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少人关心，世界工厂”所面临的众多难题与考验
自中国启动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以来，为过热的大陆经济适当地降了温，暂时避过了一场浩劫；接踵而来的，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升值压力，投机与投资活动的庞大黑手，无时无刻地掐着中央的脖子，使这条东方巨龙几乎喘不过气，就连四小龙之二的港台也受累。而今，号称“世界工厂”的泱泱工业大国，将面临的更严峻的考验，可这问题甚少人会关心，大陆应该及时对这病危的工业经济对症下药，别等病入膏肓才来医治。
既然是世界工厂，就必须具备各方面的优异条件，包括低廉工资、劳动力密集、高素质工人、人才供应不绝、品质观念正确、厂房土地成本合理、地方基础设施到位、外商投资环境良好、金融银行体系健全、国内外交通运输发达、各类关税税务完善、政治气候正常稳定、工业投资规划得体、原材料供应方便与能源供应充足等等，除了要能有恒地保持与维护这些优异条件，更重要的是，要能意识到什么是优异条件的尺度。
“世界工厂”所面临的众多难题与考验，在此，我逐一为您们道来：
不再低廉的工资
过去，大陆是以廉价劳工为号召来吸引外资，如今，沿海各地的法定最低工资已急速攀升，许多城市的最低工资已增加到人民币六百元（约星币125元），这数字已远比东南亚和印度半岛许多落后国家还高，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还没考虑在内；另外，还有许多外资企业忽略的 “五金”或“六金”条例，这是全国各地政府强制企业为员工缴交的各项基金，其中包括住房公积金、养老基金、福利基金、教育基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这些基金的总和有些地区高达基本薪金的65%，最低也要22%，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条例和百分比,平均至少也要36%左右，也就是说，企业每发一元的工资，需加付0.36元的各项基金。
除此之外，每年审计师必须为每个有利润的企业，按当年的利润，预提10%的盈余公积金和5%的职工奖励福利基金，总计15%，作为企业的特别资本备用金（Special Capital Reserve），地方政府可以随时向企业要求交缴全部或一部分的备用金，作为当地劳动队伍的福利、发展、培训或活动基金。这些额外的开支，许多企业投资或办厂时都没有预算到。
在劳动成本方面，还有一些大陆国情，外来投资者必须知道，许多地区的劳工，离乡背井，远道来到城里，目的是想多挣点钱，回老家过过较舒适的生活，他们一般要求企业给予足够的加班，每星期大量超时工作，挣够了便回老家，那些企业未能提供足够加班工作或工厂已实行三班制，往往员工流动率居高，很难聘请到工人。有些企业索性以两班制，要求员工大量超时加班来代替三班制，公司可以节约一些成本，工人又可以增加收入，这是双赢的局面，但有关当局往往会按违反劳动条例为由，频频给您送罚单。近月来，几家美国跨国企业，如惠普、微软等，更加强力度打击违反大陆劳动条例的供应商，使许多中小型企业面对多重困境。
一些跨国外资企业为吸引“外劳”、解决劳工短缺的问题，又不愿违反地方条例，他们除了以高薪聘用为条件外，还为员工提供优质员工宿舍和生活区配套设施，在区内应有尽有，什么什杂商店、图书馆、娱乐室、运动设施、餐厅、自助洗衣间甚至家家户户提供空调、个别卫生间，还有夫妇套间等等，这些额外开支及成本，非一般企业所能承受得起，更进一步揭露“劳动力和人才饥渴”的严重程度。虽然这些现象对中国劳苦大众绝对是好事，但其恶性循环与竞争，对刚崛起的经济巨龙有害而无利。
日趋严重的劳动市场
过去，大量农村人口往城镇移，有些市区甚至劳动力过甚，中国“三农”问题严重恶化；胡温政权下的经济政策，包括宏观调控和农业重组，给了农民有机会翻身的梦想，许多沿海工业城镇开始面对劳工短缺的现象，深圳与其他广东省市更出现所谓“三缺”（即缺人、缺电和缺水）的问题，尤其在劳动力方面，过去向往到沿海发达城市工作的农民，如今宁愿留在家乡田里，抑或留在周边城镇里打工，总比万水千山长途跋涉到遥远生疏的地方受尽剥削欺凌的好！
