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中國改革的深層動力來自民間

BBC

    在中共具有話語壟斷權的制度環境下紀念改革三十周年，中國媒體上的主流言論必然被官權話語所主導。官方把改革的所有功績據爲己有，反複的自我贊美，向全世界展示改革的成績清單，預言“中國奇迹”將改變世界。
   
    然而，官權話語裏的中國改革，既遠離事實，也不公正。
   
    事實上，中國改革始終循著兩條相互較力的邏輯發展著，一條是自上而下的官權邏輯，一條是自下而上的民間邏輯。官權邏輯因其話語權強悍而得到大力張揚，民間邏輯因其話語權弱勢而容易被外界忽視。
   
    好在，進入新世紀以來，這種只見官而不見民的局面已經被突破。由于中共主導的跛足改革太不公正而越來越喪失合法性，官方宣揚的“溫飽論”已經無法換取民衆對現行制度及其改革方式的認可。更由于互聯網的日益普及爲民間話語提供了廣闊的平台，民間對跛足改革的質疑和批判越來越難以封鎖。鄧小平的“不爭論”魔咒也不再具有威攝力。關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討論火爆異常，“改革已死”或“後改革”的話題屢屢見諸網絡民間。
   
    在這種大討論中，官權邏輯與民間邏輯的對立日漸清晰。
   
    首先，官權主導的改革是爲了挽救和鞏固中共的獨裁統治，經濟市場化淪爲權力主導市場。而民間自發的改革，要求法治化的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天然地抗拒權力經濟和官府壟斷。
   
    其次，官權主導的改革是爲了權貴集團的利益最大化。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再分配政策，事實上淪爲權貴私有化對全民財富的掠奪。而民間自發的改革，要求市場化、私有化與社會公正的平衡，特別是要求財富分配的公正，天然地拒絕按權力分配的“強盜式資本主義”。
   
    再次，官權主導的改革，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公權力腐敗，而民間的自發改革必然指向反腐敗反剝奪反兩極分化。
   
    最後，官權主導的改革采取只改經濟而不改政治的跛足方式。深化改革的瓶頸和社會深層次危機主要源于政治改革的停滯，所以，民間的自發改革一直在要求經濟和政治相平衡的改革。
   
    改革動力來自民間
   
    回顧改革三十年的曆史，兩種改革邏輯之間的關系，表面上看是官方主導改革，而實際上民間才是推動改革的真正動力。
   
    民間的改革動力，最初由爭取溫飽的活命需求所推動，繼而形成了民間的自發市場意識和自利意識的動力。民間自發的創造財富和保障利益的強烈欲求，必然走向擴張個體自由和社會公正。所以，經濟改革的啓動和個人自由的擴展，政治改革的呼籲和局部制度的變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是自下而上的民間推動。
   
    正是極端的物質貧困和極端的階級鬥爭，讓民間自發地反對毛澤東體制，才有了北京的“四五運動”和安徽農村的包産到戶。鄧小平的複出得力于“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運動的民意支持。
   
    在農村，最早的改革來自中國最貧困最低賤的階層——農民——的自發行動。村委會選舉也來自人民公社制度失靈後的村民自治。在城市，平反運動來自文革後大量冤民的上訪告狀。思想解放的主要動力也來自“林彪事件”後的民間覺醒。
   
    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勢頭以知識界啓蒙爲先導，之後才是黨內開明派的正面回應。即便是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也來自八九運動的悲壯結局。因爲六四屠殺給政權合法性和鄧本人的聲譽帶來的巨大損失，不得不用更激進的經濟改革加以彌補。
   
    官權在改革中的角色
   
    民間的自發力量推動著改革。官權對改革的推動或阻礙取決于是否順應民間壓力。改革進展，是官權爲了自保而順應民間壓力的結果；改革受阻，是官權逆民意而動的結果。在這種民間主動而官權被動的博弈中，每一項局部制度的改革都能進一步釋放民間力量。民權的擴張帶來官權的後退。也就是說，中共政權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進，大都是民間的自發壓力累積到某個局部臨界點的結果。隨著改革逐步深入，官權的角色也就變得越來越被動。
   
