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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唾弃那种中国人 林默涵 魏巍主编 /《老虎》:合併大會
發佈時間: 12/25/2008 6:19:28 PM 被閲覽數: 1448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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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政治风波距今已十年有余,这十年间,那些逃亡海外的所谓“精英”们,在西方世界上演了一幕幕被西方耻笑,遭华人唾骂的丑剧。本书首次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这些“精英”们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卖国求荣的嘴脸及其内幕,有助于我们认清他们吆喝的所谓“民主”、“自由”的实质,以及他们终将被历史抛弃的必然结果。

 
 
 
 
“国宝”王若望                 
 
 
       今年一月底,流亡在海外的两个所谓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上演了一出连刘宾雁之辈都目瞪口呆、叫苦不迭、丑态百出的“合并”大闹剧。生活在国内的人,是有理由知其详,并且一定会感兴趣的。因为,它使人们大开眼界,知道这帮打着“民主”旗号的人,是如何在糟蹋这个崇高的字眼。连他们当中也有人用一个“黑”字来概括这场丑剧,实在再贴切不过了。它确确实实为我们上了“民主”的生动一课。关于这场丑剧的全面情况,将有专文详加披露。本文只就这场闹剧(丑剧?喜剧?悲剧?荒诞剧?滑稽剧?)重要角色之一的王若望的“精彩”表演,略作勾画,曝一曝光,以使读者先睹为快。欲窥全豹,则只得见另文了。
       
                 “回到美国”
 
      1992年9月,王若望带着他的老婆羊子,登上了美国国土。“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他的“通行证”。登上美国,他们便失唱妇随,大唱对美国的赞歌,辱骂自己的祖国。他去美国,是冲着“领导”、“整合”所谓的“海外民运”,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使命”去的。在这之前,所谓“海外民运”,早已日薄西山、分崩离析。七零八落。其内部则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腐烂透顶,群丑无首,难以为断,混不下去了。这个垂垂暮年,年高74岁,长期混人共产党内的老资格反共老手王若望的到来,似乎给他们中的一些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带来一线新的“希望”。寄望于借他的“老资格”的号召力和比较超脱的地位,出来挽救走投无路的颓势。一时间,他颇有点“众望所归”之势,不少人打算拥戴王氏“出山”,借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
 
     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
 
  拥戴王若望,最为卖力的,首推刘宾雁。据1992年9月9日“美国之音”记者报道,王若望夫妇9月7日抵纽约,9月8日就举行了一个欢迎他的记者招待会。刘宾雁,这个王若望的“老战友”,即席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对王若望做了肉麻兼有趣的吹捧。他说:
 “我今天在路上想,我是应当用什么字来表达王若望在中国的地位?我想可以用‘国宝’两个字。从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改变和改善自己的命运的意义上说,王若望先生的一生,他所做的贡献,恐怕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
  亲爱的读者!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刘宾雁当着众多的中外人士亲口讲的,并印在报章上。它的录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这短短几句“高论”和历史“判断”,难道不足以使历史学家们(不管什么国籍、持什么观点)都“无地自容”吗?你们出了那么卷帙浩繁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竟然有眼不识金镶玉,把中国最伟大的“国宝”王若望给漏掉了。这不是证明你们的“才疏学浅”吗?凭着这个足以“振聋发聩”的伟大发现,刘宾雁就具有充分资格去拿历史学的诺贝尔奖金了吧!
 
      自觉的共产主义叛徒
 
 那么,这位“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到底留下了什么“政绩”呢?他为中国人做了些什么呢?刘宾雁没有做出回答。查遍中国的史料,也找不到一条证据。查来查去,只看到王若望与“美国之音”的记者的一段对话。
 记者问:你是一个很忠贞的共产党员了。请问你来到美国,你还是心爱这个共产党,还是很恨这个共产党?……
  王若望答:我年轻的时候,几乎到40岁以前,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自那以后,我开始反省,开始认识,张开眼睛,认为这个党是没有将来的。这个党要脱离人民,最后被人民唾弃的。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毛泽东,怀疑共产党的政策,走上了背叛共产主义,背叛这个党的道路。这个背叛,我认为是光荣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
 原来如此。王若望不过是一个自觉不是被迫地背弃了共产主义、背叛了中国共产党的可耻的叛徒。如果说他是“国宝”,那就只是同社会主义中国为敌的国家和势力的“国宝”。他不是已经被美国当做“国宝”供养起来,并不惜花费巨款拿到世界“展览”了吗?王若望的自白,倒使我们想通了许多道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确有扩大化,确有冤假错案,我们总结加以纠正,是并不错的。可是把他划为右派、清除出党倒是并不错的。相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却的的确确错了。共产党不留自觉背叛自己的人做党员,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说王若望这种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恐怕就夸大其辞了。刘宾雁难道算不上第二个吗?在这里他未免过于“谦逊”了。然而比之于张国焘那些老牌的共产党叛徒,王若望却望尘莫及,“余生也晚”,摆不了老资格。在这里刘宾雁又过分抬举了王若望。可是,在卖身投靠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上,王若望又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鼓吹反共反华,谆谆教导“下属”
 
 经刘宾雁等这么一吹捧,王若望的的确确受宠若惊,头脑膨胀起来,自以为确已在那一帮人中“众望所归”,重整“民运”做美国反华的马前卒,担当重任,已“非我莫属”了。还没有当上“主席”,他就倚老卖老,拉开架式,发号施令了。在对记者的多次谈话中,他以发言人自居,大谈他的“施政纲领”。他针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主动地解决64事件,为64平反,释放政治犯,结束‘一党专政’”,否则他就要号召“人民起义”,用暴力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大声鼓吹“共产党内部分裂”,呼唤共产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对这个国家实行彻底改造”。
  多么大的口气!真是“蚂蚁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另一方面,面对着所谓“民运”组织的内部倾轧、内哄、争吵,他摆出一副“老资格”的面孔,居高临下,耳提面命,发出了“谆谆教诲”。他在一次会上说:
      “应当承认,大陆来的朋友,头脑中都有个小的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
 他对那些争夺权力红了眼的年青人,甚至提出了“时时提醒自己”,进行“长期的自我修养”的“教导”,为此,他还规定了“四项行为准则”,即:
     1.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
  2.不拉山头主义;
  3.排除小团体习气;
  4.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
 可是,谁听他这一套呢?老谋深算、不甘寂寞的老太婆戈扬,对此倒有点自知之明,她对王若望起劲争当“主席”大不以为然,多有微词。不是要年青化吗?你那么一把年纪了,凑什么热闹,何苦来呢?这些被新闻媒介传出来的“闲言碎语”,正在兴头上、忘乎所以的王若望哪里听得进去?
 
     风尘仆仆四处招摇、游说
 
 实际上王若望倒是更来劲了。他不顾老命,风尘仆仆,四处奔波起来。又是巴黎,又是伦敦,又是澳大利亚,又是香港和台湾,到处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考察民运情况”,可谓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其用意,当然是借以扩大影响,确立自己的牢固地位,为当“主席”进行铺垫。“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许多西方报刊,也连篇累牍为之宣传。吹吹打打,可谓“盛况空前”。
  限于篇幅,这里仅将他在港台的表演略加介绍。
  刚抵香港,王若望就宣称,“愿意以孙中山精神为榜样,以余生投身民运”。并明确表示他“答允下月在美国竞选民阵和民联合并组织的主席”。这样看来,王若望曾有以“中国的华盛顿”、“今日的孙中山”自比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记者问及于此,他回答说:“自己无此雄心壮志,但以孙中山当年在海外领导民运的经验和精神,则无处不开花结果”。这岂不是把他们的捣乱,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了吗?当然,王若望也未忘记表示一点“谦逊”,一再表白,并不是他想担当这个历史角色,而是被“推上马背”的。他还明白地说:“海外流亡人士、留学生和华侨人士,会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跟北京当局抗衡,成为取而代之的政治力量的一部分。”
  有的记者问,你这样做“会否担心会被大陆视为从事反革命”?王若望回答说,“打从反对毛泽东开始”他已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曾把他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因此,他不害怕被视为“反革命”。
  王若望还说,他对大陆反“左”并不寄以厚望。他认为,反“左”只可能是表面功夫,反不到要害。王若望对反“左”如此热心,矛头之所向,也是颇能5;人深长思之的吧!
 
     在台湾的“不期而遇”
 
      更富戏剧性的,是他随后来到台湾的那场精彩表演。台湾记者郭启宏写的两篇报道,读来更是口味无穷。先看他的第一篇报道。
 “中国大陆异论作家王若望夫妇,元旦清晨到总统府前参观升旗典礼。清晨5点50分来到总统府。6点多钟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到现场,走过王若望夫妇面前时,郝柏村停下来与王若望握手,但双方并未交谈。6点半钟,李登辉总统来到会场,在升旗完毕后,王若望由团结自强协会秘书长吴水云陪同上前与李登辉总统见面。李登辉总统向王若望说:‘王先生,欢迎你们来台湾。’王若望说:‘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长大的。’李登辉又关心地问王若望:‘听说你夫人身体不太好。’王若望还向李总统表示,民权主义在台湾实行得很好,他要向中国大陆民众介绍这个状况。会面之后,王若望表示,李登辉总统是个很热情的人。王若望夫人则说:‘李总统那么忙,居然还知道我身体不好。’离开总统府广场之后,王若望夫妇在团结自强协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前往行政院,由副院长施启扬接见。双方谈了约半个钟头。王若望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如果说这一篇报道,“客观”地交代了“不期而遇”的经过和一些表面的应酬的话,那么这同一位记者的第二篇报道,却向我们透露了这次“不期而遇”的部分背景,更富戏剧性,也留下了更多可供品味的东西。请看:
 “为安排王若望夫妇与李登辉总统不期而遇,费了不少心机。据团结自强协会理事长陈宝用表示,当他向李登辉总统提到能否安排和王若望见面,李总统立刻说好。为降低官方色彩,就安排在团结自强协会主办的升旗典礼中‘不期而遇’。但为顾及王若望非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不便以参加升旗典礼的方式出现在会场,便以参观者的身份赴会场。在现场,为使两人的‘不期而遇’显得很自然,王若望夫妇站在哪里何时趋前见李总统都费了番斟酌。王若望也事前准备好一套能表现他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却又不失其立场的话来答复记者。当现场有民众拿一面国民党党旗要和王若望合照,王若望毫不迟疑地和民众换上一面国旗,才和民众合影。至于王若望赴行政院拜会,也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王若望和团结自强协会都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我比较详细地转录了这两篇报道,因为它们实在是两篇难得的妙文。两者相比,后者更坦率一些,告诉我们这场“不期而遇”原来是精心策划的、安排表演的、意味深长的一个政治戏法。
  显然,王若望的赴台,与到别的地方的考察、游说,是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内涵的。也是经过了特别精心设计筹措的。但是,他们幕后进行了什么政治上的交易,包括该记者在内,都是讳莫如深,不作任何透露。
  发表这两篇报道的台湾报纸对这个“不期而遇”倒是点破了一点:“李总统和王若望这段谈话实在意义深远。在此时,青天白日不只是国民党的党徽,也不只是中华民国国旗,而是象征着中国人所寄望的理性精神,代表着自由、民主的光明与希望。”这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民运”已经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的一项政治性活动。
 
        八万美金的政治交易
 
       可是王若望做上述对“青天白日旗”的“认同”,背后隐藏的更多东西是什么?王若望得到了什么“回报”,达成了些什么实质性的幕后交易?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直到一月底,“民阵”和“民联”合并大会召开后,在唇枪舌战,继之以笔墨官司,吵了个底朝天之后,才使我们陆续知道了一点真实的底细。据香港《开放》杂志的一篇文章透露,这个合并会原定1992年10月召开,“因苦于没有经费而延期”。文章告诉我们,原来“去年王若望访台”所负有的特殊使命,是“以其政治声望筹款,并且同意投身民运主持大局”。也就是说,访台、筹款、主持大局,是互为条件的。王若望果不负“众望”,“终于获得八万美元的经费,使联合代表大会得以举行”。
  原来如此,我们总算找到了“谜底”所在。原来王若望访台的“不期而遇”和“不愿透露”的密谈,他公开表示对“青天白日”的“认同”,都是与乞讨“民运”的活动经费有关的。而拿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又是王若望得以主持民运“大局”的一项不可缺少的资本或砝码。于是,所谓的“民运”,也就带上了“青天白日”印记,变成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一支别动队。这也就露出了“民运”的支柱和后台在台湾的尾巴。有了这项施舍,这次大会才开得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更主要是“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
 