七九、八零年初，中国实施一胎制的独生子女生育计划，已开始给这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新的社会问题接踵而生，不单人口老化问题日趋明显，大部分的独生子都不愿参与劳动队伍，城镇里，年轻耐劳的劳动阶层大幅度减少，年轻爱玩的知识分子过盛，中年以上的熟练工人陆续转行，留下来的生产力也大不如前，普遍过热的经济及工业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难题，如果中国政府还不正视这些问题，华东、华南一带的工业投资者将面对灾难性的危机，撤离或转移投资将是他们无法避免的抉择。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迫使投资者把工业转移到大西北，平衡沿海和内陆的经济发展，但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可能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竞争者，更何况许多外资投资在中国是看好大陆的庞大市场，转移到大西北就等于要他们偏离市场，也加重他们的运输成本。许多劳动力密集的跨国企业已开始寻求与开拓新的生产基地。
员工质量意识感异常薄弱
想当年，日本及四小龙崛起之初，政府大力提倡质量意识；早年日本推行的“品管圈”（QCC），曾经在全世界风靡一时，鼓吹“质量第一”的运动以及所花费的成本不计其数，让这些国家，从产品最差的丑誉，到名牌质量的代表，要归功于政府和企业不懈的努力，换来驰名国际的优质工业产品称号。
反观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我看过无数的文化、政治、经济及教育的宣传运动，但就是没有见过任何鼓励与提倡“质量第一”的运动，地方政府只顾加强经济发展力度、加快生产力的步伐，企业只顾加大投资、提高产量、谋取最大利润，至于质量好坏与否，似乎与他们没什么关系，也造成中国制造的伪劣低廉产品，充斥于世界各地。
依我过去对大陆的经验，中国一般员工对质量的要求，还无法与国际接轨，许多员工还认为老板们都在“吹毛求疵”、“钻牛角尖”。许多国营单位对品质和质量的标准要求甚低，甚至没有明文的质量标准。许多跨国外资企业，为了加强员工质量意识，除了在培训期间强调质量的重要，同时，还要亲手示范如何达到基本的质量要求，甚至送出国外接受质量意识的熏陶。
要阐明中国人长期以来对质量意识的忽略与质量观的薄弱，很不容易，就拿有五千年文化根基的华乐乐器和西洋乐器相比吧！一把二胡和小提琴、一支唢呐和单簧管、一把竹笙和半音阶口琴、一副箜篌和竖琴、一支板笛和洋笛、一台大鼓和定音鼓以及一把琵琶和吉他等等，无论从音质、音量、音准、用料和外观来评价，这些中国乐器远远比不上西洋乐器的讲究，直到近年来改革开放后，许多中国乐器才得到改良。
但是，我认为有很多方面还是有待改善；虽然有些人认为这些祖先遗留下来的瑕疵，才能体现出中国固有的文化特色，但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科学和科技方面态度不如老外认真和执著的根源！也或许他们认真和执著的是保存传统的原则，这样的思维和原则恐怕不适用于商场奋斗和经济竞争上。
附加增值税的沉重负担
所谓附加增值税，在大陆国税局称之为“间接出口（转厂）及直接出口不予免抵退税额的进项税额转出”，用国外税务人的说法是：一、增收间接出口部分的国内采购原料的增值税(因为这部分的增值税已在国内销售增值税中得到抵扣)；二、增收直接出口原料毛利部分的百分之四。
以上所说的附加增值税，是在原来的增值税制度基础下（和新加坡的GST制度类似），加收大约等于一般出口产品售价的2%至3.5%不等的增值税，美其名是为应付WTO成员对中国廉价产品打击与泛滥国际市场所加收的增值税，实际上是为保护国内企业与加富国库的策略。
在目前这竞争剧烈的商业环境里，这附加的增值税无形中加重了许多外资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负担；更可气的是，这附加增值税法运行这一年多来，修改了好几回，不同省份、不同城镇有不同的制度与作法，更有因为不了解这附加增值税而被罚，也有被逼彻夜查账交表以补交附加增值税和罚款的，真是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许多外企为此萌起撤离大陆之意。
不合时宜的统一发票制度
全球仅存的统一发票制度，恐怕就在两岸之间，所谓统一发票，是指全国使用统一形式的发票（Invoice），由国家与地方税局统一印刷售卖，每家企业的个别税务账号也分别印上，表面上这制度可以取缔逃税、避税与漏税，实际上老千、骗子、黑店和空壳公司依旧猖獗，贩卖形形色色的假发票行业应需求而生，我相信有关当局在售卖统一发票也赚取不小的利润。