    中國改革的每一次局部突破過程大致可以簡化爲：1，民間率先進行突破舊體制的自發嘗試，以民間的制度創新代替舊制度。2，比較開明的地方政府對民間創新予以認可和支持。3，知識界和新聞界對民間嘗試的輿論支持，使其影響由局部向全國擴展，引發其他地區的模仿。4，最後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先變成政策，後變成法律。比如，民間長期推動的某些改革得到中共高層的正面回應，既能導致某些“惡法”的廢除（如“投機倒把”，“收容遣送”），也能讓某些普世價值寫進了憲法（如“保護人權”和“保護私有財産”）。
   
    政治改革不可避免
   
    隨著民營經濟和民間財富的迅速增長，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和維護自身權益的行動，必然構成對官權的越來越強的挑戰；經濟利益和文化趣味的多元化，必然不斷蠶食一元化的政治體制。
   
    如果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人要求的自由民主大都還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層面上，那麽，進入二十一世紀，國人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及政治性、社會性的權利，已經與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利益訴求密切相關。即便僅僅是爲了求得權益受損的補償或個人財産的安全及增值，也要爭取相應的公民權利。
   
    進一步，民間爲了爭取利益再分配的公正和機會的平等（哪怕只是相對的公正），爲了保證個人的信仰、思想、言論和興趣不受強制侵犯，就迫切需要對極端不平等的政治權利進行再分配——以個人自由、權利平等和社會公正爲目標的權利再分配——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諸種權利的再分配又只能通過政治改革來完成。
   
    中國的變革走到今天，官方宣傳的未來目標是“豬圈式”的“小康社會”。民間追求的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是民主、法治和憲政。無論中共現政權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變革無法回避。因爲所有推動變革的力量——國內體制內外的力量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越來越聚焦于政治改革這一核心問題。

不看不知道

難怪北川下層官员自杀了三個！

——汶川冬来了 基層幹部打寒「战」

　
汶川大震發生至今，災民情況令人同情，但災區基層幹部的生活及精神压力，也教人關注；他們是幹部，另一身分也是災民，却不能享有災民同等福利。当地媒體形容，民房、板房，棉衣、棉被…，從北川廢墟中僥幸活下来的基層幹部，如何度過严冬？

零下三度 睡覺蓋薄被

四川「天府早報」記者這么写著，「從地震之初到現在，我熟悉了北川幹部，了解他們承受的傷痛與压力。我曾經以爲，這個冬天，我在北川認识的每一個朋友，都可以安然度過。然而，在安昌鎮，一個副科级幹部租来的民房裏，当我掂起那床禦寒的被子时，却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战—那床被子很薄、很輕」。

安昌冬天最冷时，温度會到攝氏零下三度。副科级幹部租的民房，不足十平方公尺，一张普通雙人床，两床几乎感覺不到份量的被子，没有廚房和廁所，房裏唯一與電有關的東西，就是燈；整間屋子最值錢的東西，是穿在主人身上的外套。

這么薄的被子，晚上怎么過？幹部说，再堅持几天，想去買床電熱毯。但是，房租每個月人民幣两百多元；兒子在綿陽上學，房租每個月三百多元。冬天来了，夫妻倆首先考慮的，是別让兒子冻著。五百多元的房租，一家人的生活開支，電熱毯什么时候買？尚是未知數。

除了租房和住在板房裏的幹部，北川还有一些機關工作人员，仍然在住集體宿舍。北川縣委組織部的工作人员，白天床上鋪凉席当「辦公桌」，夜裏換上床單睡覺。

北川那些既没了房子、也没有妻兒的幹部，這樣描述自己地震後的生活状況，「跑出来，就剩光人一個」。

没有熱水 半月没洗澡

他們在板房中的生活，除了吃食堂，另一種方式就是煮面條。想洗個熱水澡，是奢望。地震前，住在縣城裏的幹部，三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開支，大约四、五百元；如今，每天吃食堂，要花十多元，一個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差不多等于震前一家人的水准。

「這件花了五百多元？」「我這件才四千多元。」两個「光人」異口同聲：「不好意思，半個多月没洗過了。」這是两名幹部間的對话。他們说，買一件真正保暖的冬衣，基本要花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工资，所以要穿夠了才洗。他們又说，反正也没时間洗衣服，專買深色的，耐髒。没有一個人能完全體會他們笑聲背後的無奈與蒼凉。

月薪千元 怎么捱寒冬

報導说，按照相關規定，除了地震之初，幹部們可以領一點抗震救災物资外，無論是九二四暴雨後，还是發放過冬物资，鄉鎮和縣裏的幹部，是不能夠領取的。所以，基層幹部過冬，一切都要自己購買。以他們千馀元的收入，一個冬天，能買几件新衣？/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