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backchina.com)　　記者 鄭廷鑫 發自深圳

　　曾延華高而且瘦，戴著一副大眼鏡，坐在沙發上。旁邊還有一個大大的包，里面裝滿了打官司所用的材料和證據。他的妻子坐在一邊，一直沉默著。

　　半年來，這個深圳市人民醫院神經外科的海歸醫生原本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由于他被

　　同事告上了法庭，法院一審認定曾延華名譽侵權，他不服，就這一判決提起上訴——這一切緣起于一篇文章。

　　　“揭黑幕”被判侵權

　　今年53歲的曾延華是同濟醫科大學博士，1993年起在德國、丹麥、美國學習工作，並于2005年加入美國籍。2005年，因為朋友邀請一起做項目，加上自己一貫對外科臨床的喜愛，曾延華從美國密歇根大學回到了國內原來的工作單位，在深圳市人民醫院神經外科任副主任醫師。

　　回國後，曾延華在工作中發現了一些問題——學術造假、死亡率高、違規醫療、亂收費，這是讓他最看不慣的“四大罪狀”。“我們是醫生，一出問題直接關系到病人的性命，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情啊！”

　　今年4月21日，他以實名發表了一篇題為《誰來切實管管醫療行業的醫療質量、醫療法規、學術論文造假和醫療亂收費？一個美國回國博士從事神經外科臨床醫療一年實名投訴無門的經歷》的文章，將投訴的內容和自身經歷搬上互聯網。

　　在文章中，他以同科室的同事兼上司陳建良為例子，列舉了陳建良7例手術有6例死亡；違反規定中飽私囊，收取一患者家屬紅包；利用任意捏造的手術效果和資料做論文，用造假的學術論文換取職稱晉升和職務等例子。此文在網絡上被到處轉載，並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網上評論中，對曾延華的支持呈一邊倒的趨勢，有人稱其為“拿著長矛的堂吉訶德，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體制”。

　　然而，就是這篇文章，讓其中舉例所提到的當事人陳建良覺得，“這把我從一個好好的醫生變成了殺人犯”，“對我的身心健康、名譽和工作都造成了極大損害”。他把曾延華告上法庭，指控其侵犯名譽權。而曾延華則覺得，自己所說的全部是事實，怎麼可能侵權呢。

　　9月22日，羅湖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一審中，法院認為曾延華未能提供有效證據，證明陳建良有其文章中所提的“罪狀”，判決曾延華侵權事實成立，要求曾向陳賠禮道歉，並賠償4萬元。

　　曾延華覺得這結果太不可理喻了︰“我寫的全部是事實，法院卻判我侵權，我肯定不服的。”曾延華就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目前，二審已經開庭，正處在取證階段。

　　而就在一審判決後，曾延華同科室的13名醫生聯名寫信給醫院院長和黨委書記，投訴陳建良，並“強烈要求院長、書記及院領導，嚴格按照醫療事故處理規定和我院院規對陳建良進行處理，取消其科室臨時負責人並撤消其神經外科副主任等行政職務，調離神經外科，盡快還給神經外科一片淨土，以示正氣”。

　　這讓曾延華很感動。

　　現在提起這個案件，曾延華每說幾句話，就會從厚厚的幾大疊材料中翻出一些材料，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

　　　　海歸的困惑

　　曾延華是湖北人，初中畢業後正趕上文革，因此也隨著知青大潮下過鄉。下鄉三年後，他考上了中山醫科大學。畢業後，進入醫院工作。後來，醫院要求醫生要繼續進修，他又考上同濟醫科大學。1990年博士畢業後，分配到深圳市人民醫院神經外科工作。

　　1993年，曾延華開始了他斷斷續續、前後長達十幾年的留學生涯，先後在德國、丹麥和美國的大學和醫學院學習和做研究，而且“從未間斷過臨床工作”。其中有過幾次短暫的回國工作經歷，但因為“更喜歡外國的研究和工作環境”，又很快出國了。一直到去年，才決定再回來工作。

　　去年年底，他取得了美國國籍，“只是為了出去方便，不用簽證，沒有其他原因”。

　　多年的海外生活，讓他對國外的醫療行業有了深入的了解。“外國人的學術研究和工作態度都非常嚴謹，能做到自己規範自己，而學術氛圍則是很公平。”而在國內，醫療行業中的很多現象，則讓他感到困惑不解。

　　“去年，國家明令禁止‘血液療法’，但我們神經外科還一直在使用。每使用1次收費45元到50元，最多時對同一病人一天使用4次；有兩個病人的住院費中，每個病人僅此‘血療’收費就達到4000多元。醫院和醫生聯合起來，違規收費，所得收入七成給醫院，三成歸個人。”

　　面對醫院管理制度的問題和醫療行業的潛規則，曾延華認為，“不說出來對不起一個醫生的良知”。而在成為被告後，他覺得，“自己所說的是事實，還怕打官司嗎？”

　　結果是他敗訴了。

　　曾延華的同事認為︰曾是個書呆子，平常話不多，但做事非常認真。也就是因為認真，讓他跟體制較上勁了。

　　而面對是否海歸水土不服的問題，曾延華矢口否認。但他承認，如果沒有在國外學習工作的經歷，他可能也會像大多數人一樣，對這些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會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