统一发票的弊病包括：一、发票不能与个别企业的财务电算或ERP系统连接；二、企业需要向指定的软硬件公司购买与维护电脑配备，专用于联网打印这些统一发票；三、企业不能按自己行业的性质与要求，设计自己的发票；四、大多数企业的统一发票是在客户要付款前才开出，如果放账期限是120天，那统一发票通常要发货后四个月才会开出，但又不能代替收据；五、如果统一发票被遗失或有错误，需要重开或补发一张统一发票时，麻烦可大了，企业必须到税局甚至公安局去申请与审批；六、各省之间的统一发票还未及时联网，许多跨省业务，各地税局也未能有效地核对或审查，所以，中国税务的控制与管理，原则上还是停留在省级的纳税制度。
与其浪费资源、浪费人力物力，效果也不大，不如沿用外国的方法，废除统一发票，利用有效的全国联网系统，把全国地税国税联系起来，避开了上述的弊病，每个企业只需一个税务账号，他们自己印刷的发票可以按自己的需要设计，并可以加上自己的系列号码，税局再审查过程中，可以通过全国网络,按个别的税户编号查证所有的采购与销售的纳税户发票，一样能达到统一发票的效用。据我所知，某些省市已开发了自己的电子税务系统，非常有效，只不过还有待中央审批全国统一执行的税务联网。
长期处在能源危机的深渊
随着经济过热与能源开发缓慢，中国如今已陷入能源危机的深渊，能源政治化是唯一能最快解决能源危机的办法。中俄油管铺设与日本的交锋、推动泰国克拉运河计划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利等等的事件，一再说明中国能源危机的确是胡温政权的最大考验。
目前，全国各地工业区内实行每周轮流停电两至三天，华南华东一带的加油站闹油荒已超过了一个月，工业生产力严重受到打击，但这绝对不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
大陆能源政治化有对外和对内两大块，对外是追随美国在国际原油市场巩固一席之位，要长期确保原油的供应，中国面对美国、日本和其他列强的竞争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对内，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要应付中石化与中石油两大巨无霸垄断大陆石油供应市场的野心，协调石油能源供应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关系，面对十三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人才短缺和特有的共产体系下，国务院及发改委的任务和使命近乎“不可能完善”。
能源危机的长远隐患，使许多外来投资者不能不谨慎行事，重新衡量周边国家的投资环境，抑或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
依旧是个法制沙漠
长久以来，中国都被认为是个政制和人治的国家，法制体系一直未能完善地建立起来，虽然中央已大力地推动这方面的改革与完善，但有碍于政治体系和复杂的人事关系，法制的制定和推行受到极大的障碍与阻挠。
从政府机关开始，新的法制制度无法得到许多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对新的法制释法各异；在企业和工商界，法制观念依旧是非常薄弱；在民间，更完全没有法制和法律的观念；譬如说，人权和人道往往走在法律的前头、阶级和地位永远是决策者衡量的标准、所牵涉的金额能影响法院审判、许多企业触犯了法律还未自觉及普遍大众不了解自己的公民权限与义务是什么等等，都是明显缺乏法制的社会现象。
一个非常可悲的例子，一位穷困潦倒的汉子想自杀，从人行天桥上一跃而下，头部撞到路过的一辆车顶上当场一命呜呼，这“倒霉透顶”的司机被法院裁决须负责赔偿死者一切费用；中国人道大于法制也因此助长了行人和自行车主在马路上横冲直闯，唯恐自己没机会到医院修养，完全缺乏安全意识，也不知道如何爱惜自己的生命。
两岸和朝鲜半岛的危机
台海的危机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快则十年，慢则五十年，这还要看中国未来军政与经贸的实力。
台湾导弹长期威胁着上海、厦门和香港，加上美国和日本日趋嚣张的气焰，台独和扁李势力日趋壮大，外资投资的步伐必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挠。
