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从毛泽东的打油诗看古人的蠢笨) /一直憋了４０多年，跑到自由世界后才敢说出来
芦笛
一、毛泽东的打油诗
二、下面这首毛诗，４０岁以上的人大概没有不熟极而流的www.hjclub.com)
钟山风雨起苍黄（下平七阳）
百万雄师过大江（上平三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上声二十二养）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下平七阳）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下平七阳） (
可惜这诗乃是地道的打油诗，因为不押韵。为点明这点，我已经在括号中注明了各韵脚所属的韵目。“黄”、“江”、“慷”、“王”、“桑”分属三个不同韵目。最混帐的还是颔联的“慷”，非但不与其他联同属一个韵目，而且竟然用了上声字。自中国有律诗以来，大概只有文盲会这么写──就连三家村蒙童都该知道，律诗只能以平声字押韵，决不能用仄声，就连洪秀全天王，大概也不曾写过这么烂的诗。
那为什么大众看不出来，还狂热背诵，以为是什么杰作呢？很简单，现代人不懂国学，偶有懂者如小芦又不敢开口，一直憋了４０多年，跑到自由世界后才敢说出来。 (
须知现代人和古人的“押韵”的概念不大一样。在大多数现代人看来，所谓押韵就是韵母相同，这当然不错。不过没多少人知道，古人并没有这么明确的观念，而现代人之所以懂这点，还全靠西洋鬼子之赐。可怜老祖宗没咱们的福气，于是只能在黑暗中苦苦摸索几千年，直到清朝乾嘉时代也没见到光明。 (
二 、愚蠢产生的“学问” ()
已经说过了，“学问”这个词乃是中国特有的，用英文翻译无法准确传达出原意来。它当然不是科学（science），但似乎也不完全是知识（knowledge），的确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名堂。但在我看来，中国某些（姑不说是许多吧）“学问”，其实不过是因为老祖宗的愚昧造成的一种毫无用处的笨拙知识的积累。当西学引入后，这些玩意便立刻如西汉古尸一般迎风而化了，再也无法复活。 (
所谓“音韵学”就是这种名堂。它之所以产生并得以存在千年之久，完全是因为古人太笨，始终没有发明一种科学的注音方式。自西学东渐引入罗马字拼音后，这种“学问”便立刻变得一钱不值。如今就连一年级的小学生，见到注音都可以立刻念出生字来。什么“声母”、“韵母”的知识更不在话下。哪怕是弱智差生，也不至于不知道声母的意思是什么。 (
)
然而古人就是不懂这套世上最下滥的把戏，这才使用其笨无比的方式去编写韵书，还弄到五音不全，害得现代人想考证古音都没门。
举个例子来讲解吧。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四川人乃是中国最五音不全的人。一个生在清朝的四川人，离开韵书，根本就无法写诗。歪？他根本就不知道“世”和“寺”、“流”跟“牛”、“王”与“玩”等字发音有何区别。在他看来，这三对字都是同音字。如果凭感觉写诗，那绝对就只会用“世”去押“寺”，用“王”去押“完”。即使有了韵书，他翻着书能作诗了，那也绝对不会明白为何“世寺”、“玩王”不是同音字。
但如今连四川小学生都该知道这些字发音的区别，“世寺”和“牛流”的区别在于声母（分别为sh, s与n, l），而“玩王”之别在于韵母（uang, uan ）。他可能没本事学会正确的发音，但区别何在还是可以从理性上认识的。)
现在假定一千年后，普通话中的“施”“尸”等字发音依旧，但“诗”发音变为“hi”，“湿”的发音变为“xi”。那阵的学者要考证出咱们是怎么念那些字的，哪怕没有录音带流传下去也无妨，有本《新华字典》就行了。就连白痴都能从上面的汉语拼音注音中推出来：原来，２１世纪的北京话的“诗”并不念“hi”，这个音素当时根本就没有，而“湿”也不念“xi”，这俩字在２００６年的发音，其实和３００６年的“施”“尸”发音完全相同。 (
这就是鬼子给咱们带来的好处，在他们到来之前的两千多年里，老祖宗就是死也发明不出这么简单的名堂来。这原因很简单：他们只有朴素的感觉，没有抽象思维能力，因而无法想出一种脱离具体汉字而存在的抽象的符号，用它们来注音。
