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

　　楊佳死了。“對于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楊佳襲警殺人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經過復核，日前依法作出核准楊佳死刑的裁定。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下達的執行死刑命令，于（11月）26日對罪犯楊佳以注射方式執行了死刑”。這條消息是新華社于事發當日發出的。

　　27歲的楊佳，是楊佳案中的第七位死者。此案是六個警察家庭的悲劇，也是楊佳和他家人的悲劇。之所以被“社會廣泛關注”，應該說這是和“社會性悲情”以及社會思潮、群體利益高度相關的結果。議論和反思沒有結束，也不該結束。死者的悲劇可以成為生者的經驗，悲劇與災難體驗者可以貢獻較多的“文明積累”---前提是“事外人”認真對待和深入地研究思考，并將研究成果應用于日后的“為人”與“治理”。

　　楊佳案發后，許多記者、專家、網民試圖探索并解釋釀成慘案的個人、家庭與社會因素。他們走訪和楊佳一家有接觸的人收集資料，搜出了楊佳的博客及網上言論。在傳媒技朮的支持下，大致上建起了楊佳的“青春檔案”，清晰了其“心路”及“家庭背景”。其實，楊佳本是個很普通的青年，普通的即使來到我們身邊也不會引起特別注意，因為實際上平時在我們身邊就有許多貌似楊佳的人。

　　經過社會關注和大量信息交流，大家發現了許多關于楊佳的事情，根據這些發現，有人給楊佳的心理畫像，有人開出救助社會的或者救助人生的諸多藥方。然而，有一個應該注意的，應被當作“重要情況”的情況并未引起深思，這就是：憤怒的楊佳，以行動宣泄憤怒的楊佳，從未公開提到他涉警的遭遇以及他憋屈的想法和情緒。

　　我反復研究了他那篇紀實的代表作網文，和許多人對此“思路清晰”的印象不同，讓我感到驚訝的卻是“全無情緒在內”。楊佳在網上沒有一個字談及生活中的現實困擾，對警察、官員、政策、社會全無批評，顯不出半點“攻擊性”和任何一處“對社會不滿”。他攻擊性最強、批評最尖銳的言論，不過是由“鞋評”而引出的說網友“不正經”的一句話。

　　從已經存在的事實和現象中發現問題，當然是研究問題所需要的方法﹔然而，我們還需要從“沒有”中去尋找、去發現。更重要的隱情或規律性也許就存在于“虛無之處”。“應該有而沒有”，意味著“沒有就很不正常”。在我看來，上網已久的“現實中的失敗者”（其實楊佳處境并非很慘，似他情狀的“失敗者”比比皆是），表現的竟然如此“溫和”與“和諧”，這簡直不可想象。

　　不斷接納憤懣憂傷，但從不以言論宣泄、釋放憤懣憂傷，也不向處于第三者位置的個人、群體、機構求助以解脫現實的困擾。內懷“單純自助觀點”，外處“單邊關系”社交，“自行了斷”對強勢方的恩怨，不擇更弱者轉移仇恨，也不向虛擬空間或抽象對象宣泄憤懣---這就是楊佳。

　　高度的“自助精神”，再加上將與其博弈、糾紛的強勢一方視之為“單邊關系”，于是，“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完全是個人對另一方，自己不求別人幫助要說法，不要其他人給說法，“我自己”不惜一切代價獨力給我的“敵人”一個只屬于我的說法。

　　這種具有強烈排他性的，在高度社會化的社會中具有絕對“非社會化”性質的“有病”特質，被“非常倒霉”地刺激和爆發到了特定的場景。我們平時所見的上訪成習的“刁民”，當面質疑謾罵領導的“刁民”，到處找記者、俠者求助的“刁民”，網上“違規”傳謠或實施語言暴力的“刁民”....如此這般的種種“刁民”，對強勢群體的危險性，都遠遠不及楊佳式的“暴民”。而楊佳的危險性并不為人所見，即便是嚴謹細致高明的專業人士，也無法偵查出其潛在的巨大危險。楊佳式的威脅很可怕，由于徹底封閉和全無痕跡可循，只能到大事突發之后方教人領教。

　　上面說的諸類“刁民”，其實是些還懷抱著希望的人，或多或少，他們還有希望。相比之下，“大大地良民”也。而楊佳是徹底絕望了的人，“隱藏的敵人”，過去我說過這類人，“他們因無所希冀無所寄托而徹底的無所畏懼”。他們的傷害程度、破壞規模具有偶然性，其“殺傷力”和他們實力、戰力的相關性并不強，也無法做出准確估價。

　　我很希望楊佳是個平時不那么溫文爾雅的“刁民”。假如楊佳是個在網上喊打喊殺的“網絡暴民”﹔假如楊佳是個“有困難找公權”的“麻煩人物”﹔假如楊佳和我輩一樣沒出息地“揭短泄憤”、警告這警告那﹔假如楊佳披露個人遭遇吸引輿論關注﹔假如楊佳對欺辱他的對頭破口大罵或投身于“告刁狀”活動﹔假如楊佳“非法結社”壓迫官勢警力....只要他感覺還有說理的地方、博弈的機會、借助的力量，只要他有興趣讓憤怒透明，只要他能表達和宣泄憤怒并有其他群體注意到他言說式的“說法”，他的不幸與憂傷，則不可能擴展為諸多人的不幸和憂傷。