      可是“民运”的真正后台仍然还是美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行动的。在这方面有大量事实为证。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佩洛西女士在联合大会上所做的发言。与其说这是“来宾”的祝词,倒不如说是后台老板的“指示”。请看:
 “我非常高兴,大家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后不久,能在此开会,讨论两大组织的合并问题。国会保证和克林顿领导的政府合作。现在我们可以一致地向中国政府表示,美国有决心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大家要加倍努力,让美国人民、国会和总统都知道你们在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的民主……。”
 这不是一语道破了所谓“民运”的性质和目标吗?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向美国的国会和总统负责的,他们的使命无论贴上什么标签,都是为“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而服务的。
 
        竹篮打水一场空
 
  钱拿到了,会开过了。王若望通过幕后交易,拿到了八万美元,交给了大会筹备会。可是,王若望“主持大局”稳拿“主席”头衔的美梦,却落空了。曾经表示拥戴他当主席的徐邦泰,一转脸,巧使机关把这个位子拿过去了。王若望气急败坏,他哭,他咒骂,他以退出会场相要挟,都没能改变既成的事实。连当个挂名的名誉主席保持一点面子的提议,也被他的“战友”严家其一句话给否决了:“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出,从来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跨出大厅门槛(指王若望的退席)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然而,报道这幕精彩的亵渎民主、糟蹋民主的热闹丑剧的任务,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只好让另外的专门文章去详细描述了。读者们,且听下回分解吧!
  王若望到底是中国的“国宝”,还是过了气又不齿于中国人民的“政治垃圾”和可怜虫?这就让亲爱的读者,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让无情的历史去做最后的裁判和回答吧! (《中流》1993年第4期,标题略作改动)
 
 
 
 
 










侠骨柔情

作词 牧风      
作曲 Panomax
编曲 无戒      
制帖 梦儿      













怒雪飘飘,前方雾遮云罩,江湖险阻,路迢迢
浊浪滔滔,是非起伏难料,快意恩仇,刀出鞘
红日昭昭,跨越雄关万道,风流倜傥,看今朝
烈马啸啸,踏破水远山高,天地浩然,任消遥

英雄会,各领风骚
真情义,肝胆相照
举金樽,仰天长笑
望辽廓,河山妖娆

倩影渺渺,卿比桃花娇俏,蹉跎岁月,情未了
浅醉清宵,拾起往事多少,人海茫茫,你最好
造化微妙,重逢换得悴憔,几多心事,我知道
月夜悄悄,叹尽断肠烦恼,天若有情,天亦老

独凭栏,烟雨曳摇
思无涯,澎湃心潮
再回首,一襟晚照
抚瑶琴,一缕香飘






立此存照:
 
 
 
王若望  矽谷民促会邀

 发表演说严正谴责中共

 

【本报桑尼维尔讯】中国大陆著名异议份子王若望偕同夫人羊子八日十五日周六下午应矽谷中国民主促进会之邀在南湾华侨文教中心该会的会员大会中发表演说。

   满头白发的王若望其身体健康状况并不太好,但是当他上台指责中国共产党时,声色俱厉。

    矽谷中国民主促进会会长邱正印指出王若望纵使身在牢狱中也丝毫不改尖锐措词,被公认为所有异议份子中骨头最硬者。

    王若望呼吁中共民主改革,开放新闻自由,为六·四平反。

    王若望指出:三峡建坝工程会成为中共的致命原因。如果中共硬要蛮干,将致灭亡。王若望说:「中国缺民主、不缺电。」

在五月份潜回中国大陆的侯锺瑜也在会上报告目前大陆的各种现象。他指出:整个中国大陆都向钱看,只有北京仍觉得政治压力,但北京人民大都只开心自己。这是中国人民开始有个人价值观。

虽然,经济改革有点成就,但是人权状况仍旧未改,所以政治改革才是急务。

矽谷中国民主促进会当天的会员大会选出新理事分别为:邱正印、区锡机、刘中原。DAVID ONGCE CILIA BECKER 马良骏、徐邦泰、朱韵成、王旭秀、陈纪穗、张昭富、李瑞联、张晓晴、贾育台、张桂莺、郑爱群。

                         《国际日报》1992817

 

王若望竞选民运组织主席

 

【本报系美加新闻中心记者曾慧燕纽约十五日电】中国大陆著名异议人士,上海作家王若望,已于今天正式报名参加竞选民联、民阵联合代表大会后成立新组织中的主席或其它领导职务。

   民联,民阵合并后新组织的名称暂订为「民主中国联盟」,根据两组织联合工作委员会在电话工作会议中通过的有关规定,有意竞选新组织领导职位的人士,必须于十月一日前报名。截至今日为止,只有王若望正式以书面报名竞选新组织主席一职。此外还有中国之春经理薛伟报名竞选监察委员会主任;伍颖超,徐英朗报名竞选监委;汪小风参选联盟委员;伍凡、伍春参选理事。据了解,王若望是于九月初在旧金山加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介绍人是民联盟委员会主任徐邦泰。

   与王若望在中国大陆有「南王北刘」之称的刘宾雁,表示全力支持王若望参选,并认为他是合适人选。万润南,于大海和徐邦泰等人获悉他报名参选后,立即表明支持立场。

                 《世界日报》19921016

 

王若望谈投身民运缘由

盼能促进大陆和平演变

 

【本报系美加新闻中心记者曾慧燕纽约十六日讯】中国大陆著名异议人士王若望今天表示,不能从中共十四大的表面声势来看好中国前途,他之所以愿意在海外民运低潮的时候出来竞选民联、民阵合并后新组织的领导职务,是觉得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他相信海外民运是促进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不可勿视的政治力量。不过,他希望人们不要对他出来领导海外民运的能力期望过高。

   王若望今天接受本报记者访问,发表他为何决定参选「民主中国联盟」(暂名)的想法及对中共十四大、海外民运的看法,以下是访谈摘要:

   问:你参加竞选新组织的主席一职后,引起外间热烈反应,请谈谈你下决心参选的想法。

   答:这还是一种意愿,不一定要当主席,需要大家投票才能决定我能否当选,否则不符合民主精神。我愿意作为积极份子参加海外民运,做不做领导都没关系。

   问:目前是海外民运陷于低潮时期,有人并说它是死水一潭,为何你不怕「淌这浑水?

   答:首先我认为海外目前仍有很多年轻朋友愿意献身祖国的民主事业,我们应该把这些力量凝结起来,争取在同一个目标下促进国内和平演变,我相信它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海外民运应好自为之,做出一番事业,对北京中共统治者起到作用,不要自我萎缩,要振作。其次,我认为低潮是表面的,热闹过后,进入一个宁静、反思更深入的时期,这是到达高潮时不可少的过程,这两年正是这样一个时期。

   问:有人认为目前大陆老百姓都热衷追求经济利益,根本不关心政治,海外民运对大陆没有影响力,有人更说现在谈民主不合时宜。对此你有甚么看法?

   答:这是不了解国内情况的想法。事实上大陆搞经济改革,需要民主法制为前提。目前很多矛盾都是由于官僚主义作怪,不能从中共十四大的表面声势看中国前途问题。说大陆老百姓忙于赚钱,海外看到的是表面现象,赚钱的毕竟是极少数。要想寻求中国出路,一定要增加政治民主化,取消中共党专政。

   问:民联、民阵是海外民运的两个最主要组织,为何你选择加入民联而不加人民阵?

   答:这两个组织的区别不大,可说是难兄难弟,我是没有任何偏向的。

   问:假如你当选新组织主席后,如何扭转海外民运的颓势?

答:我现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也不是志在必得要当「总统」。我只是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在一个纲领下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十个臭皮匠,变成一个诸葛亮。我将不怕困难,尽力而为做好工作。

 

   乃妻羊子表示支持 但促外界勿予过高期望

 

   【本报系美加新闻中心记者曾慧燕纽约十六日电】王若望夫人、上海作家羊子(冯素英)表示,她支持王若望出来竞选民运组织领导职务,但希望人们不要对他期望过高,否则失望越大。她透露假如王若望当选主席,海外民运走上健康轨道后,任满一年王若望将急流勇退,做个「中国的华盛顿」,但万一经过努力而不成功,王若望将引咎辞职。

羊子说,自从他们抵达美国后,所到之处都有人劝说「老王」出来领导海外民运,他们原来想法是肯定要关心海外民运的,但不一定全身投入,因为「老王」年事已高,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经不起大家热烈拥戴,她本人也被「劝动了」,所以同意他报名竞选。不过,她说人非完人,希望人们不要把王若望想得太完美。

           《世界日报》19921017

 

 

不要指望有天生的领袖   

——王若望谈民运之三            刘斯路

 

 

     与不少朋友谈起,都说对王若望推动民运的不折不挠的骨气表示钦佩,但对于他是否有能力去担当海外民运组织的领袖,多少有些怀疑。有的问,王若望都七十多岁了,他的身体健康和精力能否胜任?有的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天桥把式——只说不做」。亦有的说,海外民运组织乱糟糟,严家祺、万润南都搞不好,对海外知之不多的王若望更是不行。

    然而,王若望有「自知之明」。

    : 民阵和民联马上就要合并了,您到海外也有一段时间,据您观察,这两个组织各有甚么长处和弱点?

    答:我跑了几个国家,应该说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有一些传言说民运内部一团糟,自相「内耗」,这个情况不是没有,但是我要指出,这些都是暂时的、局部的问题,这不是民运的主流。产生这些情况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毕竟还带有「毛泽东时代」的烙印,这是很难免的。不过,相信今后可以少一点,好一点,但不可能完全没有,变得纯之又纯。我要指出的是,也确实有一心二意在奋斗的人。他们感动了我,我坚信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问:海外有一种看法,认为搞中国民运的都是书生,严家祺、刘宾雁等,缺乏有组织领导才华的政治领袖,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 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二十世纪末的第三世界的民主运动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参与并打冲锋,带有极大的启蒙作用。中国如此,亚洲其它国家亦如此。毛泽东灌输一种观点,认为工人阶级是领导,农民是同盟,然后发动革命。也许中共夺取政权是靠这一套。但是这个论点现在已经过时了,知识分子在创造历史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所以,不要把书生气看成一个贬意词。

    问:恕我冒昧,那么您觉得您具有驾驭民运组织的能力吗?

    答:坦白说,我对自己有自知之明,我对于在国际范围的这样广阔的运动,能力是不够的,但不能因为能力不够就不干,能力是可以通过实践提高的。所以,不要指望有天生的领袖来救苦救难。我认为六四后逃亡出来的人有不少是可以成为政治领袖的。

    我自认为自己是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但也有毛泽东思想的流毒,而且还是比较深的。因此,我公开宣布,我也会犯错误,我也不是完人,要允许我犯错误。

    问:那么您当选的希望大吗?

    答:现在看来是有希望的。就算当不上,我仍一如既往积极参与民运,使其发扬成为能与北京当局抗衡的政治力量。

    问:您认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甚么,经费充足吗?

    答:目前最主要的困难不是经费问题,虽然很拮据,但只要做出成绩,真正将工作重点放在大陆,经费自然就可以解决的。

    问:您有没有设想办经济实体解决经费问题?

    答:我认为可以试一试,但不便公开宣布,因为一宣布,北京神经病就又会发作了。

    问:您如果出任领袖,第一步的工作是组织整顿,还是展开理论准备?

