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丘成桐的批評不夠公道 (2006-09-02) 今年夏天，執中國高校牛耳之一的北京大學所遭遇的非議也許是前所未有的。 先是國內有人說：“北大被香港各大學掃為二流”﹔繼而丘成桐教授炮轟：“北大從海外引進的人才大部分是假的。” 這還不算，更讓北大尷尬的是，當不作回應時，有人說其高高在上﹔當新聞發言人做出回應時，又被說成“一貫養尊處優當然坐不住”。 似乎進退兩難。 但8月25日，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還是坐到了記者面前，他并不否認正在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但他愿意回應北大近期的輿論風波。 “對北大的炒作是不夠公平的。”閔維方說。 閔維方已在北大18年。1988年，當他尚在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并任該校校長助理時，受當時的北大校長丁石孫和教務長汪永銓的邀請回國。 丘成桐的批評不夠公道 《21世紀》：前些日子，丘成桐教授發表言論，說北大這几年從海外引進的人才大部分是假的，此說備受公眾注目。對這件事，您怎么評價？ 閔維方：這几年，我們從海外引進很多人才，我覺得都很優秀。像研究物理化學的趙新生、研究基礎物理的歐陽頎、研究納米物理的彭練茅、研究光學物理的龔旗煌、研究納米化學的劉忠范、研究自然地理的周力平和陶澍、研究生物的朱玉賢、研究有機化學的王劍波、研究計算機軟件與理論的梅宏……還有與我同樣研究教育的陳向明、王蓉、馬萬華等人，我認為他們是一流的，世界銀行、聯合國的大項目都邀請他們去做，認為他們做得很好。而且，他們都是全職回來的。有些批評我們的人其實并不了解情況。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曾經對引進人才提出過一種“啞鈴式”的安排，即一段時間在國內一段時間在國外，這樣可以讓他隨時了解國際學朮最新發展的動向，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和問題帶回國內。對于海外引進的人才，我們有几種做法：可以全職回來，可以回來九個月在外面三個月，也可以回來三個月在外面九個月，三個月的是講座教授，九個月是特聘教授。講座教授每個月補貼15000元，如果只回來兩個月就拿兩個月的錢，根本不像有些人歪曲的那樣說什么騙取國家几千萬上億的錢，這只能說明他根本不了解情況。 《21世紀》：那為什么有這樣的炒作出現？ 閔維方：這個事情本身很復雜。 在海外華人數學界存在一些復雜的人際關系和矛盾，一些人的看法與另外一些人不一致。這些人中有一部分來了北大。北大完全是按照學校發展的需要和學科建設的需要，對這些愿意回國服務的學者做了相應的安排。但因此也就引起了另外一些人的不滿。他們不了解情況，卻對北大提出了無根據的指責，說什么引進人才大部分都是假的，一個人就騙取國家几千萬甚至上億的經費。其實，在國外大學一年工作九個月就算全職，以此為標准，可以說我們引進的人才大部分是全職的﹔當然，也有一些短期回國工作的人，但你回來几個月就拿几個月的錢，這是大的原則，對誰都是一樣。北大有几百個從國外引進來的博士，加上在國外進修學習過的要占到教師總數的百分之七八十。有人對北大“引進的人才大部分是假的”指責是非常不公道的。像我們的光華管理學院，從海外引進四五十名博士，90%以上是全職在北大工作的。 北大引進人才很嚴格 《21世紀》：有人認為，丘成桐教授的言論，與他跟田剛的矛盾有關？(田剛，1982年畢業于南京大學數學系，1984年于北京大學獲碩士學位，1988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西蒙講座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閔維方：對這個問題，我不想發表評論。一方面，田剛是北大重點引進的人才，我對他比較了解，但作為當事一方的校領導，說多了有“王婆賣瓜”之嫌﹔另一方面，我本人雖然不認識丘教授，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有成就的數學家，還是很尊重他。我要說明的是，北大歷來堅持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的辦學理念，歡迎和支持海外學者回國服務。