　　不封堵弱者的“心理管道”并開拓疏通它，盡力減少宣泄憤怒、宣泄不滿的社會阻力，給無力表達、無望表達的人以表達興趣和表達機會，而不是剝奪表達和宣泄的機會和希望---這該是從楊佳案中得到的一點啟示。反其道而行之如何？那樣，即便沒有恐怖分子和恐怖組織，我們的社會成員尤其是強勢人群也會時時生活在恐怖和焦慮之中。

中國農民調查”作者陳桂棣 談今日中國農村 2008/11/30

作家夫婦陳桂棣和吳春桃2004年因紀實文學作品"中國農民調查"聞名中國及海外，獲得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大獎。"中國農民調查"以安徽阜陽農村為例，揭露了中國農村的種種黑暗現象以及農民沉重的負擔。30年前中國改革開放的發源地正是在安徽農村，小崗村的"大包干"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德國之聲記者采訪了作家陳桂棣。 德國之聲：陳桂棣先生，首先感謝您接受"德國之聲"的采訪。您和愛人吳春桃女士撰寫的"中國農民調查"引起強烈反響，獲得眾多獎項肯定。這本書是從揭露安徽阜陽一個村子里的不公現象入手的。我想知道，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發源地的安徽農村，在您這本書出版之后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陳桂棣：應該說變化還是很大的。我們那本書主要是反映了農民的負擔，因為當時安徽正在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准備推向全國。我們這本書出來以后，因為我們介紹了安徽進行試點的全過程。當時中央的這個方案是有缺陷的。這本書出來以后我們看到，安徽進行的稅費改革試點基本終止了。我們的書結束時間不長，中央就出來一號文件，提到要增加農民收入。我們也很高興的看到了，我們反映的一些問題得到了或是正在得到解決。我們重點反映糧食問題。中國搞市場經濟，為什么中國農民的糧食就不能進入市場呢？要國家統購統銷？作品發表之后，我們可以看到，糧食市場放開了，價格也放開了。從05年，全國是06年，把農業稅取消了，這點農民還是非常歡迎的。還有我們反映的農民的教育問題，現在九年義務制教育在農村的孩子基本上學雜費都給免了。這都是一些變化。 德國之聲：您通過紀實文學創作實地進行考察接觸了不少農民，走訪了不少村庄。據您的了解，中國農民對改革開放有怎樣的評價？ 陳桂棣：第一個呢，畢竟改革開放給農民帶來了很大的好處。人民公社那一大"公"基本被廢除了，大鍋飯也不吃了，大家干活的大呼隆也沒有了。而且種什么，怎么種都有農民自己決定。總體來講，農民對改革開放還是非常高興的。但是現在也有一些問題，因為改革30年了，"大包干"給大家帶來的好處應該講還是很大的。但是隨著中國改革進入城市以后，農民看到的這個改革呢，就是好像與農民沒什么關系，如果有關系，就只是增加農民負擔。 德國之聲：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常被引用，但是現在中國上下在倡導建立"和諧社會"。您覺得，中國在農村建立"和諧社會"應該從哪下手？ 陳桂棣：現在"和諧社會"的這個概念提出來了就是因為社會不和諧。最主要的不和諧就是城鄉的差別，不是中國歷史上了，應該講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怎么解決呢？我覺得根本的問題還是要解決城鄉分治的問題。因為這么多年以來，城市一套治理辦法，農村一套。而治理城市是犧牲農民的利益。這樣一種以戶籍制度為標志的二元體制結構必須要改變，否則談不上和諧。 德國之聲：今年9月召開的中共17屆三中全會圍繞三農問題，確定了土地流轉政策，您覺得中國農民的生活是否會因此有所改變或是改善？ 陳桂棣：這個問題還有些復雜，為什么呢？因為土地的流轉肯定會使一部分農民富起來，流轉了以后，土地向會種地的這部分農民手里集中。就是規模化的經營，他肯定會富起來。現在問題中國是9億農民，我們根據資料得知有2億3000萬農戶。也就是18億畝地由2.3億農戶種，他肯定不會富裕起來。土地集中起來每家至少要有100畝他才能看到富裕。那就問題大了。他只能解決一部分農民的富裕問題，而絕大多數人在土地流轉當中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好處。所以要有配套的政策。土地流轉以后，大量剩余勞動力必須要解決出路問題。就要解決農民工的一些政策問題。如果沒有配套政策只是土地流轉，大多數農民不可能富裕起來。 德國之聲：陳桂棣先生，如果讓您簡單概括一下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給您印象最深刻的變化，您會怎么說？ 陳桂棣：我有几句話，第一句話就是改革開放的確給中國帶來很大變化，比如大多數人不愁吃不愁穿。相對來講也敢講講真話，起碼我能接受你的采訪不會有敵台賣國的嫌疑。這是中國一個變化。但是差別太大了，印象太深刻了。就像經濟學家吳敬璉說的，收入差距到現在這種程度，表明我們這個社會的確是生病了。還一個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我們搞經濟改革這么多年，但是政治改革是滯后的。所以引起了一系列的社會矛盾，腐敗問題，司法不公，越來越復雜。也就是社會繁榮的同時還多潛在的危機都應該引起我們注意。 德國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