押韵本是连文盲农民都会的事，凡下过乡的同志都知道，许多文盲农民张口就是一套套的顺口溜。汪曾祺的《受戒》上就有这么一首： (
姐儿生得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
连小学生都看得出来，这儿押的是iao的韵，而且连声调都一样，乃是去声。 (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古人竟然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连如今的小学生都知道的事。从春秋时代直到隋朝这么长的时段内（正好差不多一千年），中国古代文人（包括编辑删定《诗经》的孔子在内）作诗，都停留在李有才（小说家赵树理创造的农民诗人的艺术形像）的水平，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写顺口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
直到隋朝，才有人总算注意到这问题，编辑了第一本韵书《切韵》，此书现已失传，不过流传下来的《广韵》据说就是在它的基础上编写的。假定它是《广韵》的水平，那么，该书的问世，说明中国古人经过一千年的折腾，总算开始总结押韵的规律了，这才会有专门的工具书出来，教人如何作诗。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汉语三大要素，乃是声调、声母和韵母。可惜编写韵书的古人只注意到了两个东西：音调与韵母，声母却给忽略了。声调倒研究得无可挑剔，他们把能想起来的汉字，全都按“平上去入”四声分了类。但韵母就处理得笨不可言。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使得他们想不到可以用脱离具体汉字存在的通用的抽象符号来区分不同韵母，如同鬼子用ang来代表所有发音相同的韵母一样，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把同韵的字归为一类。 (
例如上举毛诗的所谓“下平七阳”的意思是：这类字乃是平声（“上平”“下平”不是后人猜想的“阴平”“阳平”的意思，其实是人为分类，“七”只是个人为规定的分类序号），该韵目收集的所有字，都和“阳”字同韵，诸如：“阳、杨、扬、香、乡、光、昌、堂、章、张、王、房、芳、长……” (
这种无比笨拙的办法，再充分不过地暴露了老祖宗缺乏抽象思维能力。我在旧作中指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数学，只有算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老祖宗缺乏抽象能力，只会作具体数字运算，却不会发明抽象的数学符号来指代一切数（所谓“代数”就是这个意思）。同样因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使得老祖宗没有本事发明ang的中国等价物，来指代上列那些具体字的共同的韵母，因此只好把念着顺口的某一类字归在一起。这种智力付出，和文盲农民诗人李有才也只有微小的量的区别，同样都是跟着感觉走。 (
使用这种缺乏抽象表达的具体分类造成的第一个弊病一望即知：上列那些字其实不是严格的同韵母的字，而是含有ang，iang, uang 等复合程度不同的复韵母。实际上，它们共同的只是“末韵母”（这是我为了准确描述这种原始劳动特地发明出来的术语），也就是ang。因此，此类韵书顶多只告诉使用者某一类共同的末韵母是什么，就连生字的韵母都不能告诉你。例如“下平七阳”中收了“蘉”这个字。哪怕具备了
今天汉语拼音的知识，你也顶多只能知道该字的末韵母和“阳、光、长”等字相同，但它到底是iang，uang 还是ang，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能把工具书编得如此无用，倒也真成了一种学问，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艺术：） (
