史而改学新闻，理由是生怕毕业后遭遇失业，女友没安全感。本来都是挺好的事非得给折腾得不成样。
   
     谈这个是因为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历史有什么用，或者说学历史有什么用？较起真来，这的确颇费脑筋。据说年鉴学派的马克·布洛赫当年也被儿子这样问得不知所措。我的前同事MBA CHEN就觉得我写这些历史的东西“浪费表情浪费青春”，还不如去会展中心看看98投洽会上有没有人傻钱多的VC投资人。
   
     最近是毛逝世的纪念日了，各方力量又难免谈论毛的历史功过和重新评价问题。厘清一些历史事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以毛为标志的高度集权的独裁体制进行分析反省，对解决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不无裨益，譬如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历史的作用了。
   
     《资治通鉴》里说，“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说的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也表达了学习研究的目的，而达到了此目的则亦可称之为作用了。
   
     这种作用是对国家社稷而言，对于有司马光之志的历史研究者来说，也未尝不是如此。而对一个普通历史爱好者来说，倒未必需要考虑那么多。前述的布洛赫就认为，历史的作用对个人而言是个假命题，历史于个人只是一种充满诗意的令人销魂的爱好，而与功用无关。既然是爱好，则大抵是能让人觉得身心愉悦的事情了，也算是历史的一个作用吧。
   
     所以历史不会没有用，学点历史总归是好事情，多读点书也总归是有用的。斯诺克拿冠军可以不用读书，去温布利参加大师赛总归还是要带上读了书的翻译吧，所以，读书有用。
   
     说起来，历史学当年多少也算是接近“显学”了，成就了不少大师级人物，到今天成为多少有些尴尬的学科，还是有许多需要反思的东西。研究环境、研究方式方法，甚至于重新培养历史良心等等。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对于今天而言，还是不失其意义的。不要因为对某个历史上“有定论”的人或事有质疑就给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这是基本要求了。
   
     又扯得有点远了。客串了若干个出庭案件，有朋友说我有点宋世杰的意思，绝非溢美之词，“废话太多，不知所云”，没关系，就是要这个效果，把法庭上除自己外的所有人都搞得晕呼呼，这就好办了。历史的作用还是需要谈一谈的。
   
     转正题。谈了秋白，不能不谈陈独秀。
   
     谈陈，先看看对陈的历史定位和评价。
   
     上世纪30年代初陈这个被抛弃的中共前领袖被捕，国共两党罕有地能在某个问题上有大抵相当的意见，当年的苏维埃的《红色中华》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对陈获罪的理由各有不同，对最终处理意见却是不谋而合的，都希望杀之而后快。中共高层甚至报料说，陈领取日本津贴充当汉奸，据说是王明等人干的，早期的毛选注释里也有陈做汉奸的说法。既得罪老妈又得罪老婆的人，总归会比较郁闷的。幸好还是有把陈当成“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的人。
   
     毛对陈的评价，基本上可以视为是党史上对陈的定论。不同的时期，评价也大不相同，有许多的版本。抄一抄。“（陈）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
   
     陈是毛共事多年的老上级，当年耳濡目染，毛对陈不会没有了解，也不缺乏情感的认同。“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说，对人和事的评价只是政治或者时局的需要了。政见之争或者党见之争，往往波及对人格的评价，很难避免被无限放大，譬如上升为路线之争，再譬如今天小岛上的“抹蓝”、“抹红”，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人的评价上，往往陷入肯定A则 必须否定B悖论，缺乏多化的评价标准。
   
     陈出狱后，据说蒋开出了部长一职，被拒绝，陈想去延安，想来他还是对他自己参与缔造的党比较有感情了。延安开出了苛刻的条件，抗日统一战线容忍了被称为共产党屠夫的蒋，却没能包容这个“曾经犯过错误”的前领袖。“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傲气的陈最终没有去延安。
   
     “大道莫容，论定尚需十世后。”这是友人送陈的挽联。今天，对陈的评价尽管依然羞答，“应当把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算是前进了一大步了。幸，还是不幸呢。
   
     得势者不能容忍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路线的认知异议、把思想问题无限放大至人格操守的否定、人物评价缺乏多元化标准，算起来，以陈为代表的诸多国共两党历史上所谓“争议人物”，都是这种思维的牺牲品。
   