    答:现在很难说,这还要由大家做决定。

    问:最后请您谈谈香港在中国民运中的地位。

    答:香港在这些年表现出来的民心,民气是令人钦佩的,给全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应了中国两句古话:「民心不可欺,民气不可侮」,只要香港人保持这样一种前进的坚定不移的态度,任何逆流都可以打回去。那些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以为中共可以给吃甜头的人,迟早要上当吃苦。

                《香港经济日报》19921210

 

 

民联民阵合并角逐领导职位者十分踊跃

 

   本报纽约十—日电】有意在民联、民阵合并时竞选新组织领导职位者,目前已截止报名。据了解,尽管海外民运陷于低潮,报名参选正、副主席,理、监事及联盟委员者十分踊跃。

   根据民联民阵联合工作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参选者要在十月一日以前报名,联合代表大会将于明年一月廿八日在华盛顿召开。民主中国阵线与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是海外民运两个主要组织。在截止日期前报名参选的民联、民阵成员名单如下:

  ▲主席、副主席:王若望、黄奔、谢大铭、胡平、徐邦泰、张伯笠、钱达、马大维、万润南。

  ▲理事:于大海、伍凡、项小吉、姚勇战、张郎郎、杨巍、汪小风、方能达、吴方城、吴仁华、叶宁、姚月谦、黄潮、杨晓鸥、王容生、梁铁杉、张伟、孙苏建、李国愚、郑郁、许思可、宋嘉明、马大维、杨建利、杨中美、赵南、张力行、秦晋、孙继生、王珞、严家其、万润南、蔡崇国、夏云、廖天琪、齐墨、王光秋、汪浩、钱海鹏、马宁、谢勋、郑天赐。  

  ▲监事:徐英朗、薛伟、郭平、汪岷、熊焱、钟锦汀、舒扬、莫逢杰、王坚、胡尧、梁华、陈功祥、焦柏固、林仲光、伍颖超、梁敦信、崔岳、常向前、李梁、张晓刚、王海平、王珞、严家其、刘卫国、廖天琪、齐墨、邵崇懿、伍作人、谢勋。

▲联盟委员:宗继祥、周小萌、萧平山、朱韵成、赵晓薇、侯钟瑜、刘俊国、金韵华、少青、杜智富、岳武、金晓炎、陈锁芬。

                              《欧洲日报》19921114

 

 

化解合并会上不快 

王若望徐邦泰言和

 

【本报记者王联懿洛杉矶报导】经过普林斯顿握手言和和九日长时间电话会谈,今年初在华府民联民阵合并大会上产生嫌隙的王若望和徐邦泰,终于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对外公布已经和解,放下过去的不快,约定今后共同合作面对北京当局,不再把精力花在内耗上面。

    王若望十日表示,他对过去的事情持宽容的态度,不再计较,以后愿与徐邦泰和民联阵合作。例如推动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魏京生,他即愿签名支持,一起呼吁各界支持。王若望说:「我是民运团体协调会的总召集人,我自己当然也要协调。」他表示今后持超然立场,不介入任何民运团体纠纷。他所倡议的中国民主党,仍在草创阶段,他希望年底可以召开成立大会。徐邦泰则称,双方经多次长时间沟通,已取得一定的谅解。一切误会和失误由时间的化解和纠正,民联阵的年轻人对王老仍是十分尊重,在以后的工作中,王老若有需要出力之处,民联阵一定鼎力相助。希望以后在具体工作合作上,大家重建友谊和信任。他和王若望在电话长谈中,并已就对大陆展开工作方面,做了详细的沟通。双方都同意把百分之九十的精力,用在对大陆的实际工作上。

               《世界日报》1993611

 

华府风波的内幕

——答严家祺先生

   我一生中计有四次被中共宣布政治生命结束了,不想来到自由世界,还是听到了似曾相识的宣告。

    《争鸣》三月号刊载严家祺先生的“华府结盟  风波迭起”一文(以下简称“严文”),用一半篇幅谈到了我退出竞选的不当。本来,事情已经发生,我宁可思考今后如何继续为中国民主化而出力,不愿再跟人争议,但严先生既然如此严厉地怪罪我,我不得不发表几点驳正意见。

             为改善民运道德形象而竞选

 严文”说:“中国人有四种政治,除大陆政治、港澳政治、台湾政治外,海外民运即是第四种政治,这四种政治各有不同的规律性,当王若望先生从第一种政治踏入第四种政治时,似乎没有想到竞选不上的可能……”

   这意思就是说,王某是带着大陆政治的旧观念,只许赢,不能输;在这种心态指导下,当发现自己赢不了,就恼羞成怒,退出会塲。很明显,严先生设计了一套理论,硬套在王某头上,从根本上歪曲了我最早同意参选和最后被迫退选的本意。

   我当初决定竞选主席,是为了使整个民运组织达到真正的大联合,改善民运的道德形象。当我发现会塲内外内斗不已,正如严先生所说的“大陆政治”依然肆虐,甚至比前几次的民阵大会变本加厉时,我喊出“要防止心中的小毛泽东”,并鉴欺人太甚,愤然退出竞选,以表示我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合污。在我之后,有那么多的主席、副主席退出竞选,那么多的代表退出会塲,并在塲外抱头痛哭,是因为他们对会塲内外种种歪风邪气难以容忍表示的抗议!

            三天会议中的争议

在三天会议中,徐邦泰先生和我有过一次交谈,徐提出实行搭档竞选,一正两副,我当正,徐为副,另一副为张伯笠。我则提出另一副主席候选人万润南作搭档,为徐所拒;我又提出由万推举一人参与搭档,徐又不答应。是徐的一位支持者用威胁的语气说:他们掌握了九十张铁票(代表总数为一百四十八名),如果我不允准他们的提名,那就连我的主席都选不上:所以“严文”说:“他(王若望)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得到半数以上的选票。”还是同一位徐邦泰,在一月三十一日正式决定他改为竞选主席时对我说:“你和胡平竞选,他们得票也会超过你,我的支持者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不得不出来竞选主席了。”

我即反驳他说:“要是胡平胜了的话,我心甘情愿认输,民主选举自然有输赢,不过你违反你当初的诺言,那就要为你的背信弃义承担后果。”

   严先生引用了徐邦泰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报名信:“在目前选举方式不变的情况下,我报名竞选副主席,如果选举方式有变化,不排斥竞选主席。”(这封给联合委员会的报名信,在大会开幕前谁也没看到,连当时负责报名登记的郭平也不知情)不过,从这封信本身倒让人们看出,徐邦泰一开始就在表面上推举我竞选主席,而在背一直打自己当主席的算盘。

   很奇怪的是,通过会议表决程序,首先否决了限期内报名竞选的有效性,接着又否决了混合选举和搭档选举的选举法,简直是做到了得心应手,有求必应,露骨地给徐的当选主席开辟道路。而“严文”中提到的上述那封信,言明“选举方式有变化……”,成了徐先生玩弄政治手腕的一个明证。

   我批评徐邦泰背信弃义,指的是徐邦泰自去年九月至大会开幕的第二天,一直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支持我当选主席,并保证配合我做好整合海外民运、提高整个民运的道德形象的工作,怎么到头来却提出了必须接受他的排斥另一方的搭档组合作为他继续支持我的条件呢?我心寒了。

  铁票”的来历

严先生盛赞徐邦泰为自己辩护的两句话——徐和王之间“有协商,但没有契约”。协商的承诺谓之守信,属道德范畴,契约则属法律行为。一个人言而无信,虽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却不能逃避道德的谴责。我批评徐邦泰,用的是道德标准,我并没有批评徐的违约违法。难道没有签约,就可以不择手段,逃避公众的监督吗?

   的确,徐邦泰先生在会议期间显示其强大的“实力”,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他的一位支持者说他们掌握了九十张铁票(后来他改口说六十张),徐邦泰的少许铁票使他做到了呼风唤雨的地步。下面我不妨介绍一下徐的“铁票”的来历。

   严文”说:“关代表资格,至少百分之九十八是没有问题的。”严先生留下这百分之二的空档,大概是想掩盖被当塲揭露的两名假代表——伍作人与韦祖良。这两人怎么从非代表变成正式代表,恰是这次大会当选的徐邦泰、杨建利分别签字认可的。

    大会主席团负责资格审查的有三人——汪岷、杨建利、姚勇战,而这两个假代表都是由汪和杨签字认可而绕开了姚勇战。

    对比开会前后两期的《中国之春》刊登的两份代表名单——前一份是各地选举产生的正式代表名单,后一份是会上行使代表权的名单——可以发现:前面一份的正式代表有百分之三十的名字被更换了,只因美国以外的代表因签证问题未能到会,是便从近距离(美国和加拿大)拉夫填充,民联缺额由徐邦泰、汪岷去找人,民阵的缺额则由朱嘉明、杨建利等拉来所谓候补代表,由候补一跃而成正式代表,这就是徐邦泰掌握这么多铁票的来历。

       众多国外代表不能到会

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外代表不能到会呢?原来,徐邦泰、朱嘉明等人去年十一月亲赴澳洲拉票,声称反万的代表没问题,跟万的即使选上代表,恐怕去不成美国。悉尼黄兆邦先生系正式代表,他曾请悉尼华裔副市长曾先生写证明信给美领馆办签证,副市长欣然允诺。当黄下午去曾的办公室时,徐邦泰等人已经拜会了曾副市长,之后副市长告诉黄说:证明信不能写了。黄问其故。曾说,是你们民运的负责人说明,你不去也没关系。黄怏怏而返,归途适遇也想求曾副市长写证明的秦晋,黄拉他一同去见曾,曾又讲了一遍方才讲过的话。后来,黄和秦通过其他渠道来到华盛顿,他们打算到大会上去揭露此事。

   黄在华盛顿会议上曾三次要求发言,均被“徐家班”封杀,有一次执行主席只许他讲一分钟,话刚开头,便被强行制止,以致激起公愤,差一点斗殴起来。

   大会结束后,约定二月十九日双方在《中国之春》社举行公开辩论会,徐邦泰、朱嘉明等到塲。我在会上提到徐在澳洲为什么阻挠黄、秦、李娟、李克威等前来开会(李娟直至大会开幕第二天才赶到,李克威没来成)。徐邦泰抛出一份曾副市长签名的传真件,内称:“关黄兆邦那天求我帮忙一事,你徐邦泰从头到尾没有同我讲过一句话,我并没有徵过你们的意见,而且你在电话里恰恰希望我给予所有悉尼区赴会代表中被拒签证的人以帮助。”后由人权委员会主席杨军先生拿了这份证明去找曾副市长求证核实,副市长看了这份自己签名的证明生气地说:“这是郑郁先生将他写好的中文稿要我签字,说是为你们的理事主席

澄清事实,我的中文认字比较困难,没有完全看懂,在郑先生的焦急的怂恿下我匆匆签了名。“不是吗,一位粗识‘之乎’的人怎么写得出三十三个汉字成的长句子!

   这样,仅澳大利亚一处,即有二十名正式代表未能出席,荷兰、日本等处也有类似情况,限篇幅,恕不细述。

             被宣告政治生命已完结

  严文”承认说了一句“也许过重”的话,他在徐邦泰荣任主席以后,当众宣告:“王若望的政治生命已告完结。”对此我并不介意,但我要指出:他这句话恰是“小毛泽东”在脑袋里继续作怪的明证——毛、掌权的共产党,只有唯我一家,并无分出,谁要与他唱对台戏或持不同政见,谁就是叛党反党,宣告你的政治生命完结(其中很多人连不同政见也没有)。我一生中计有四次被中共宣布政治生命结束了,不想来到自由世界,还是听到了似曾相识的宣告。

  探索民运走出低谷的新道路

 

我跟严先生素昧平生,在大陆未见过面,并无个人恩怨,他为何对我如此怀恨?思索了半天,只有一个解释:他反万(润南)大概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我主张联合万润南,是迁怒到王某头上,以致派性代替了理性。而派性啦,株连无辜啦,把对方斗倒斗臭啦,其根源都是:“大陆政洽”阶级斗争不断革命论的产物。

   对此我一笑置之,不想在这儿为自己的声誉辩护。我感到忧虑和痛心疾首的是:海外民运中习以为常的内斗和尔虞我诈,为什么不能杜绝?我把会议内外耳闻目睹的部份内幕公之众(“严文”中没提到的则避而不谈),只是想引发人们的猛省: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真民主的涵养多么重要!我认为:“合则留,不合则去”,在自由世界这点自由总应该允许吧。我认为本人以及胡平、岳武、万润南、马大维、钱达等相继退出主席、副主席、监委主席竞选,总比充当某派某个小集团的顺风旗好!这就表明公众还是有起码的识别清与浊、假民主与真民主的免疫力。我的选择不是孤立的,至今我仍充满着信心,探索海外民运走出低谷新的道路!