目前，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還沒有建好，田剛暫時還沒有全職回來，這無可厚非。從1998年開始，田剛每年都帶著一批優秀的青年數學家到北大來搞數學培訓班。田剛已經明確表示，一旦數學中心建好他就全職回來。數學中心建好之前，他還是按著“啞鈴式”的安排。我們給他彈性，讓他根據研究進度、教學科研的需要來安排時間，這邊需要三四個月就三四個月，那邊需要時間長一些就長一些。我們說“筑巢引鳳”，你巢還沒有筑好呢，就要求人家整個兒回來，實際上反而不利于他充分發揮作用。 從總體上說，北大引進人才是很嚴格的，我們是很嚴格地按照國家規定的程序做的。如果在引進工作中發現問題，一經查証屬實，學校會采取措施。 最近，我看到兩則材料，一則是伯克利的項武義教授的一個談話。在丘成桐的學生時代項教授就認識他了，可以說對丘教授非常了解。另一則材料是上個星期美國很有影響力的雜志《New Yorker》發表的一篇長篇報道，也有很多關于丘教授的內容。我想大家看過這兩則材料，對丘教授與田剛和北大之間的爭論就會有更客觀、更清楚的認識了。 從國內一流走向世界一流 《21世紀》：對于“北大清華被掃為二流”這種言論，你怎么看？ 閔維方：我不認為北大、清華因此就被掃為二流。媒體炒作的一個熱點是香港的大學今年招到了15名各省市高考的第一名。如果大家認為所謂高考“狀元”是衡量生源質量的一項重要指標，那么，我們北大今年招來的各省市高考第一名有48名，比香港所有大學在內地招到的“狀元”總數還多得多。招來多少“狀元”雖然很有意義但也不能過分夸大，我們要看到的是香港有實力的大學已經參與到優質生源的競爭中來了。這就激發我們要更加努力，繼續鞏固我們的傳統優勢，提高北大對優秀學生的吸引力。 《21世紀》：你認為北大的傳統優勢在哪里？ 閔維方：我覺得北大有一種精神，有一種獨特的精神魅力，北大有“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光榮傳統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優良學風。 再者，我們北大有優秀的教師群體。我可以自信地說，中國內地很少有一所大學像北大這樣聚集了那么多世界一流大學畢業出來的博士。他們覺得北大活躍的學朮氛圍、寬松的學朮環境和北大人對真理庄嚴無畏的追求，是其他學校不能比擬的。在辦學理念上，蔡元培先生當時就講按“世界各國大學之通例”來辦北大，首先就要營造寬松的學朮環境、民主的學朮氣氛和追求真理、崇尚學朮的精神。北大最受尊重的是像季羨林、王選、厲以寧這樣的學者，而不是我們這些管理干部。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北大的學生是從10多億人當中挑選出來的最優秀人才。有一個從海外回來的博士，他來到北大以后，遇到不順心的事想離開。但他跟我說，之所以舍不得離開北大，主要是因為舍不得這些優秀的學生。學生太優秀，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是人生一大幸事。 《21世紀》：在您看來，目前北大走向世界一流過程中，最嚴重的制約因素是什么？ 閔維方：我覺得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很嚴峻的。我們的目標是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首先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現在與世界一流大學還有很大的差距。《泰晤士報》的高等教育增刊邀請全世界88個國家的上千名專家搞的大學排名，第一次北大排17名(2004)，第二次北大排15名(2005)。我們排得這么靠前，與它的評價指標密切相關。我們頭腦很清楚，要論辦學實力，特別是科研競爭力，我們其實并沒有這么突出。我們經常訪問榜上的其他學校，我本人與許多大學校長很熟，我們知道我們還有很大差距。 與發達國家的大學相比，我們的辦學經費非常緊張。跟我們排在一起的學校，他們的經費可能是我們的十倍甚至几十倍。同樣采購一台設備，我們花一百萬美元，人家也花一百萬美元，但我們的實際負擔是不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同他們競爭，壓力是很大的。(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葉渝 劉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