第二个醒目的弊病，就是这种分类忽略了声母，所以不能指示发音，唯一的用处就是告诉你哪些字的末韵母相同，但不告訴你各字的声母究竟是什麽，不教你某个字怎么念。我有时情不自禁地要为古人的蠢笨吃惊：既然已经花了那么多功夫把所有的汉字都按“声调＋末韵母”分别归了类，何不再花点功夫，把所有的同音字都分门别类收集起来，作为韵书的一部分？如果这么干了，虽然编者仍然缺乏抽象能力，但那工具书起码有了原始的指示发音作用，让使用者能够根据已知汉字推出生字的发音来。 (
忽略声母的最大遗患，还是为后世猜测古音造成了极大困难。 (
这困难我其实已经在前天写的文章中提到了。例如“解”字，北方人念“jie”或“xie”，南方人念“gai”或“hai”，南北发音不但韵母不一样，声母也不相同。查韵书可以确定，南方发音的韵母符合古音，但到底声母的发音是哪家对就无从猜起，因为韵书只管韵母，不管声母。北方人于是可以强辩说，他们也没完全弄错，“解”的古音应该念“jai”和“xai”，他们的韵母虽然发错了，声母可是正确的。您说这能驳斥么？要驳斥又有何根据？就算去查《康熙字典》也照样模模糊糊。
这困难一直到清代才有学者去试图解决，其思路是利用《广韵》中用于“反切注音”的所谓“上字”具有的原始的指示声母的功能（详见下），去推导出古代究竟有多少声母。从他开创了这条路后，一直有学者在这上头折腾，今天似乎还成了音韵学研究热门。但在我这外行看来，这其实基本是guesswork，没有什么学术研究必需的确定性可言。所以，现代学者们研究出来的古代声母的数目出入很大，众说纷纭，多者达５０多个声母，少者才３０多个声母，我看谁也不敢说他的结论就是正确的，正如谁也不敢说他画的耶稣就是历史上那个人物的真实模样。
就算专家们正确猜出了古代有些什么声母，那又怎么样？还不是无法确定每个字的发音。这种侧面迂回的研究方式有着相当大的盲区，并没有覆盖所有的汉字。
第三个毛病则是它虽然名为“韵书”，但根本没有揭示韵母的音素结构。若跟汉语拼音相比，这一致命缺陷立见。 (
以“an”为例，这里的音素构成一目了然：该韵母以a为基点，在发出a后，舌尖接触上颚，如欲发n状，于是气流只能从鼻腔冲出，引起鼻腔共鸣，造成了所谓的“前鼻韵”。其他前鼻韵如“en, in, ian, uan”等等的发音方式也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最初那元音。由此可见这种注音方式之科学──它同时揭示了韵母的共性与个性：“an”和“en”表面听起来完全不同，但区别只是“a”和“e”造成的，两者的共同之处是舌尖上抬造成的鼻音“n”。 (
类似地，如果是“ang”，则舌根隆起，如欲发g然，气流从上颚后部的狭窄通道中经鼻孔冲出，引起鼻腔和上颚后部的振动，造成了所谓“后鼻韵”。和前鼻韵一样，“ang, eng, ong, ing”等韵母的记录方法也同时指明了它们的共性与个性。
可惜韵书却丝毫没有提示韵母是怎样构成的。这结果，就是现代人根本无法理解为何古代的“阳”和“江”不同韵。类似的例子在韵书中比比皆是。在现代汉语中，“東﹑冬”﹐“魚﹑ 虞”﹐ “ 元 ﹑ 寒 ﹑刪﹑先﹑鹽 ﹑咸”﹐“蕭﹑肴 ﹑豪” ﹐“庚﹑青 ﹑蒸 ”﹐“董﹑腫”“語 ﹑麌 ”﹐“軫﹑吻”﹐“阮﹑旱﹑潸﹑銑”﹐“篠 ﹑巧﹑皓”﹐“感﹑琰﹑豏 ”﹐“送 ﹑宋”﹐“御 ﹑遇”﹐“震﹑問 ”﹐“願 ﹑翰” ﹐“諫 ﹑霰”﹐“嘯﹑效﹑號”﹐“敬﹑徑 ”﹐“勘 ﹑豔﹑陷” 都押韻﹐有的根本就是同音字（例如“東冬”﹑“魚虞”﹑“送宋”等）﹐但它们在韵书里根本就不同类。 (
很明显，这反映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发音区别。正如四川人分不清“牛流”，不等于北京人分不清一样，咱们分不清“东冬”这些字，不等于古人也分不清。但这些字的古音区别到底何在？对不起，编写所谓“工具书”的古人脑袋太蠢笨，根本就没想到为彼时的学童指示发音，更别说是千年后的子孙了。
以常理度之，构成韵母的音素无非是两部分：元音和辅音，因此，这些现代人无法区别的韵母，在古代似乎只有三种不相同的可能：要么元音不同，要么辅音不同，要么两者兼有。