                  《争鸣》19934(1)

 
 
博讯  :      
 
《老虎》 十八章第一節
 
海外「民運」的華盛頓合併大會

  

         范似栋

等到上海異議人士一個接一個在聯名信上署上大名後,張先樑給美國加州的黃雨川 發傳真,同時還傳真了胡可師和高曉亮兩個人的簡歷。傳真號碼是王若望走之前留下的。張先樑希望助海外的王老一臂之力。王老也沒有忘記國內的朋友。他到了美國不久就給張先樑打電話,表示要給上海的朋友們一些錢。張、楊、傅三個人每人三百美金,其他人每人二百美金,這是王心目中的等級標準。因為電話必被警方監聽,張先樑和其他幾家商量後覺得這個錢燙手,決定不拿,但王老的好心大家都心領了。

   剛到美國的王若望夫婦住在黃雨川家中。兩位老人朝暮相處,相談甚洽。黃是民陣監委會委員,這些日子他正為海外「民運」組織民陣 內部兩派的爭鬥日趨激烈而頭痛。和大多數關心政治的海外老華人一樣,原來對民陣寄於厚望,現在卻越來越失望。

   和民聯不同,民陣是八九學運後中國逃亡人士在法國成立的新組織。人稱民聯是地、富、反、壞、右,民陣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民聯的成員多數是幾年前來美國的留學生,他們或者還在讀書,或者畢業後已經有了工作,生活相對比較安定。民陣的成員主要是「六四」事件後逃亡西方的中國官員和知名學生,他們得到了天空和飘浮在天空中的名聲,卻失去了國內立足的政治舞台,以及個人經濟收入和正常的生活,幾乎所有的一切。

   民陣從台灣和美國得到大量的資助,甚至比老牌的民聯更多。成立後的第一年,他們的領袖私下說至少得到二百六十多萬的美金。他們曾經化五十五萬買了一艘舊船,命名為「民主女神號」,設想對中國搞廣播宣傳,結果卻不了了之。民陣成立時,嚴家其 當主席,萬潤南當秘書長,僅萬手下就有十四個拿工資的秘書。誰也沒有想到用錢要精打細算,細水長流。萬潤南曾說中共政權的日子長不了,也就二年的光景。革命即將成功,省錢還有什麼意義?這些話的醉翁之意卻是吸引海外的資金和資源。當中國逃亡者的預言很快成為泡影,台灣和美國多多少少覺得有點受騙上當。

   正是起因於資金和財務問題,九零年初,陳一諮 、朱嘉明 和嚴家其,以及在美國的楊建利 等人結成「民陣」內部的反萬派。他們指責萬潤南大權獨霸,營私舞弊,任人唯親。嚴家其是一個清廉的知識分子,台灣聞人王愓吾曾給一些人紅包,給他的一個裡面裝了二萬美金,唯有他一個人拒絕了。嚴曾要求萬解釋一些財務問題,萬推說沒時間,背後則埋怨說,「一個媳婦辛苦幹事,九個婆婆說三道四,還是國內的老毛病」。朱嘉明起先對萬潤南百般恭維,後來卻與萬發生激烈爭吵,朱甚至說,「我們兩人各開一輛車對撞,你敢不敢?」萬不回答。

   一則傳聞沸沸揚揚,美國對「民運」的資助將由以前每年四十萬增加到二百萬。徐邦泰是從宦國蒼那裡聽說的,他倆都擔心這不僅不會減弱或平息爭鬥,而只會加劇爭鬥。宦從八零年從上海到美國留學,八二年和王炳章 等一起創辦「中國之春」雜誌,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仍關心「民運」活動。重新分配資源,重新組合的浪潮不斷高漲,但表面的理由卻極其官冕堂皇,大家都說合併是為了適應政治大形勢的需要。王若望撰文說,「我對華盛頓會議使民運組織統一抱有很高的期望」,合併後,「在发生变乱的时期,將帶領自己的隊伍回國,填補中共留下的政治空間。」 最早提議民聯、民陣合併的是胡平和吳方城 。民陣的兩派也都積極支持,火上加油。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說明海外「民運」的根本矛盾是粥少僧多,而這個矛盾不是開合併大會能解決的。相對冷靜的是徐邦泰,他在民陣成立前就主張可以聯合,但不要打破以前各自的山頭,可以象香港「支聯會」一樣,在團體成員制的基礎上實行聯合,這樣波動比較小。八九學潮後,徐創辦和主持「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和「中國之音」廣播台的工作,小日子過得不錯。所以別人都以為他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大家的道理是:不打破小飯碗,哪來的大飯碗。徐邦泰一九八六年來到美國,先做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生,這期間當選為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第三任會長,并應邀訪問台灣,名噪一時。八八年應王炳章之邀參加民聯。八二年他已是民聯的聯委會主任和《中國之春》的董事長,人縁也不錯, 大家都說他為人謙和。這一天,徐邦泰來黃雨川家走訪,幾個人興致勃勃地談起幾個月後將召開的合併大會。

   黃雨川提議王若望當主席,徐邦泰和萬潤南當副主席。他說,「幾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缺乏有聲望的具有清廉道德形像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超越派性之上,可以抑制內斗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既了解大陸民情又深得大陸民心的領袖,而王若望正是這樣一個人。」徐邦泰也表示看好,說王老作為民陣、民聯共同推選的獨立候選人,可能會得最高票。 羊子擔心王若望的年紀和身體,提出王若望擔任名譽主席為好。大家勸她不必顧慮太多,為民主應該講奉獻,應該當仁不讓,羊子想想也對。第二天,徐邦泰開車,帶王若望夫婦觀光了金門大橋。然後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休息了一陣,拍照留念。八月的太陽象王若望一樣熱情奔放。王索性把外衣脫了,剩一件汗衫,瘦骨棱棱,象一匹老馬。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好象一家人。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紐約決定參選主席。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他成為炙手可熱的明星人物。民陣第二任主席萬潤南熱情邀請王若望夫婦訪問歐洲法、德、英三國,一切招待、費用都由萬安排負責。未來的「民運」主席,應該到各地先見見群眾,讓大家有個印象,然後才可以投票,這是萬的理由。萬潤南也是上海人,父親是財務專業人員。他畢業於上海五十五中學,六四年考上清華大學,在大學裡加入中共。七零年,在劉少奇家最困難的時候他與劉的大女兒劉濤結婚。萬的名氣始於官商背景的四通公司,輝煌於八九年學運。他外表溫和,談吐文雅,內心卻永遠不願對強勢屈服。台灣方面也想收買他,他拒絕了,背後說,「老子連共產黨都不伺候,憑什麼伺候國民黨。」

   一路旅遊下來,王若望夫婦覺得很累,但是心裡卻很高興,大開眼界不算,他們從招待的規格上知道了他們自己的價值和份量。王老夫婦自然對萬十分好感,因為所到各處見到的萬的部下都對王若望說奉承話。王老有點飘飄然了,他稱其他人推他為主席候選人的舉動為「擁戴」 ,這個詞表現歷史上皇帝興臣民之間的關係,他還把他們夫婦的旅遊和鄧小平的南巡相提并論。一個消息開始流傳:王若望的方案,是王當主席,萬潤南當第一副主席兼秘書長,徐邦泰當第二副主席。甚至還有一個方案,王挑選的兩個副主席候選人是萬潤南和馬大維 ,他倆都是「民陣」。這消息使得徐邦泰和民聯聯委會很不高興。民聯老人王德耀 特意去紐約拜訪王若望。他倆以前在王雨川家見過,彼此有好感。王若望夫婦住在紐約唐人區一個破舊的大房子裡。這是王夫婦剛到紐約時,石磊給幫助找的房。他們包租了二樓一層,自己住其中的一個睡房,再把其餘的房間分租出去,廚房和客廳大家共用。房客中有一個來自中美洲的偷渡者──姚茂盛,也是上海人。姚為了方便得到美國的政治庇難,已經加入民聯,也和王老夫婦十分親近。原來石還想找個好一點的房子,但王老夫婦說,還是便宜一點的好,怕往後負擔不起。除了有時得到一些私人的贈款,他們沒有經常性的收入。為了能付得起每月三百美金的房租,五十六歲的羊子主動要求去打工。她打的第一份工,是為人家照看孩子,以後又幫人家接送孩子。她除了打工做家務,有時還幫助王老整理文件,和應付交際。面對這種貧困而忙碌的生活,她從來無怨無悔。王德耀進門時,王老正在和姚茂盛說話。見到有客人來,姚起身回他的房間。從姚的房間,他依然可以聽到一壁之隔的談話。對任何人都不擺架子的王老招呼王德耀坐下。說起副主席人選,王若望先提到萬潤南。王德耀說,「你忘記在雨川家說好的麼,還有徐邦泰呀?」王若望馬上說,「是有那麼回事,那就增加一個副主席吧。」羊子在一邊說起他們在全世界巡游的事,說萬潤南很有能力,很得人心等等。相比起萬來,羊子覺得徐邦泰不實惠。等到羊子走開,王若望說,「她只是說說而已,你放心,我是個男人,我不會聽信婦人之言,我心中有數,我會把徐邦泰放上去。」

   王德耀回到加州,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徐聽了顯然不高興,但沒說什麼。幾天後徐心情平靜了才說:「羊子說我不實惠也沒錯。我當初只是口頭贊成王競選主席,不比萬潤南有錢,可以給他們到處旅游,民聯沒那麼多錢。我即使有錢,要這麼做,也要經過聯委會討論,只怕通不過。」從此民聯多數人心中都認為王老已偏向萬潤南派,即使王老會安排兩個副主席位子,也被認為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萬潤南的行政能力非常強,如果王若望有心於萬,徐以後只能甘拜下風。想到這裡,徐就有點不安。在他的心中,維護自己「民聯」利益的團隊意議十分強烈。民聯聯委會有十三個成員,人稱「十三太保」,甚至民聯主席于大海 也不能不對它俯首稱臣。于曾按台灣捐款人的意思要求「民聯」提議支持台灣進聯合國,在聯委會表決時被否決了;于又曾要求「民聯」派「工作組」進駐「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清查帳目,也被聯委會以不合法規為由否決。主張依法查帳的徐邦泰說,于的提議可能是受劉少奇派四清工作組的啟發,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當時于大海在「中國之春」當社長,領一份工資。民聯中領工資的人很少,只有于大海和胡平、薛偉等幾個人。 *

   在紐約到普林斯頓大學的高速公路上,民聯刊物「中國之春」經理薛偉 一邊駕車,一邊對坐在後面的王若望夫婦說,「王老,我這個人別的本事沒有,但我可以做你的主席辦公室主任,保證做得很稱職。」羊子心裡想,「大會還沒開,主席還沒選,就有人討官邀賞。」薛是一個很精幹但也有爭議的人,文革中坐過牢,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坐牢的真正原因。美國政府曾經拒絕過他的政治庇護申請。他也為台灣軍情局工作,他的態度往往代表軍情局的好惡。王若望夫婦應作家柏楊的邀請到台灣訪問。九三年元旦早上,王若望夫婦在升旗典禮時與台灣李登輝總統見面。李說:「王先生,歡迎你們來台灣。」王戴著一頂帽子,機敏地說,「我小的時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長大的。」李又親切地問,「聽說你的夫人身體不太好。」這時,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旗冉冉升起。幾個小時後,全世界媒體都有李登輝第一次會見大陸民運人士的圖文報導。王若望夫婦還和國民黨高階官員談了幾次話,談到海外的民運,也介紹了他在上海從事的活動和一些異議朋友。台灣當局早先答應給合併大會十二萬美金作為經費,這次讓王若望回美國後向《世界日報》社分兩次提取八萬,另外四萬會後再給。王的感覺一下子好多了,得到了國民黨的有力支持,海外「民運」和王若望都獲得新的生機。山重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若望高興地回到美國,一拿到支票就給了大會會務組。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全世界捐給中國異議運動和海外「民運」的錢以千萬美金計,絕大多數都去向不明,經手人諱莫如深。象王若望那樣交代清楚,完璧歸趙的則很少見。人們都認為王若望立了一大功,但老資格人士卻覺得這些錢并沒有了不起,十二萬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當時台灣給《中國之春》的每年經費是五、六十萬。他們更重視台灣讓王若望過手這筆錢所表示的政治意向。其實台灣的態度和王雨川老人一樣,并沒有作為金主強加於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王若望的上台能改善「民運」的形象。無論王若望上台不上台,「民運」和台灣的關係都牢不可破,除非台灣方面改變主意。

