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杂志:蒋经国的情治生涯/评价历史人物需要有不同声音
作为推动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进程的关键人物，蒋经国辞世虽有18年了，但他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印象还是那么鲜明。台湾媒体曾做过民调，在一项"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调查中，蒋经国的支持率要高出另外两位一大截，其民望非同一般。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有不同声音，这一点勿庸置疑。把对领袖人物的臧否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仅是对逝者的大不敬，更是对历史的不尊敬。然而，在蓝、绿营斗争激烈的今天，对于蒋经国的评价问题已成为双方争夺民意的焦点，一方面，国民党固守他启动台湾民主转型、推动台湾经济腾飞、个人作风廉洁勤政等带来的岛内历届领导人"第一名望"，另一方面，民进党则死死揪住他在"戒严时期"犯下的诸种"罪状"，寸步不让，频频出击。由于与蓝营人士的自然接近，大陆人所触及的关于蒋经国的信息似乎更多是关于他的正面赞誉，其"台湾民主之父"和"勤政廉洁"的形象在大陆也深得民心。
然而，历史始终不止是一面。民进党眼中的这个"广受爱戴的独裁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在长达38年的时间里对于台湾"白色恐怖"所应承担的责任究竟有哪些？他究竟又是如何当上台湾"契卡头子"的呢？都需要历史来慢慢解答。
从"内控对象"到"契卡"首脑
"契卡"源于俄语，是对安全机构和特务系统人员的一种称呼。蒋经国曾在苏联生活多年，由于其父背叛中国革命，令他在异乡有如"人质"一般，正常生活不时被"契卡"们打扰、监视。按理说，他对于特务应该特别厌恶才是，但事与愿违的是，归国以后，他的生活、工作却始终与情报系统（台称情治系统）相关联，直至成为"契卡"首脑，毫不夸张的说，情报系统是奠定他获取最高权力的重要基石。
大陆时期，要崛起于派系林立国民党，没有嫡系势力是万万不行的，蒋介石很清楚这一点。然而，蒋经国归国之时，军队、经济、政府、特务等各个领域都已经形成势力格局，他的地盘在哪里呢？蒋介石为此伤透脑筋。开始，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自己兼任校长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处理日常事务，让他在青年中培植势力。小蒋的介入很快引起由CC系把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警惕，两校顿时矛盾丛生。其间，小蒋活力四射，魅力独特，很快和青年们打成一片，羽翼渐渐丰满起来，一个所谓的"新太子派"以此为核心形成。蒋经国在统摄他的"新太子派"时，充分结合了他父亲的青帮规矩和他本人在苏联所接触相关的"契卡"经验，重私谊，讲义气，宣誓效忠，同时，在正式机构里成立秘密小组织，通过监视隐私达成人身控制的目的，像"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青年问题座谈会"，等等，都是这样的小组织。
蒋经国本想借助"新太子派"大展宏图，可是，他初出茅庐的头两仗便受到重创。首先是插手东北战后接收失败，碌碌无为而反，其次是在上海整顿金融时得罪外戚孔宋家族，使得轰轰烈烈的"打老虎运动"不得不流产，令蒋氏政权丢尽脸面。此后，蒋经国滑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边缘，随着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位，在1949年6月至1950年3月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几乎无事可做，无权可用，终日里陪蒋介石隐居日月潭，孤舟垂钓。不仅如此，蒋经国还受到了当局的"保护监测"，行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出入都有编好代号的随从"保护"。陈诚所掌管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专门设置一个谍报组，负责对蒋经国在台湾境内一切行动，做24小时全天候注意，其行径被视为最机密文件随时上报。直到1950年3月中旬，蒋介石逼李宗仁远走美国，重新掌握一切权力，对蒋经国的"保护监测"才得以实时解除。
败退台湾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几乎失控的社会秩序，强大而有效的特务机关对于他们稳定局面十分重要。其时，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历经政权更迭，军统和中统两大系统在大陆各处组织被彻底摧毁，大批成员或遭毙俘捕判，或则投诚起义，虽有不少骨干追随蒋家父子到了台湾，但已是人心惶惶，战斗力大不如前。1950年3月，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特设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这个位置"位轻权重"，它既可以命令"台湾保安司令部"等相关部门执行具体命令，又可以通过对情报特务机关人事任免的备案，掌握全岛特务名单，说它是台湾情报机关的决策指挥机构也毫不夸张。
毫无疑问，蒋介石是希望蒋经国以"太子"身份来执掌台湾情报网络，整合的杂乱不堪的国民党情报系统。
挤垮毛人凤，操控彭孟缉
迁台之初，台湾的情报系统主要有两股势力：其一是台湾原先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它是沿袭日占时期驻军司令部"特务机关"和抗战时期的"战区第二处"的编制而设立的；其二是以大陆过来的"中统"和"军统"系统为班底的保密局。遽然间，1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特务集中于这3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使得岛内"特工人口"迅速膨胀，他们大都不甘于闲散，引得内耗不断。这两股势力的头子分别为：彭孟缉和毛人凤。
要整合台湾的情报系统，必须先搬掉这两块石头。对于这位横空出世的蒋主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彭、毛虽然内心不服，但也没有办法。为了能让蒋经国尽快上位，蒋介石首先亲自出手劝退了"中统"的陈立夫，拿5万美金把他挤去美国养鸡，其后授意蒋经国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军统、中统两大特工组织合为一家，严加整肃，统一运筹。"此话一出，毛人凤再也坐不住了。毛人凤可以倚仗的主要有两点：其一，他是"军统"系统的元老，仅次于戴笠，戴笠死后一直掌管"保密局"，可谓根盘交错；其二，他追随蒋介石多年，深受厚爱，相信蒋介石不会轻易放弃他这颗棋。由此，毛人凤反唇相讥："情报是很专业的工作，不能由外行来领导内行。"蒋经国不动声色，私下里却动作频频，将毛人凤的班底骨干一一拉走，使得毛只剩下一个"光干司令"。毛人凤去求助蒋介石，哪知竟遭到蒋介石一番训斥。被逼无奈，毛人凤不得不走"夫人路线"，去求宋美龄。在宋的调停下，蒋经国才留了一点余地，没有将毛赶尽杀绝。逃过一劫的毛人凤，从此一蹶不振，身体也江河日下，几年后便撒手西游。