第一种可能如古代的“东”的韵母是ung，而“冬”的韵母是ong（或是反过来，反正是假想），具有朴素阶级感情的古人虽无能力如欧洲人一般科学地分解它们，但毕竟能如念顺口溜的文盲一般本能地觉得两者不同，因而将其分别收在两类中。
另一种可能就是古音某些韵母的末尾有辅音，而现代汉语除个别地区诸如广东外，在整体上丧失了这一特点。如果情况真的如此，则“鱼”“虞”在古代不同音就可能是这区别造成的，例如“鱼”是yu，而“虞”是yuz。 (
这个问题其实最有意思。现代汉语的一大特点，是鼻韵母内含有的“辅音”乃是“瘫痪了的辅音”，根本就没有拼读的可能，这和英语完全是两回事。例如“延安”（yan'an），无论你念得怎么快，前一个字的辅音n绝对不会跟后面的an拼起来，变成“延南”。类似地，“新安（xin'an）”无论读得如何快，也不会变成“西南”（xinan）。这说明鼻韵母内含有的辅音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辅音，它们和洋辅音的区别，在于拼读能力的有无。洋辅音无论是在元音之前还是之后，都具有拼读能力，而土辅音只有在作声母时才有拼读能力。因此我特地将这种特殊辅音命名为“瘫痪了的辅音”。
犹记２０年前出国前夕，为了练习口语，我在城里所谓“英语角”勾结上一个老美。我教他中文，他和我练口语。我就告诉他，中文与英文不同，词汇都以元音结尾。他不同意，以为我是白痴，立刻举出“an, ang, in, ing”等韵母来作为反例。我告诉他那些n, g之类其实不是真正的辅音，但怎么解释他也不懂，毕竟是野蛮人，无法理解我中华上国文明：
但这只是现代汉语，并不等于古汉语的单字结尾也没有辅音。即使是今天，广东话中仍然有辅音结尾的字，甚至反映在英文之中，例如英文的“（中国）锅”乃是“wok”，这个字就是用真正的辅音k结尾的。可以想象，古代汉语中也可能有辅音结尾的字，但在传递过程中丧失了。这在亚洲似乎是一种普遍趋势。我认识一位泰国人，讲英语一定要把词末的辅音贪污了，于是house成了hou，home成了ho。就连日本话也不兴用辅音结尾。可以设想，汉语原来也兴用辅音结尾，只是在一代代传递过程中发生了“吞吃辅音现象”，正如我那位泰国朋友学讲英语一般。
这个问题我和那兰、小徐讨论过。据老那说，蒙语单词喜用S 和R结尾，影响了汉语，而这就是汉语中带“子”和“儿”的单词的来源。小徐举出晋朝就有“小笼子”、宋朝话本中也有“花瓣儿”的反证，推翻了这一主张。其实后来我才想起来，李清照著名的词就有“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一语，所以老那“汉语‘儿’、‘子’ 起源于蒙语说”确实无法成立。.
即使如此，我仍然认为老那的猜想很有道理。汉语中确实有大量含有“子”的单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个“子”字根本就没有任何意思。它为何要出现在那里，除了采用老那首倡的“辅音”说之外，实在无法想出别的解释来。当然那倒不一定来自于蒙古，很可能古已有之，原来只是隐含在单字内的辅音“z”，后来白话文问世便把它写成“子”字。
这个思路似乎也能从韵书中找到支持，例如“上声七麌”中的“鼓、肚、橹、簿、斧、柱、主、篓”等字，确实都可以在后面加“子”，提示韵母原来的发音可能是“uz”。所以，“肚”的古代发音乃是“duz”，后世便发展成了“duzi”。)
但这毕竟是毫无根据的猜测，而之所以无根据，正是拜古人蠢笨之赐。如果他们能想出个抽象完备一点的注音方法来，那又何至于此？毕竟，拼音并不是什么伟大发明，连日本人都有这本事（而且还是个妇道！），为何我中华上国偏偏缺这能耐？)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古人刻舟求剑的本领。汉语传到了清朝，发音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四川那种重灾区，基本音素数量已经剧减，以致连“牛流”、“世寺”、“王完”，川人都有本事把它们归并成“同音字”。在这种情况下，古人们就是有那本事死抱着业已过时的韵书作诗填词，使得诗歌这种声音的艺术完全脱离了押韵而存在，这还不光是四川的问题，更是胡人千年“首善之区”北京的问题。例如陆游的《钗头凤》，北京人念起来就根本不押韵：“东风恶（e），欢情薄（bao），一怀愁绪，几年离索（suo）。”这ＴＭＤ算什么？