臨近大會,民聯五大新當上副主席的伍凡,從洛杉磯開車來到舊金山,找徐邦泰交換意見。伍出生在上海一個僑商家庭,文革中因非議時局坐牢多年,後獲「平反」。八零年自費來美國留學,研究生畢業後在一家美國大公司做電子設備工程師。伍早年參加「民聯」,九零年後是「十三太保」之一,素以敢言實幹著稱,當時是合併大會的聯合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汽車停在一幢三十年以上房齡的平房前面,這是徐邦泰的家。一個車庫,三個睡房還有一個客廳。徐每月付五百元的房租。他又把其中的一個睡房租出去,以減少支出。伍凡和徐邦泰在客廳裡坐下,泡兩杯茶,倆人都不抽煙。徐太太來問,在家吃還是出去吃?徐說,還是老樣子,炒個蛋炒飯,搞個湯就可以了。他們各自交換對形勢的看法。九二年以後,由於美國通過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許多中國人眼看綠卡到手,失去了參加「民運」活動的興趣。他們即使沒有公開退出組織,但已經不熱心了。九三年,全世界「民運」人士大約還有五千多人,而最高潮時估計有一萬人。 隨著「六四」的過去和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國的政局逐步穩定。從人數、資源和媒體報導頻率三方面分析,「民運」已經疲態畢現。最要命的是籌不到錢。比如,六四知名學生柴玲自法國來美國籌款,籌得一萬九千七百多美金,工作費用已經是一萬八千五百多,幾乎所剩無幾,因為吃住在其他中國流亡者家裡,所以工作費用還不包括吃飯和住房錢。 他們對此感觸尤深,向人家要錢越來越難。台灣政府對大陸政治越來越不關心,只關心情報。台灣方面曾要求他們加入組織,但他們都拒絕了。伍凡還談到一種流言,說搞「民運」的有五種人,一種是與中共有仇的,一種是心理上有病的,一種是喜歡搞政治有癮的,一種是沒錢找飯吃的,還有一種是帶有任務派出來的。徐邦泰聽了哈哈大笑,說以前他在台灣訪問時就有人說他是屬於搞政治有癮那一類,大概是知道了他在復旦大學搞選舉的事。伍忿忿不平地說:「邦泰,五種人中沒有一種是真搞民主的,太看不起大陸人了,這次合併大會我們讓全世界看看。」

   九二年一月,王若望曾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一次漢藏國際研討會上作簡短發言。他曾隨口說「我贊成西藏獨立,為什麼西藏不能獨立。」坐在王身邊的伍凡大為震驚,因為「民聯」的綱領明確主張和平民主統一中國,反對台獨和藏獨。民聯越來越多的人擔心王如當上主席,會不會今後與民聯綱領有所衝突。雖然王若望沒有明確支持台獨的言論,但伍提醒徐,隨著王若望近來威信降低,胡平作為王的競選對手,上臺的可能性增大。多數民聯成員,包括伍凡,不希望胡平成為新的合併後的民運組織主席。他們稱胡為「甩手掌柜」,批評胡「過份愛惜羽毛」。因為他除了寫文章外,對組織和資金及其他瑣碎雜事都懶得過問,行政能力不行。九一年,因為資金短缺,胡平曾經流著淚要求辭職,許多人趕去勸胡,勸還不行,接著又罵,足足折騰兩天,才使胡打消念頭。胡平寫文章得來的好名聲因家庭問題受到損害。

   ‥‥‥(暫刪二百字)

   民陣反萬派對萬的批評,徐邦泰耳中已灌了不少。從九零年開始,香港的《前哨》雜誌發表了不少反萬派的文章,徐看都看不過來。但伍凡這時說的一件事卻引起了他的注意。前二個月,萬潤南曾住在馬大維家,在那裡萬對伍凡說合併大會的地址要改在洛杉磯。伍問為什麼要改?萬說,「這你不用問,你如果同意的話,這次大會的費用我全包了,其他的事由你和馬大維去辦。」伍凡堅持改址要由會議討論表決,結果不歡而散。伍凡因此堅信萬手上真的有錢,手上至少有十多萬美金。反萬派的批評不是空穴來風。伍凡來徐家的第二天,汪岷打電話來。「老萬在我家住了八天,剛走。」汪告訴徐,那些天萬好說歹說要汪跟他,「跟著我有你的好處,我買你機票,只要你跟我全世界跑,不要你說話,大家就以為你是我的人。」汪說「為公為私我都不能幫你。」徐放下電話,把這事告訴伍。伍說,「好在我和汪都有工作,都有收入,不在乎那些錢,換了別人就難說。」

   自從九二年一月的諾伐托 會議,民聯和民陣決定合併,萬潤南就開始在全世界飛來飛去,四處用封官許願和小恩小惠收賣人心。他每天注意那幾張中文大報,是否有他的報導。他用管理四通公司的辦法管理民陣這個政黨,覺得這樣很順手。不動聲色的徐邦泰則另有安排。汪岷 是民聯方面合併大會代表資格審查負責人,也是徐邦泰的好朋友,一早就把功夫下在基層。後來他說,「民陣的人對選舉操作不很清楚。我們民聯的人多次進行選舉,所以沒選之前就做基層的工作,搞配票。哪個分部誰誰當代表,誰誰的投票意向如何,我都搞得很清楚。我甚至知道許多代表的家庭關係和個人愛好。」民陣的美國分部主席楊建利負責民陣方面大會代表產生的相應事務,來自美國代表人數差不多占「民陣」代表總數的一半。楊在這個位子上已經坐了四年,一直是反萬派,他雖然沒有象汪岷那樣有經驗,但也巴不得反萬派都當上大會代表。

   官商出身的萬潤南卻無心理會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他的經驗是一筆大生意遠遠超過千百次小生意。他從心底裡看不起那些在街邊擺攤的個體戶。他認為他把王若望攏住了,就是做成了一筆大生意。九十年代初,澳大利亞有近四萬以留學名義新到的中國人,其中近二千人參加了民運組織。如果說歐洲是民陣的營垒,美國是民聯的領地,澳洲則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徐邦泰和民聯的監事長郭平,以及民陣的萬潤南、朱嘉明、李祿 九二年都訪問了澳國,見了澳國外長、移民部長和前總理。然後他們向澳大利亞「民運」群眾許諾,只要你們投我們的票,我們當選後去游說移民部,讓你們留下來。 萬潤南講實惠,他揚言所有投他票的「民陣」成員機票他都包了。這句話使不少人對慨慷的萬老闆有了好感。萬也認為澳洲是他的票倉。

    *

    華盛頓特區郊外的四星級凱悅飯店,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預備會議上,民聯和民陣的代表通過了大會議事規則,規定參選人不得參加主席團,然後選舉了十一人的大會主席團。得票最高的于大海﹑朱嘉明分別當選為主席團對外發言人和主持人。 當晚,民陣主席萬潤南,民聯主席于大海分別主持了兩個組織的最後一次代表會議。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民聯民陣合併大會正式召開。參加者約三百人,其中到會正式代表一百四十七名。應邀出席會議的貴賓中有美國參議員戈豋,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事務工作小組主席,眾議員南茜‧波羅西女士,台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的明居正等。從美國各地來的非代表觀察者也有許多,大會向他們提供食宿。還有一些新聞記者,包括中國新華社記者。台上,分別掛著「民陣」、「民聯」四個字,正中是美國白宮的圖案,表示與會者向美國學習民主政治的願望。

   首先發言的劉賓雁說:「中國人能夠聚在一個地方集會、說話、結社,很難得。也許我們不能面對的,是我們在有了自由之後仍然很難說話。三年來的民運歷史已證明,說真話很難,說公道話更難。」「一個最大的醜聞,廿四小時之內可能會公佈出來。」 這些話隱射了「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事件」。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成立於八九年十一月。它分配主要由美國民主基金會給中國「民運」的資助款項,金額達四十二萬美元以上。擔任執行主席的是「六四」後放棄港大教職投入「民運」的美籍華人寥大文。廖和李祿、朱嘉明關係很好。九一年十月她被該機構一個僱員檢舉有多報帳占小便宜的問題。于大海和萬潤南因此要求派人查帳,得到民聯民陣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支持。嫉惡如仇的劉賓雁尤其激動,他撰文認為這是民運的悲哀。廖大文則主張根據美國法律和基金會的章程,讓美國國會民主基金會的會計師查帳,其他人不能參與。同時廖又反指控檢舉她的人有各種問題。這次事件中所有參與爭論的人,包括劉賓雁,都與這一問題有利益衝突。他們是這一基金會分配款項的直接受益人,所以有人稱之為「民運」爭奪資源的第一槍。宦國蒼認為,這場風波的「要害不在於寥大文的工作問題,而在於爭奪對基金會的控制。」 爭執的雙方都向美國國會告狀。美國國會認為他們無法判斷是非,就決定停止所有經過該基金會對中國民運組織的支持,改由原來的組織審批為項目審批。「民運」組織來自美國的主要財路被切斷了。到了九三年,這件事還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劉賓雁因此耿耿於懷。但是,雖然中國人都知道劉因痛恨中國腐敗而聞名於世,但把這個爭議帶進會場,至少是不合適的。「我最後只說一句話,咱們都有點良心好不好?」劉情緒激動的發言贏得了開幕式中最長的掌聲。看來,中國人對良心的興趣要比對民主的興趣大得多。台上劉還在演說,台下朱嘉明 對于大海罵道,「你他媽的為什麼讓劉賓雁發言?」七十年代末,朱曾和當時的中國朱總理同屬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一個中共黨小組,以後又在趙紫陽門下走動,因此自視甚高。于大海也不買帳,「總得有個人講話,方勵之沒來,我當然請劉賓雁。這沒甚麼不對,即使你認為不對,也不應該罵人。」

   方勵之三十日姍姍來遲,他在大會發言中指出:近百年來,「民主」一詞被政治集團使用最多,但對中國是否亟需要民主和是否可以民主兩個問題,似乎尚未回答清楚。既然海外民運以民主為訴求,至少應該論證民主為今日中國所必須,在中國可以實現,這個組織才有存在的必要。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句廢話,但廢話可能是最重要的真理。「民運」各方曾多次請方勵之出面領導,為他堅辭,表示只想當一個異議人士。另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明之士是郭羅基。他來美國不久,這次應邀出席。他很少表態,他說他對中共已經看透,但對民運還沒有看透,所以還要看。

   多數澳洲的代表和日本的代表由於簽證的關係到不了美國,是大會的第一個危機。起因是當地「民運」支部的明爭暗鬥,大家都想去美國,而代表的名額有限。除了設法建立新的支部,這樣就可以增加代表名額外,還有人寫信給美國領事館,舉報別人會留在美國不歸或置疑別人的代表資格,結果美國領事館給了好些人拒簽。這給予萬潤南沉重的打擊,也給了反萬派一個絕好的機會,在美國補選出來的人大多數不會投萬的票。

   民聯資格審查組的楊巍來到會場時,大會正就代表資格問題進行爭論。發言的是伍作人。伍說自己是民聯荷蘭分部的代表,并出示一張證明信件,信件的署名人是另一位民聯成員楊斌 。楊巍當時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據他所知,民聯并無荷蘭分部,也沒有安排荷蘭代表。於是楊巍上台談了想法。楊還說,即使伍是民聯的秘密成員,按民盟章程也沒有代表資格。伍也就表示他不想再爭代表資格。 楊巍的公正明察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開會方始,朱嘉明跑來坐在王若望的好友陸鏗身邊。他說:「關於究竟選不選王老師,我很困惑,想向你請教。」還說,「自從你批評邦泰沒有大開大闔的氣度以後,他這次決定要大開大闔了。」他們約好下午找個地方和徐邦泰一起好好談談。 三人會談之前,陸鏗對徐邦泰的思路并不了解。徐還是不想當主席,雖然這個決心在眾人的壓力下開始軟化。他認為這既使不是火上烤,也是風口浪尖,犯不著。民聯五大的時候他就沒有出來選,結果是于大海選上主席。正因為徐不是衝在第一線,所以他的人縁比較好,其他幾個當第一把手的早都成了箭靶子,境況慘不忍暏。民聯「十三太保」一直不停地勸說徐,要把徐推上主席位子。他們故意誇大形勢的危險,他們說,如果徐不參選主席,胡、王對選,胡平可能勝出,他們說了許多理由。總之,聯委會不想給胡平任何機會,對有很多傳聞的萬潤南也沒有好感,對年老的王若望也有顧慮。伍凡和汪岷嘻笑怒罵,「邦泰,你是個膽小鬼,關鍵時刻不敢衝,以後我們都不和你玩了。」從一開始「十三太保」就和民陣反萬派組成了同盟軍,他們聯合起來,操縱著主席團,并左右著大會的局勢。他們正在給性格沉穩,不想當主席的徐邦泰越來越大的壓力。現在徐逐漸認識到,要在這個圈子中存在下去,他必須考慮大多數人的意見,除非今後不再搞「民運」。他開始重新估量形勢,把希望寄托在選舉方法上,他相信搭檔選和混合直選是有利於王老的選舉方法。 王當第一把手,他當掌握實權的第二把手,是他最大的愿望。