朝鲜六方会谈到今天还未见一线曙光，中俄和美日的关系日趋复杂和紧张，南韩在开战后，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民众会支持北韩，到时，中国是否会把台海统一、朝鲜核武和南京大***捆绑，一齐和美、日、台算账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这有点儿“杞人忧天”，但现实的外来投资者必会考虑这些阴影，至少长期投资计划会缩短为中短期投资，也或许把风险分散到周边国家。这也是许多欧美国家的跨国企业不愿在大陆购置固定资产的原因之一。
贪污腐败已成风气
从朱镕基时代到现今的胡温政权，都致力于严打贪污腐败，但这把野火真的烧不尽贪污，灭不了腐败，强劲的春风又把它们吹成了风气，什么“四十现象”、“五十现象”已经过时，如今的官员腐败已发展到“泛年龄层”了，甚至有倍受争议的所谓“劫富济贫的贪官”。大陆的贫富悬殊危机加剧，和这类问题也许有密切关系。
举凡外资企业，无不有面对此风的经验，不助长风气，事情又办不了，同流合污，良心又过意不去。虽然这种风气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但许多地区如印尼、越南或缅甸，您只要搞定了最上级，其他的喽罗兵卒自然就可以解决；在大陆，层层级级、上上下下、部部局局、乡县省市都要各别处理，真所谓烧不完的香炉、拜不完的鬼。投不投资，您看着办吧！
人民币升值是长期的隐患
人民币汇率新机制 - 参考“一篮子货币”而调整的半浮动策略，把人民币汇率推进了两个百分点，暂时满足了美国的意愿，给足了布斯的面子，但币值之战还未开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日益加剧，随着经济发展和外汇储备的快速成长，中国的人民币和金融体制的彻底改革，与国际正式接轨，是势在必行了。
由于中国崛起之快，世界上前所未有，许多基础设施、人才物力、金融货币、精神状态和资源开发都无法及时赶上，人民币的升值，将会带来许多无可避免的后遗症，如通货膨胀、工业制造成本增加、能源危机加剧、经济成长失调、进出口贸易失控、金融市场进一步混乱、农业增长受到打击及移民风潮加剧人口老化等等。
外商的直接投资自然也是另一环遭遇冲击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出口型企业，得利的恐怕是其他周边较落后国家。
金融体制改革谈何容易
中国要稳健成长，安然崛起，达到经济宏观调控的软着陆，其中，金融体制的改革非常关键，但谈何容易，中国目前所面对问题，包括国际投机基金的压力、金融人才的短缺、四大国有银行机制尚未成熟、人民银行的管制太严厉且不够灵活、金融与证券界错综复杂以至影响操作等等。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还不到二十年，但所达到的GDP、货币流量、贸易金额和外汇储备已远远超过许多先进国家，金融体制未能及时跟上是情有可原；但是,这种严重失调的现象，能使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失去平衡，要医治这类内伤，就必须从病原开始。
着手金融改制，逐步放宽外汇及货币政策、加快引进外地金融人才协助建立健全的金融体系、重组中央银行、稳定利率政策、更严厉地监控证券市场以减低政商操作的风险、开放外资融资市场、加强国内各大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的竞争力及鼓励真正的私营银行来实现健全与自由的金融市场。
共产政治下的房地产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房地产体制逐步脱离了共产制度的基本体系，不单平民百姓得到有限度的房地产使用权及拥有权，连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也能享有部分的房地产权益，在短短十年间，全国各地城镇房地产业蒸蒸日上，房地产价快速地翻了许多倍，官商操弄、投机活动猖獗、许多商业法律不明确、加上房地产条例因地而异，且频频更改，泡沫现象日趋严重。
如今，经济宏观调控和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更加剧房地产泡沫的复杂化，更严重的是，许多地区在制度的不明朗化之下，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房地产交易出现混乱，有价无市的现象也到处可见。在泡沫投机活动下的社会，也加剧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贫富悬殊的危机也因此而起。