于是大家为了充出口成章的大才子，便只好把那韵书死背下来──您总不能把韵书带到文人雅集之处去现世吧？要熟到“一东二冬三江四支”闭着眼睛都能倒背如流，看到任何一个汉字都能立刻将其归入韵书某目的地步，这才可以去放胆充才子。
到了这步，诗歌创作就不是什么艺术家匠心独运了，完全成了一种体力劳动。最可笑的还是，它彻底背离了当初劳动人民顺口溜的朴素美感。如今所谓“押韵”并不是指韵母相同，而是出自韵书同一韵目。如果出自同条，那么即使实际韵母不同也毫无关系。反过来，如果谁如老毛那样写顺口溜，立刻就要变成万年一笑。离开了韵书就无法写诗，这种奇迹也只会发生在咱们这块风水宝地上。这种怪事若讲给鬼子听，无论怎么解释人家也无法理解：押韵的顺口溜是错误的诗，不押韵但按工具书填写出来的反倒是正确的诗！本来只有高下之分的艺术有了“正误”之别就是笑话，何况那正误还是用千年前的死人嘴巴作为判决标准，您说这有多荒唐吧？
四、“张真中珠”，古人的智力活动高峰
我至今想不通的是，连日本的一个妇道人家，都还能靠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出独立于具体汉字的拼音字母来，中国人却就是无法脱离那具体的汉字，设计出一套抽象符号来注音，就连佛教传入中国千年后都竟然没有催生出这套抽象拼音符号来。
佛教在汉朝时即已传入中国，至南北朝便传遍全国，用拼音文字梵文书写的佛经大量进入中国。在此启示下，国人总算发明了所谓“反切注音”法。
现在以康熙字典中的释条为例说明反切注音原理： ()
“张，《唐韵》陟良切，《集韵》《韵会》中良切，音帐，平声”)
“帐，《广韵》《集韵》《韵会》《正韵》知亮切，音胀 (ww
“珍，陟邻切《集韵》，知邻切，音真” (
“中，《唐韵》陟弓切，《集韵》《韵会》《正韵》陟隆切，音忠。” (
“珠，《唐韵》章俱切，《集韵》钟输切，《正韵》专于切，音朱。” “寻，《唐韵》徐林切，《集韵》《韵会》《正韵》徐心切，音浔” ()
“熏，《唐韵》《集韵》《韵会》《正韵》许云切，音薰” (
“军，《广韵》举云切，《集韵》《韵会》拘云切，音君。)
“绢，《广韵》《正韵》吉椽切，《集韵》《韵会》规椽，音狷” (
“椽，重缘切，音传”
这是什么意思呢？“反切”由两个字指示发音，第一字称“上字”，第二字称“下字”，上字指示声母，下字指示韵母兼声调。 (
现在看第一条，“张”的发音，是用“陟（zhi）”的声母和“良”的韵母（iang）拼读出来，其声调与“下字”亦即“良”相同，都是平声，怕读者不知道，编者还给出了同音字，那就是“帐”，只是改为平声。余例以此类推。 (
在现代人眼中，这注音方式当真是毛病百出，原始笨拙不堪言状：
第一，它没有脱离“用汉字注汉字”的思维定式，毫无抽象可言，根本不具备抽象注音符号的简单、普遍与准确。
其实以字注字也无不可，但古人偏偏笨到了这地步，居然不会找出几十个简单汉字来固定用作上字和下字，把它们当成抽象符号使用，如同指示四声的“平上去入”一般，四个字就代表了总数几万的四类汉字。却任意使用不同汉字指示同一声母。例如指示声母“zh”的字，不同韵书或不同词条使用不同的字，如“陟”、“知”、“中”、“章”、“专”。指示韵母的字更是花样百出，似乎完全是随机用上的。如此使用的注音字就根本起不到一般代表作用，无法变成“字母”。使用这种注音方法认字的人必须先知道那些繁难的“上字”和“下字”，反而不如用同音字注音简单。
第二，古人不知道韵母从何处开始。最拆烂污的就是用“良”去指示“张”的韵母。他们不知道前者的复合程度要比后者高，多了个“i”。于是在现代人眼中便成了笑话：谁有本事念出“zhiang”来？好在古人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大概那“iang”拖长了就丧失了“i”也未可知，正如京剧的拖腔一般。好在古代生活节奏慢，花上一个早晨，大约也就能将就把生字正确拼读出来了。 ()
第二，古人的朴素感觉似乎不是太灵光，例如用“邻”（lin）去指示“珍”（zhen）的韵母未免失真，势必拼读出“zhin”来。用“椽”（chuan）去指示“绢”（juan）的韵母也够呛。)