   三人會談在大廳的一個角落進行。徐邦泰向陸表示并沒有改變初衷,還是支持王出來。徐說,如果主席、副主席分開選,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敗胡平。因為到時,選票流向不明,局面混亂,萬潤南掌握票很可能改投給胡平,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反萬派的票也可能流向胡,那王可能會輸。這一席話曲曲彎彎,王可能會輸的言外之意是胡可能會贏,而為了不讓胡贏,徐必然要親自出馬競選主席。徐出來選,王老也就當不成主席。陸是個直心直腸的好人,卻沒有搞政治和選舉的經驗,他當了一輩子的記者,現在又上了年紀,哪懂得這麼多的花樣,一時不知所以然。只是說:「邦泰,你們把若望抬上去了,現在又想把他拉下來,果如此你們會變成千古罪人。」話好象很重,其實不得要領。徐心裡嘀咕:「如果我能把誰抬上拉下,那也不用選舉了。我又不是毛澤東、蔣介石。」

   陸介紹王的方案:主席、副主席分開選,王當主席,配三個副主席,萬和徐以外,再加一個亞太區的人當副主席。多幾個副主席,主要是消除派系對立體現大團結。跟徐搭檔王老是願意的。但是,既然是大聯合,民陣總得有一個。徐不正面回應,卻重申:如果大會決定搭檔競選,王為正,他為副,一定能取勝。朱嘉明則直言不諱說,不希望王老和萬潤南搞在一起。等朱先離開,徐對陸說,「其實我對萬并非絕對排斥,主要是他。你當然知道。」陸原話不動向王若望轉達了三人談話的經過。王原是十分精明的人,覺得這裡面有鬼,但一下子又搞不清對方的真實意圖和背後的復雜關係,所以仍然堅持正、副分開選。而且說,只要是分開選,有徐邦泰等的支持,哪怕是輸給胡平,他也心甘情願。陸又轉告徐,徐表示,支持他的人不是這樣想,如果分開選,他必須參選主席,同時希望大會在選舉方式上能通過搭檔選或混合直選。 石磊雖然年輕,卻很聰明,這時候他是王老的親信,王老有什麼事都會和他先說,有時候石就代表王老出面。石擔心王今後會受制於人,所以一直主張聯合萬潤南,以制衡徐邦泰。三十日上午,朱嘉明和朱培堃 去王若望房間交換意見。朱培堃名為徐邦泰的代表,立場卻與徐有根本不同,反而好象是朱嘉明的人。兩朱力主排除萬潤南進領導層。王說,你們如果有證據證明萬有問題,我可以放棄萬,否則的話,這是我的權力。王曾許諾過萬,當然不肯輕易翻悔,陷己於背信棄義的地步。朱培坤聲色俱厲地表示,「如果你選萬潤南為你的搭檔,那你也別想當選,因為我們掌握了九十張鐵票。」王老突然想起以前公安人員也曾經以同樣的方式威脅他,血立刻往上湧。

   等他們走了,王若望一個人坐下,抽了一根又一根香煙,終於作出了痛苦的決定,萬一不行就在大會上宣佈退選并退出會場。「原本我都不想當這個主席,還不是你們再三推我。等我答應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你們卻又變卦,叫我的面子往哪裡擱?」他越想越氣,一陣晕眩差一點倒下去。羊子趕緊來問,「是不是不舒服?」 王老說,「欺人太甚。」王若望的退選決定與陸鏗有關,陸主張萬一選不上就退選。現在他正在勸萬潤南退選。他說,「現在的形勢很明顯,反萬已形成一股強勢力,你即使當選副主席也不會愉快的,為什麼還要死乞白頼地參選呢。為什麼不在海外發揮自己的所長,暫時從民運淡出,轉而經商呢?」 陸和萬都認為參選和退選是一種權利,一種方便自己的權利。

   三十一日,徐邦泰仍然耐心地表示「我願意當王若望的副手」。王若望也同意一正兩副,王為正,徐為副,另外再在萬潤南之外選一個民陣的人當副手。王若望作出了最大的讓步。 距離正在縮短。現在只要大會認可搭檔選舉方式,那麼這兩個上海人就可以拉上手了。但是,三十一日,大會最終沒有通過一正二副搭檔選舉方式,也沒有通過混合直選的方式 ,而是最終通過了正、副主席分開直選,以及只要有廿名代表推舉,當場可自由報名競選正、副主席的規定。 萬潤南等人對此有異議,他們認為這好比下棋,下棋的規則可以改,但改動的規則不能對正在下的這盤棋發生效用。但他們沒有公開提出他們的意見,因為大勢已去,提了也沒有用。這個新選舉規定的得利者是民陣反萬派的楊建利,他報名參選副主席。同時也封殺了徐、王合作的所有通路。在會場上,徐對王老說,「我不得不報名參選了。」王動氣地說,「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許諾你自己叻浮.敵跄銓ξ胰绾蔚赝瞥纾Y果你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後果要由你來負。」徐遲遲沒有向大會正式報名競選主席,直至深夜。三十一日晚上十一點,再過幾個小時,選舉大會就要開始。在徐的房間,汪岷、朱嘉明向徐提供了選票預測結果。他倆肯定地對徐說,「邦泰,不要怕,我們穩贏了。就是你不出來選,我們推任何一個人都能打敗老萬。」就這一句話,使得徐下了決心。即使徐不參選主席,那麼自然也會有人出來。子夜臨近。大家派汪去王若望房間。開門的是羊子,羊子客氣地說了句,「這麼晚還忙?」聽說有重要事商量,她就出去了。汪把來意對王說了,還說,「我們建議你當名譽主席,我們保證把你推上去。」王只輕輕地說了一句話,「那就算了。」

   早上, 大會進入候選人演說。徐說他在九二年報名競選的時候就表示過,假如選舉方式改變了,他將及時改變他的報名,他現在遵循的是自己的諾言。又說他和王若望之間只有協商沒有契約,在謙讓和責任之間,他選擇了後者。沮喪的萬還在房間裡睡覺,從床上被人叫了起來。王若望和胡平演講完就宣佈退場,萬潤南和馬大維也退了場,姚勇戰、倪育賢等人流著淚也跟了出去。所有人的情緒開始迸發,整個大會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好象天塌了下來。很多人哭喊,很多人叫罵,也有人以頭撞墻。退場的起先有四十多人,他們代表一些組織分部,後來陸續有人回來,最後的統計是十九名代表退場。

   選舉開始。在一百十一張有效票中,徐邦泰得票七十七張,華夏子 得票五張,十七位代表投了棄權票。有些人認為徐違反自己的諾言,是「背信棄義」,為「民運中的爾虞我詐的行為開了綠燈」。老資格的胡安寧反駁說,聯合大會不是分贜會,是民主選舉,如協商管事就不需要派代表選舉。選舉結果,徐邦泰當選為主席,楊建利和張伯笠當選為副主席。朱嘉明代表大會宣告,中國最大的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現在成立了。站在一邊的徐邦泰卻一臉凝重,他怎麼也笑不出來。他最大的擔心是今後不能和台灣搞好關係。他和他的朋友們都不主張台獨,即使在壓力下,他們也不可能違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立場。徐邦泰還想緩和和王若望的關係,他在大會上以主席的名義提議王為名譽主席,同時他又讓錢達 去勸說王回來。不一會,錢回來大聲說,王老決定回來了。會場掌聲雷動,許多人破涕為笑。「我反對!」突然,一聲大喊震驚了整個會場。 眾人掉頭一看,原來是嚴家其,不禁目瞪口呆。 嚴從座位上跳起來,衝上前台,一改以往書生本色,大聲說:王若望從他的歷史看,從來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腳跨出門檻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民主運動不需要救世主。并不是任何不贊成共產主義及其制度的人,都是民主主義者。王若望念著大局為重,剛回頭走了兩步,有人,好象是馬大維,勸羊子說,「他要回去你必須勸阻他。」羊子說「我怎麼勸他?」那倆又說,「他要回去你就說要離緍。」那時羊子也已經暈頭轉向,不加思索,轉頭就說了。 王老楞住了,就此停住了腳步。如果只有羊子,或者只是嚴家其,王老還可能走回會場,然而內外夾擊實在使王若望無法抵禦。他的心在流血,因為沒有人理解他。

   會後,退場的那批人公開表示不承認大會的合法性。支持萬潤南的德國民陣分部依然存在;萬也仍然以民陣領導人的身份發號施令。民聯在美國的一些分部也不承認民聯陣的權威,自行獨立;吳方城成了吳記民聯的主席。胡平、于大海也不肯交出「中國之春」,而于大海是承認大會合法性的,在大會的最後一刻,他還坐在主席台上并鼓了掌。王若望成立了人數不多的新組織──民主黨。然後他們各顯神通,找到了或多或少的資源,終於生存了下來,成為海外「民運」的奇觀異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為民主是條溫馴的狗,可以為自己所用。如果民主不能為自己所用,那麼就不是一條好狗,那是寧可不要的。

   徐邦泰的擔心是對的。會後,「三民主義大同盟」就中斷了對民聯陣的一切支持。原來徐在「中國之聲」電台的薪水是二千五百元,現在也斷了。徐邦泰為了尋找糧草,要去台灣,也沒有人願意出面邀請他。最後不得不請原是學者的朱高正先生 幫忙。會後二個月,徐等人正在為糧草發愁,台灣陸委會 副主任焦仁和突然來到舊金山邀請徐邦泰喝早茶。然後,朱嘉明一行來到了台灣訪問。在一個私人俱樂部,焦把朱介紹給一些富商大賈。他們很客氣地說,「沒問題,沒問題,你只要把銀行帳戶告訴我們,就行了。」十分簡洁,十分明暸,沒有更多的話,以後朱的帳戶裡每月多了二萬五千美金。

九三年秋天,身為民聯陣理事長的朱嘉明表示要離開這個組織。他私下說,他以前的朋友現在坐上了高位,成了中央領導,要為以後的退路著想,所以那些朋友要他棄政經商。據說揚州有一個紡織廠是屬於朱的。朱先後在澳洲和東南亞經商,最後成了奧地利維也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常駐代表處的一個美籍僱員。而朱在合併大會上的朋友們和對手們還被死死釘在中共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上面。九三年冬,伍凡接任「中國之春」的董事長。朱沒有向伍交代出台灣給錢的渠道和帳戶。十多年了,仍然沒有人知道朱是否現在還在拿這每月二萬五千美金的台灣捐款。

   九三年四月份,傅紀青、孫林在上海被公安人員抓捕。審問時,一個高級警官很得意地對他們說:「我們對王若望的情況和合併大會了解得很清楚,連他泡茶用什麼茶葉我們都一清二楚。」這話傳到王老夫婦的耳中,因為有施濱海的前例,他們不得不當真。那又是誰呢?中共國安部為海外民運的合併大會召開了慶功會。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對海外「民運」的八字評斷:「不成氣候,不足為患」。

 

 

我们唾弃那种中国人(连载二)


 

昙花梦




             ——“民运”水晶城闹剧

                 孔凡


  19931月四日31日。

  美国。华盛顿近郊的水晶城。

  春寒料峭。虽是大地回春之时,但大西洋的彼岸仍是北风呼啸,寒气袭人。灯红酒绿的大街上人影稀少。位于城中的四星级豪华饭店——凯悦饭店,突然一下子冒出了许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熙熙攘攘,煞是热闹,仿佛在举行什么重要的活动。

  是的,一些参与“八九政治风波”的所谓“精英”和“民运”分子正在这里举行海外两大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下同)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简称“民阵”)的合并大会。围绕这次大会,这些一贯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精英”为了争权夺利,在会场内外使尽了种种卑鄙手段,拉帮结派,搞小动作和阴谋诡计,致使会议乱成一团,几乎“流产”,上演了一场亵渎民主的闹剧。

  综观这次大会的整个过程,风波迭起,群丑亮相,令人拍案称奇,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它有助于人们认清这些“精英”的真实面目。现将其中一些内幕整理出来,让大家看看这次大会是怎样为民主论证的吧。


            “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


  228,来自美、英、法、德、日、澳、加、比、荷、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名代表到达凯悦饭店报到。晚上,“民阵”和“民联”分别在万润南和于大海的主持下召开了两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接着,两组织联合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筹备会,通过大会议事规则,并选举大会主席团。

  29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除与会代表外,受邀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参议员戈登及流亡的“精英”分子刘宾雁、陈一谘、刘青。柴玲、王若望、李录、沈彤、项小吉、苏晓康和刚到美国的郭罗基、郑义,以及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等。会场前的演讲台上,左右分别挂着“民阵”、“民联”四字,正中却悬挂着美国白宫的图像,表现出这些人对权力的野心和梦想。

  首先发言的刘宾雁本想给会议打打气,出口却是一个“难’字。“中国人能够聚在一个地方集会、说话、结社,很难得。也许我们不能面对的,是我们在有了自由之后仍然很难说话”。三年来的“民运”历史已证明了,“说真话很难,说公道话更难”。在谈到海外“民运”组织内部的种种丑陋现象时,刘宾雁大呼一声:“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好似一声哀鸣,状极凄凉,使得开幕的会场上罩上了一层阴影。

  当刘宾雁慷慨激昂地在台上呼吁道德形象时,各派势力的争斗已经开始了。被称为“倒万(万润南)派”核心之一的朱嘉明在大厅右角与三人窃窃私语,而刘宾雁的“同路人”胡平则在与两名代表商谈。预示着各方的较量即将展开,好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

  果不其然。开幕式一结束,只见大会主席团两主席于大海、朱嘉明便吵了起来。伍凡、吴仁华、陆铿站在一旁。

  “你他妈的为什么让刘宾雁讲话?”朱嘉明骂道。

  “你凭什么骂人?”于大海也不甘示弱。

  “我们商量好的,尽量少让来宾讲话,你为什么让刘宾雁讲话?”