相对毛人凤，彭孟缉则很容易对付。一方面，彭孟缉只是一个"台湾省保安中将司令"，当时台湾岛"将星如云"，上将、中将一抓一大把，所以毫不起眼；另一方面，彭孟缉一直供职于军队，在情报系统没有什么家底，当初，蒋介石也是希望对毛人凤有所制约才将他安插进情报系统的。根据蒋介石"统一谍报系统"的手谕，彭孟辑组织号召成立了的"台湾情报委员会"（即"台情会"），由它来统一掌握台湾各情报系统的名册，并规定，以后任何情报人员在办案时，都需要出示"台情会"的工作证。"台情会"成为台湾各情报系统的"共主"，彭孟辑也成为台湾名副其实的"特务头子"。然而，毛人凤的遭遇无疑是"前车之鉴"。彭孟辑知道"势威震主"的危险性有多大，在他掌管"台情会"的日子里，"台情会"完全按"太子"眼色行事，不敢有半点出轨。有论者说，1950年代初的"台湾白色恐怖"基本上是由蒋经国在幕后，彭孟辑在台前联手策划和导演的，彭孟辑可谓为蒋经国背足了骂名。两年以后，彭孟辑谒见蒋介石，自称德才浅薄，不堪重任，推荐蒋经国任"台情会"主任委员。蒋介石大喜过望，马上同意。
彭孟辑交出"台情会"后，一路行情暴涨，数年之内，先升陆军二级上级，继而任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直至陆军一级上将。
"白色恐怖"：台北马场町取代了南京雨花台
1954年，蒋介石再次改革情报系统，一方面设立以郑介民为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撤掉"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该局直属于蒋经国任副秘书长的"国防安全会议"，由于主席和秘书长都是兼职，蒋经国成为"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者；另一方面以原保密局为班底分别设立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模式的"国防部情报局"和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模式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均定期向"总政治部"及"国家安全会议"报告，接受督导。至此，蒋经国成为全岛超过5万特工人员的"共主"，在国民党内成为仅次于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陈诚的第三号实权人物。
蒋经国掌握的情报系统，严格执行蒋介石"保密防谍"的旨意，延续了1949年5月以来的"非常戒严"气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阳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尽头处，找到一处有高墙环绕的日式别墅，由"总统府"征收以后，取名"八胜园"（寓意"八方胜利"），作为他的指挥部。每天，全岛最机要的信息在这里汇集，同时，一条条捕杀的密令在这里发出。
战后，"白色恐怖"笼罩海岛。翻阅新闻，"匪谍XX等数犯，枪决伏法"的标题，不绝于眼。位于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大陆时代南京市郊的雨花台，成为政治犯的屠杀场。而大陆时代的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也被台北的军人监狱和台东的绿岛监狱所替代，有"通匪嫌疑者"，一律关押在那里，甚至可以不经过司法审讯，直接用麻袋沉于海底。1950－1960年是"白色恐怖"期间逮捕最多人的时候，尤以1954年之前为盛，当年最恐怖的地方在于不管是否真为匪谍，只要有嫌疑都有可能被枪杀，经查证，错杀的无辜民众，总计约5000人以上。以1950年－1952年间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案"为例，该案是一个包含19个具体案子的连环案，历时两年多，牵涉人数达1200多人，除以死刑者为200人，其余皆处以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的重刑。1960年后陆续还有不少捕杀事件发生，到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仍可看作是"白色恐怖"的延续。根据台湾"行政院"的资料显示，在戒严时期（1949年－1987年），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达29,407件，受害人约达14万人。1950年－1954年间，蒋氏政权在台湾至少处决了4000－5000名"匪谍"、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还有更多的人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1984年12月，最后两个1950年代的政治终身监禁犯林书扬与李金木，在服了34年又7个月的刑之后，被释放出狱，恐怖的牢狱之风才告一段落。
38年里，岛内著名的政治案件有：1950年代的"中共台湾工作站事件"（1950）、"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案"（1950）、"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案"（1950－1952）、"国防部参议李玉堂中将案"（1950）、"苏俄间谍汪声和、李朋案"（1950）、 "客家中坜事件"（1951）、"吴国桢事件"（1954）、"孙立人案"(1955年)等；1960年代的"《自由中国》雷震案"（1960）、"苏东启案"（1961）、"柯旗化台独案"（1961）、"彭明敏事件"（1964）、"柏杨案"（1968）、"崔小萍案"（1968）等；1970年代的"成大"事件（1972）、"台大哲学事件"（1973）、"戴华光、赖明烈等人民解放阵线案"（1977）、"中坜事件"（1977）、"余登发父子案"（1979）、"美丽岛事件"（1979）等。这些政治案件，前期主要针对所谓"共匪谍特"分子，到1950年代中期"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以后，对政争对手、台独分子、不同政见者的打击日益增多，1960年代以后，台独分子和不同政见者成为只要打击对象。(原载<百姓>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