第三，古人不知道声母该在何处中断，于是遇到撮口音就一塌糊涂，成了八仙过海，毫无学术必需的标准化可言，例如“寻，熏，军，绢”这几个撮口音，“寻”的“上字”使用的声母其实是“xu”，“下字”就没用撮口音（in），而“熏”和“军”上下字都用了撮口音（xu, ju）（ün, ün），但“绢”的撮口音却不在上字“吉”（ji）里，而是在下字“椽”（chuan）中。如此毫无规范性的“工具书”，也只有什么都迷迷糊糊的古人编得出来。 ()
第四，最绝的还是那“椽，重缘切，音传”。编者竟然会忘记了，那“重”和“传”都有两种发音。读者很可能拼成“zhuan”，而这正是“传”的发音之一。 (
总而言之，古人根本没有明确的声母韵母观念，只有文盲农民念顺口溜的本事。他们的所谓“反切”并不是如现代学者贩卖的那样，是用上字的声母去拼下字的韵母，而是如李汝珍所说的“两个字急急读出”，也就是用汉字去拼汉字，因此才会熬出上面那锅糊涂汤来。 ()
请注意，这可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编成的字书，其实连古代都不能算了，可那时代的人竟然也就这么蠢笨。一直要到嘉庆年间时，《镜花缘》（1818年出版）的作者李汝珍才首次把数目有限的汉字当成抽象的注音字母使用。他为此得意至极，自吹是海外偷来的高招，的确，从抽象思维能力的角度来看，他在伪小说《镜花缘》中开出的字母表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无古人是因为他那玩意代表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在音韵学上取得的智力成就最高峰，后无来者是因为洋码字很快就进来了，于是他那玩意便变得一钱不值。 (
在该伪小说第３１章中，他给出了规范了的反切的上下字表：
上字一共３３个：
昌 、茫、秧、tiang、羌、商、枪、良、囊、杭、piang、方、diang、姜、miang、桑、郎、康、仓、昂、娘、滂、香、当、将、汤、瓤、biang、帮、冈、臧 、张、厢
下字只有２２个， ()
张、真、中、珠、招、斋、知、遮、诂、毡、专、zhou、zhuo、 zhia、zhui、zhing、zhuan、zhuo、zhua、 zhuang ()
（说明，此处的汉语拼音是我自己改的，原文是两个汉字拼读，如tiang的原文是“梯秧”。）)
作者说明了该表的使用方法，就是用上字去拼读下字（“急急呼出”），例如以“昌”的上字与所有的下字拼读，就可以读出“昌、郴、充、初”；用“冈”则可拼出“冈根公姑”；用“方”则能拼出“方分风夫”，等等。于此，作者的尾巴便翘到了天上去，以为这伟大发明囊括了一切汉字的发音，端的是音韵学史最高最活的顶峰。
作者的得意确有道理，历史上从来没人这么干过。他的前辈只知道用具体的汉字去为一个个汉字注音，从来没想到过可以用数目有限的汉字作字母，拼读出所有的语音来。因此，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
可惜在现代人眼中这玩意一钱不值。主要的毛病是，他没有逐个检查上字与下字的组合，导致有的重复，有的根本发不出音来。例如若将“茫”和“专”拼读，无论你在下字何处断韵母都没辙：若断为“uan”，则汉语里根本就没有“muan”的发音。若断为 “an”，则拼出来的“man”势必与“茫”和“毡”拼出来的相同。更何况他那些用两个字拼出来的上字（或下字）例如“tiang”（或“zhia”）本身就在汉语里阙如。如略去韵母（或声母），则又与其他上字或下字雷同，形同虚设。这玩意没蒸熟就敢拿出来卖，李汝珍也太视天下如无物了，不过这也没错，确实是“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在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的国家，饱学宿儒便再殚精竭虑推出前无古人的发明，仍然比不上受过一年罗马字拼音教育的村学蒙童。一言以蔽之，古代的音韵学就是因蠢笨堆积下来的大堆无用知识，而现代的音韵学家们则全靠先辈的蠢笨提供研究课题与粮道。 (
2006-12-11 /海纳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