  “支持民主人权的总得有个人讲话,方励之没有来,我当然请刘宾雁。这没什么不对,即使你认为有什么不对,也不应该骂人。”

  伍凡也许觉得陆铿在场听到不方便,说:“有话我们那边去讲。”便和吴仁华一起推着朱、于二人到一个角落去了。

  这时,一位欧洲来的代表笑嘻嘻地问陆铿:“你为什么不在大会上讲几句话?”

  陆:“刚才苏伟和晓康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朱嘉明不让讲,你难道没听到?”

  徐邦泰马上接话:“陆大哥,不是不让你讲,他指的是刘宾雁。”

  陆说:“那更不对。即使刘宾雁某些话讲得过火,于大海已补了几句,肯定了民运是在前进;朱嘉明凭什么骂人。”

  刘宾雁是作为“贵宾”和“民运”组织的支持者讲话的。可是他的讲话却又戳着了一些人的痛处,这便有了朱、于对骂的风波。


              代表资格屡生风波


  此次大会中,围绕代表的资格问题,风波不断。已被“民联”开除盟员资格的华夏子竟然也跑去参加会议,并在大会的第一日便将她的千言申诉信贴在宾馆大厅,旁边还有她撰写的长达万言的有关中国将来成为联邦制的草案,只是标题的邦字写成了“帮”,让人啼笑皆非。更为可笑的是,并非正式代表的华夏子最后还参加了新组织主席的竞选。

  不久,在其申诉信周围又陆续出现别人的批注及其他材料,汇聚成一片条幅和小字报,将整洁、漂亮的宾馆大厅贴出一块“民主墙”。凯悦饭店自1981年建成使用以来,还是头一次见识如此举动,不知如何处理是好。

  大会开幕当天便传来了澳大利亚的十几位代表因美方拒发签证不得来美的消息。原来,有人冒用方励之、刘宾雁的名义,向美国驻澳大使馆发出封传真信,谓部分澳洲代表有移民倾向。方励之和刘宾雁两人过去曾经为澳洲代表来美签证之事,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给予方便。而这封冒名信却表示不能保证这些代表是否滞留美国不归。徐邦泰、朱嘉明亲自跑到澳洲说,澳洲代表不与会也不会影响大会进行。结果大部分澳洲代表的护照被美国拒签,只有少数人报到。而炮制这个骗局的人另外拉了十几人填补这些空缺。为了握有更多选票,“荷兰的张英(又名伍作人)冒充民联成员,由徐邦泰出具假证,证明他是民联成员,在会场上递补为正式代表。经民联组织干事杨巍出面指证,民联在荷兰没有分部,伍不是民联成员之后,伍作人的代表资格在大会上宣布取消。”“民联”如此,“民阵”也不清白,“韦祖良的假代表身份被前民阵监事钱达当场揭发。”丑闻曝光,会场像炸了锅似的,乱成一团,愤怒、咒骂声不绝于耳。在30日晚的大会上,澳洲代表为资格问题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对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海外“民运”资金赞助者之一)的一位先生感到很失望,对一“民运”分子说:“我们对你们中国人自己内斗花样百出,真是服了。不过比起越南人还是技高一着,越南人是用刀子杀,中国人是用计谋来整对方。”

  原来,澳洲的一些代表属于“拥万派”,是万润南的铁票。因此,“倒万派”就使出小动作,暗中破坏,使澳洲的万系代表无法到会。在会上有人提出了要在澳洲设立分会场的要求,又被大会主席团否决。很显然,在代表资格问题的较量上,“倒万派”占了上风。


            “民运”低潮与王若望其人

  谈这次“民运”组织的联合风波,就不能不先了解海外“民运”的总体情况和背景。

  海外“民运”曾在1989年热闹了一阵,但随着内部丑闻不断曝光,如“民阵”组织内部派系横生,财务混乱,吾尔开希拿着捐款大吃大喝、玩女人等,很快就“丧失了公信力,变成由几个人把持的小集团,以维护他们个人的利益”,而每况愈下。罩在“精英”们头上的光环和桂冠很快褪色,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再也无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此我们不妨引用“民运”骨干分子马大维在大会前所写的一篇题为《放弃内斗,重整民运》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三年中,我看到不少人把投身民运作为今后回中国去做官的政治投资,因此权欲薰心,导致走火入魔,从而开始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产生猜忌;在权欲薰心之下,开始用文革那一套人整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战友。头上戴着一项民运‘高官’的帽子,四处顶着为民主运动宣传的帽子,其实到处拉帮结派,封官许愿,结成私党,为的是打击别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番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这种乱成一锅粥、斗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民运”急需一个有感召力的领袖人物来重新整合海外“民运”组织,而大家一致看好的方励之在到达美国之后则坚拒出山的游说,表示不愿搅这滩浑水。加上经费不足,酝酿已久的两大组织的联合也一再延期。

  19928月,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祖师爷”的王若望到达美国,给处于焦头烂额状态中的海外“民运”注入一支兴奋剂,许多人视王为“民运”的“救星”。鉴于王若望没有派别色彩,“道德形象”较“佳”,很多人希望他出山来挽回颓势,重整旗鼓。

  这时,徐邦泰曾多次登门拜访王若望,请他出山竞选“民阵”。“民联”合并后的主席。最初提出三种选择:一是像方励之、刘宾雁那样致力于人权二是担任名誉主席,三是竞选主席。当时王若望表示选择第二种,徐劝王要多看看,不要草率决定。第二次在黄雨川家,大家促王出来整合“民运”,黄提议由王任主席,万和徐分任副主席,徐表示全力协助王工作,并和万搞好关系。徐除力主王竞选主席外,还向其他人作了推荐。在“民阵”、“民联”联合工作委员会上,于大海也提议支持王出面竞选主席,并得到了万润南、朱嘉明等人的赞同。正是在徐邦泰的推动和游说下,自我感觉良好、踌躇满志的王若望“不孚众望”,最终决定参加竞选。

  王若望在表示了竞选的意愿后,就风尘仆仆地前往世界各地游说,作“环球民运之旅”。王先后去了欧洲、澳大利亚、香港和台湾,自诩为“东南西北巡”。

  这位王先生所到之处,对海外“民运”多有指责,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随着曝光率和演讲次数日多,人们逐渐发现他“名声大但肚里无货,炒来炒去一碗粉条,无创造力”。而王若望在台湾“为了拍国民党的大腿而不惜放弃任何道义原则”,去打“方励之的屁股”,更是遭人非议。方励之说国民党应该向大陆老百姓检讨,意思是承认国民党的正统,可惜把江山丢给了共产党。王若望却以为方励之是在批评国民党,因而指责方励之,拍马屁拍错了位置,反而损坏了“光辉”形象。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直到大会开始时,王若望还是信心十足,成竹在胸,自以为台湾之行不仅见到了李登辉,还为大会拉来了八万美元的经费,所以没有进行竞选活动,连和代表拉拉手、说句拜托的话也没有。在大会第一天的晚宴上,艾端午说,王应趁此机会表个态。这句话不知什么人传给了王,王若望得意洋洋地向大家宣布:“我已经报名参加主席竞选,请大家投给我神圣的一票广

  王若望仍然一心想圆主席梦。殊不知等待他的竟然是屈辱!


               徐邦泰自食其言


  就在王若望满怀期待地等着当主席时,会场内外已开始有人展开活动。有人说,王年纪大了。有的人还指出王的太太羊子很可能插手干政。徐邦泰一改支持王若望的初衷,想自己竞选主席。总之,有一股势力不想让王担任联合后的主席。王若望也很快知道了其中的变化,顿觉骑虎难下,遂将此情况转告好友陆铿。

  而陆铿刚到达饭店的大厅,伍凡就拉着他说,现在的形势是王若望不一定能赢胡平(原来报上公布的竞选主席的名单是王、胡二人),因此要由徐邦泰来对付胡平,希望王能同意出任名誉主席,希望陆利用其同王的私交去说服王。陆当即表示拒绝,发觉情况不对劲,遂在29日下午找徐邦泰和朱嘉明约谈。

  陆一开口就冲着徐邦泰说:“邦泰,你们把若望拉上去了,现在又想拉下来,果如此,你会变成千古罪人。”徐表示,他还是支持王出来,但是,如果主席、副主席分开选,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败胡平,因为万润南掌握的票很可能改投胡平,再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那王就可能会输。因此,准备搞混合直选,主席、副主席一起选,得票多者为主席,其次为副主席。

  朱嘉明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万润南的问题,不希望王若望跟万润南搞在一起。原来,他把王划人万派势力里去了。而王若望也确实考虑以万润南和马大维为副主席的搭档参加竞选。徐邦泰重申:如果大会决定搭档竞选,一正一副,王和他搭档,一定能取胜但如果大会决定进行分开选举,他就要竞选主席。就在朱离去的霎那,徐跟陆说:“其实我对万,并非绝对排斥,主要是他(指未),他当然知道。”

  30日,朱嘉明与朱培坤前去王若望的房间进行沟通。两朱谈话的重点是坚决排除万润南进领导层。朱嘉明在谈话过程中还算客气,而朱培坤则充当炮手,用威胁的口气说,如果王若望的搭档中有万润南,那王若望也别想当选,“我们有90张铁票,你不听我们的话就完蛋了。”妙的是,朱培坤既非代表,又非贵宾。

  万润南与朱嘉明的矛盾由来已久。当两大组织决定合并时,“民运”分子中就传出了万的一切活动主要是为自己拉票,有的甚至喊出“誓死保卫万润南”的口号,而“反万派”的目标就是要粉碎万的计划。双方剑拔弩张,几达白热化的地步。再加上胡平、徐邦泰、严家其等各自的派系、人马,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31日,大会讨论选举办法。最后,否决了混合直选和搭档竞选,采用主席、副主席分开选举的办法。徐邦泰告知王若望说:“我不得不报名参选了!”王答:“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许诺,你自己违反。当时,你对我是如何推崇,结果你来个180度大转弯,后果要由你负责。而且,你这样背信,今后你要承担责任的。”

  于是,徐邦泰正式报名参加主席的竞选。他在竞选演说中表示,他和王若望之间只有协商,没有契约。在谦让和责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对此,很多“民运”分子认为,徐违反自己的诺言,是“背信弃义”、“道德的堕落”,“为民运中尔虞我诈的行为开了绿灯”,应对这次会议的结果负责。

  差不多同时,万润南也接受了陆铿要他退出竞选的劝告。因为反万已“形成一股势力”,“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地参选呢”?与其受辱,不如主动退下。万接受了建议,但表示对方对他造谣很多,因此要在竞选发言时把话讲清楚,然后宣布退选。

  出人意料的是,万迎面碰到朱培坤,朱以咄咄逼人之势说:“两年之前我们输给你(指‘民阵’二大选举),我们认了。这次你输定了,希望你好好认输。”旁边一位年轻的代表听了一面摇头一面说:“太过分了!”