     被缺席罢黜的陈，究竟犯了什么大错呢，第二个问题。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教科书上的版本，也是陈头上一直担着的历史责任。谈陈的历史功过，跟瞿的问题一样，还是饶不开共产国际的问题。不多说了。
   
     算起来，身为党魁的的陈其实也就是一马仔，一个背黑锅的人——充其量陈就是一个共产国际各项政策的执行者而已，尽管陈在党内偶尔也有点家长脾气。
   
     建党80周年时候，官方新发布的党史终于对此有一个确认了，“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算是对那段历史的一个交代，也算是对陈历史功过重估的另一种模糊表达了。
   
     不能不提托派的问题。
   
     托派在大陆也算是个颇多忌讳的话题。托派的概念也往往语曰不详，印象中，有看到过一个比较简洁的交代是在毛选的注释里，有“托陈取消派”的说法。看各种领袖文选，注释总是比较耐看。多年前看到东大版的《中国托派史》，加上前两年所谓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的《双山回忆录》和《郑超麟回忆录》等书，算是我能接触到的关于托派的比较详尽的东西了。搁在书店不显然的地方，满是灰尘，感兴趣的应该不多罢，卖得够贵的，想来的确是不想让太多人知道那段历史。
   
     说得白一点，托派大抵还是“党内”反对派之列的东西。1927年中国革命突遭巨变，有莫斯科的成功经验在前为什么仍然会这样？过去曾经走的路对还是错？日后如何走？以陈为代表的中共很多人都陷入了困惑和迷茫。对革命的路线、进程、战略、策略等均出现了不同的思考和声音。托洛茨基这个失意领袖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获得了陈等人的认同和共鸣。
   
     “枪杆子里出政权”和“取消革命”孰是孰非，今天回去看，容易得到结论。张国焘在他的回忆里说，“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回到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也许整个中共会在苏维埃运动中完全葬送掉。”算是一种历史的假设罢。
   
     求同存异总是比较难的，兼听则明，兼容并包，那曾经是确立党内民主的一个莫大契机，可惜所有的当事者都没有好好处理和珍惜，包括陈。随着上世纪50年代的大规模肃托运动，托派的命运嘎然而止，现在海外还偶能听到点声音，在国内，随着郑等人的先后去世，托派彻底成了历史，脱派倒是遍地开花。
   
     谈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陈晚年的思想问题。
   
     老虎桥监狱的几年，陈算是远离了政治，终于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了。综观陈的一生，思想真正耀眼的时期，一是在创党前，德先生和赛先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荣耀；二是在入狱后到临终，民主观念的回归和再认识，只是这一次却是褒贬不一，一方面陈晚年的思想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沉沦”，成为日后影响对他历史重估的重要因素，如在大陆，另一方面许多人看来，陈晚年的思想是一种涅盘式的转变，如胡适、雷震等人就很是推崇。有时候监狱也是个好地方，远离喧嚣，远离纷争，可以获得相当意义上的人格独立，可以安静地总结一下自己，思考一些事情。
   
     陈对民主的再认识，一则对苏俄模式的反省和批判，那意味着对过去的自己的决裂，这光有睿智或者光有勇气都是不够的，“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陈的确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他曾经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对一般民主和宪政的回归，“苏维埃若没有民主，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是。”
   
     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经济危机、政治集权、战争等成了关键词，在中国，颇受了民主教育的海龟们也反思起自己来了，强烈要求一党专政，在美国，政治精英们甚至也在讨论希特勒式领袖是不是更适合美国，幸好有个罗斯福——不单中国，对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法西斯制的优劣认知，整个世界都处于迷茫状态。陈撰文从司法制度、政党制度，以及选举制度等各项具体民主制度进行对比，认为只有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也算是惯承了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民主素质的特点了。
   
     陈在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今天的意见”。陈晚年的思想，多半掺杂在与各类人等的通信中。写信是件好事情，历史人物的书信，可信度远胜过他们的日记，写信至少会有一个直接的受众，可以检阅你陈述的事实检阅你的观点，日记却是可以造很多假的。
   
     陈留下了丰富的资料，晚近陈晚年思想的研究者众，对陈公正的历史重估也许是大家所期盼的，也许，还有陈思想的真正实践。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这是陈铭枢送的挽联。
   
     如果陈没有参与政治，会不会跟他的安庆同乡一样，去写爱情悲剧而不是自己去演绎历史悲剧呢？
   
     中文博客 /(博讯2006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