近年来，全国工业开发区，以不同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展开争夺外商投资的竞争，连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拉萨也不落人后，资源、土地、动力和人力严重重复建设，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的开发相互矛盾，许多地区为开发工业区，把农民迁徙了，粮田耕地也荒废了，结果工业区美梦破灭，工业荒地已不能耕种，两头不到岸的故事随处可见可闻。有些投机者，尤其是台湾商人，买了地又没有良好投资环境，想卖地又有价无市，真是欲哭无泪。
豪华及超豪华私人住宅的发展项目，已成为许多投机房地产商的摇钱树，越昂贵越隐秘的住宅越受欢迎，这种畸形偏差，只能导致房地产业的泡沫恶化，占大多数的中低层市民的住屋得不到优先满足，无论多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压制房地产的政策，也是能治标，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短期内自然会有新的对应局面。
长远之计，我建议政府学习香港与新加坡的经验，在全国大力发展中低价的政府住宅和中低档的私人住屋，并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先满足中低阶层的迫切需求，又能平衡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从而缓和经济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危机，又可藉以平衡钢铁和水泥生产过剩的问题，这种策略未尝不可视为宏观调控的间接手段之一。
基础设施和经济过热的竞赛
本来，许多地区的基础设施已经跟不上经济的步伐，譬如电讯、能源、政府机关的服务水平、交通运输和其他配套设施的建设等等。这类基础设施的不足，往往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息息相关，地方政府也都了解基础设施的重要，但是，许多官员们为了达到中央下达的审核指标，把资金和资源都集中在GDP和经济指数的建设上，没有好好规划基础设施的建设。这种道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会明白，但要贯彻下去，还是有许多人事上的困难，需要看中央政府的决心。
与此同时，经济过热与宏观调控，使许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受阻，甚至雪上加霜，严重地影响了现有投资产业的发展计划，也影响了外来投资者的投资计划，更动摇了许多外商的信心。
又为何要在大陆投资？
总结了上述的各项偏差，这“世界工厂”就一无可取了吗？事实刚好相反，中国还存在许多无可替代的优点，如果把上述诸多的偏差纠正过来，那岂仅是“世界工厂”而已，“世界先进强国”也当之无愧了！
中国能有“世界工厂”的称号，绝对有他的实力，首先，大陆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有现成的人才与人力市场，许多优秀的蓝白领人才都是跨国企业的最爱，确实是“价廉物美”；其次是一窝蜂的上下游工业，各类主要工业原材料应有尽有，有效地降低了许多工业的制造成本和营运库存，许多客源也一窝蜂而至；况且，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特有的生活环境和驰名世界的美食佳肴，远比许多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强，更使许多老外流连忘返；同时，过去各区政府大力招商引资，也累计了足够的外商投资条件；加上国际许多跨国公司，不愿错失分享大蛋糕的机会与心态，也要搭上这新崛起的顺风车。
希望中国大陆能好好利用这些先决条件，快速解决现有的不足，才能更快地茁壮成长，更快地繁荣富强起来，真正地成为亚洲的龙头大哥，下世纪的世界主宰。
作者:林荣基 ＊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