             “退出!退出!……”


  在这次会议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推31日夜进行的选举。

  选举开始前,先选举工作人员。有人提议,不要男士,只要女士。于是,6名花枝招展的美女站在台前,拍照者蜂拥而上。接着,大会主席宣布,选举完毕后要大肆庆祝,按圣诞节的风俗,到时男士可以随意拥抱女士。台下有人补充,女士也可以拥抱男士。会场顿时活跃起来,打情骂俏声,不绝于耳。

  接着,王若望带领5名候选人进入前台,开始演讲。

  华夏子以朝鲜语“晚安”开始了她的演说,谈女人参政,认为女人应该跟男人比试比试。

  徐邦泰对其十大竞选纲领侃侃而谈,呼吁大家投他一票。

  王若望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垂老之年来支持“民运”,是“民运”的声誉不太好,他决心在道德上、财务上改善“民运”组织的形象。但是,一些人向他没污水,发动进攻,欺人太甚,不得不作出无可奈何的决定,宣布退出竞选。

  岳武历数个人在大陆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海外所受的冤屈。

  胡平作最后演讲。他表示,虽然王若望退出竞选对他的当选带来了相当大的机会,但是他对王退出竞选的理由深有同感,所以也宣布退出竞选。

  胡平说完后,王若望带头走出会场,就在这一霎那间,40多人蜂拥而出,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似的。继胡平、岳武宣布退出竞选主席后,原来宣布竞选副主席的马大维、钱达、万润南也退出了会场。只听扩音喇叭里吼叫着:“民阵洛杉矶支部退出!”“民阵纽省支部退出大会!”“瑞士分会退出!”“日本民联分……”“原民阵理事会欧洲地区召集人和德国代表退出本次会议。”一位挂着贵宾条子的人特别热心地向周围的人介绍:“这是廖天琪的声音,德国汉学家马汉茂的太太,她完全没有利害冲突嘛!主要是看不下去了。”有人叹息“完了”、“分裂了”。此时场内气氛已经难以控制,秩序一片混乱,叫喊声、辱骂声、哭声……响成一片,“有人抱头痛哭,有人跪地求情,一位叫许英朗的代表突然用头撞墙,作自尽成仁状”。

  更妙的是大会执行主席姚勇战在麦克风里把维持会场秩序说成“维持市场秩序”,令人忍俊不禁。他发觉说错了,自我解嘲地说:“我也糊涂了。”从另一角度来看,姚某并没有糊涂,当时的会场可不就是乱糟糟的市场吗?他们的争权夺利与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比市场肮脏而已!

  会议在几十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了选举。经过如此复杂曲折的厮杀,徐邦泰如愿以偿,当选为主席,杨建议和张伯笠当选为副主席,合并后的组织名称为“中国民主阵线”。


               严家其一鸣惊人


  这时,主席团宣布向大会提议请王若望担任合并后新组织的名誉主席,全场鼓掌。

  “我反对!”突然,一声大喊响彻整个会场。

  众人为之一震,掉头一看,原来是严家其,不禁目瞪口呆。

  只见严家其抖地一下站起来,冲上前台,声色俱厉地说:“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出来,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跨出大厅门槛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民主运动不需要救世主!”

  会场又是一阵掌声。两次掌声,一次拥护,一次反对,反映了代表们的情绪已经完全失控,而执行主席如同前一位的自嘲“我也糊涂了”一样,没有将提议付诸表决,也没有宣布通过。平日一再强调的“民主程序”,也随风而去了。

  郑义坐在后排,听见柴玲气愤地表示:严家其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太不像话了!开会的12万美元都是老人去要来的呀!

  一声沉重的声音,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何必相残如此!原来是看到了于大海在主席台上揩眼泪。


                谣言满天飞


  为了打击对手,各方不惜造谣中伤。在王若望等退出竞选之后,大会即传出王若望、胡平、万润南开秘密会议商量退选之事。据胡平说,事实是整个会议三人从未坐在一起过。

  旁听大会的曹长青说:“我住在会场所在的饭店三天,会场上和天安门广场一样时时谣言横飞。一位美国记者曾对我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天听到的谣言比他一生听到的要多,而我在这三天会场上听到的谣言比我一年中听到的还多。”

  看来,这些“精英”分子的伎俩并不高明,他们在策划动、暴乱反对共产党时故意制造谣言来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似乎还可以理解。但对于自己的同伙,他们何至于如此呢?故而有人痛心疾首,发出了“相煎何太急”的悲鸣。这里有马大维的一段话,道出了“精英”们的心底之言:“在将来的民主运动中,会扮演什么角色。他们觉得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定位,现在不占据这个位子,将来回到中国就没有位子了。”“有些人是不肯做事情,光寺位子。”原来他们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就是个人的“位子”!为了这个“位子”,可以下毒手,使绊子,争得个你死我活,哪管什么国格与人格。

  对于会议的结果,大多数“民运”分子表示意外。会前,有人表示乐观,认为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民运”较以往成熟,预测合并会上将“不致出现往年为主席之争而剑拔弩张的情况”,结果跌破了眼镜,贻笑大方。有人本来对联合也不怎么看好,可断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多的丑闻,致使大会“难产”。

  王若望在退出选举后这样写道:“在民阵民联合并代表大会上,我决定退出主席的竞选,作出这一决定,是不得已的,对我是极为痛苦的。”徐邦泰、朱嘉明、严家其“他们一手导演了这次分裂,封杀一切反对的人”。这位王先生这回算是真正领教了“民主”的滋味。

  曹长青在谈到对会议的观感时说:“原来我对大会抱很大希望,但我在会场上看到有一半人哭了,三分之二退场了,我很痛心。……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声长久。如不反省,海外民运将很难深入开展。”

  刘宾雁说:“对大会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这几年我虽未参加民运,但在某种程度上常发生接触。民主基金会问题至今未解决,我曾写过有关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我遭到不是基金会成员或某些基金会成员的阻挠谴责,使我从中看到和经受了一些极端不民主的嘴脸。……在海外这几年,有的人已经完全变成了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或政客学者,……他们想的是有一天能成为权力的核心,尽管他们的权力是如此微不足道,离大陆政权那么远,但这么小的权力却让这些人利欲薰心!”

  当然,感到失望的不仅仅是“民运”分子,还包括“民运”幕后的那些“黑手”。美国之音和BBC派去专门采访大会的记者在熬了三天三夜后,看到如此结果,不禁在一旁干着急:“怎么会这么糟?”长期以来,台湾方面一直积极插手海外“民运”。对这次合并台湾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秘书长陈惠青到会致辞,甚至大会的工作人员都是由“大同盟”美东分会担任的,以便达到控制“民运”组织,为其反共服务的目的。在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台湾面对“民运”的分裂局面,又能得到什么呢?除了埋怨“民运”分子不争气以外,大概只能是打掉牙齿连牙带血合口吞,自认倒霉吧!


              余波未尽,内斗继续


  合并大会结束了,但是“民运”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了,裂痕加深了,形式上“合并”,实质上却更加分裂了。

  22下午,对徐邦泰背信弃义做法不满的原“民联”主席于大海在纽约表示不与徐合作时说:“徐邦泰自食其言,要与王若望一争高低,一些帮徐邦泰竞选的人更是从多方面攻击王若望及其夫人羊子,所表示出来的政治道德极为低下。”并宣布:“只要徐邦泰还在台上,我不会接受《中国之春》社长之职。”

  24,退出副主席竞选的马大维在洛杉矶召开记者会,表示合并大会不合法,南加州“民阵”、“民联”支部不承认新组织。

  213晚,“民联”纽约分部召开盟员大会,表示不能接受在盟员之间的关系上因没有“契约”不受法律的约束就可以不顾良知信誉等道德约束的辩解,认为民主应该建立在公开、合理、公正的基础上,而不应在尔虞我诈的密谋中进行。决定在澄清是非和事实之前,对联合大会的选举结果表示质疑,保留进一步发表观点的权利;其组织名称、工作和活动仍按原状继续进行。

  22021日,“民联”、“民阵”在澳大利亚的各分部在悉尼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承认新组织的腾正平、郑郁等与反对者展开了一场混战,大打出手,致使一人血如泉涌,待警方赶到,方才制止这场群殴事件。事件发生后,会场所在的酒店老板、一位老华侨愤慨地表示:“你们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经营酒店30多年,从来没有听闻这么丢脸的事。”

  与此同时,退选派同当选派在纽约进行了两场大辩论。万润南说,你活,我也活,大家协商解决问题,重新再整合,对当选派赶尽杀绝的作法表示不满。呼延民反驳说,联合大会不是分赃会,是民主选举,如协商就不需要代表出席,指出退选派总是将道德放在嘴上,不谈合法程序问题,为了几个人的乌纱帽没摆平,大打世界大战,这才是道德的彻底堕落。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彼此攻汗,最终也没有辩出个结果来。在大会上退出主席团的原“民阵”德国分部主席齐墨回德传达了大会经过后,“民阵”德国分部“决定不承认大会产生的新组织和新领导,德国分部将与欧洲的法国、丹麦、挪威、瑞典、瑞士、英国、比利时等联合,独立开展活动。为了使欧洲民运人士了解真相,他们将出特刊”。


              用一个“黑”字概括


  王若望此次出山,意在坐头把交椅,因而从一开始就表示不当名誉主席。谁知尽管周游世界,“东西南北巡”了一大圈,并厚着脸皮化来几万美元送给大会,到了也没当上主席,气得当场退出大会,继而求其次,接受名誉主席一职,谁知也让严家其给搅黄了。不仅如此,就连他到洛杉矶的食宿开销,大会也要他自理。气得王若望大骂:“操纵这次大会的人做得太不漂亮了,也太过分了。”他认为整个大会既没有严肃性,也无有效性,离开民主十万八千里。据“民联阵”法国分部成员透露,王若望已跑到巴黎,准备自立一个山头,另拉一杆人马,成立‘冲国民主党”。刘宾雁的评价更是简单明了,“两边都一样,都很黑”。

  得了便宜的徐邦泰面对一片反对与不承认之声,急忙抛出合并后的“民联阵”计划,为同伙打气。“‘民联阵’今后的首要目标是做好大陆工作,争取1994年底返回大陆。促使共产党解除报禁。党禁,并为六四翻案”。“到1994年底,同欧洲、美洲、亚洲各主要国家的朝野政党建立密切联系,以促进各国对北京施加压力,加速中国的和平演变”。

  这一派胡言,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与祖国和人民为敌的人的丑恶嘴脸之外,又有谁会相信它呢?就连万润南也不得不承认,“要使这样的组织在未来的中国大陆民主化中起作用并和中国大陆内力量集合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的祖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上下一心,致力于经济建设。人心思定。通过八九风波,人们越来越看清动乱“精英”们的真面目了。他们再也无法兴风作浪了。海外“民运”的走向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次联合大会上出现的乱象,正是这种必然的表现。其命运注定是多舛的!

  “民阵”、“民联”合并的闹剧结束了。

  借民主之名,行争权之实,便是这次联合大会的主要特点。原来,所谓“精英”们一贯标榜的“民主”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罢了。在此,我们不妨引用一个“民运”分子在会后所说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滥用名气者,必为名气所累;滥用民主者,必为民主所苦。”我们要说:滥用民主者,必为民主所弃!

  在这次合并的前夕,严家其似乎早就预感到会出现上述情况。他当时说,“今天海外民主运动出现的现象”,在他们回到中国后,“将以上百倍、上千倍的规模在中国重演”。唉呀!你们就那么几百人,已经闹成这个样子,如果在更大范围内,“上百倍”、“上千倍”地闹下去,会同成什么样子,中国人民受得了吗?

  就凭这一点,中国人民就已大开眼界。还是请你们把这种“民主”,留给自己“享用”吧!


               (《中流》1993年第5期,标题略作改动)


                 齿冷录


            ——“精英”百丑闹剧补记


                 振兴


  1月底,美国首都华盛顿。以“整合”为名目、为号召的中国“民阵”和“民联”的“合并”大会,变成了“吵翻了天”、“斗红了眼”。“闹炸了锅”的一场恶斗的丑表演。一帮子“中国人”在“洋”地方出尽“洋相”,落了个不欢而散。

  谁能说中国人只是喜欢搞“窝里斗”呢?这帮子专造自己祖国的反、又善打“派仗”的“英雄”们,不是跑到“窝”外的美国首都的洋饭店里“斗、斗、斗”,斗了个昏天黑地吗?何止在美国,他们还在巴黎、伦敦、澳大利亚、香港,“四面开花”一路斗下去,斗得花样翻新,有声有色,历久而不衰……。

  果然,好“戏”真的是在后头!


                113


  那场恶斗的暂时结局,是宣布了以徐邦泰为“主席”的一个名为“民联阵”的组织出笼。

  “民联阵”者,“民主联合阵线”之简称也。可是在这场恶斗中,人们却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民主”,也没有看到有形的“联合”,更没有看到稍为有点气候、像点样子的“阵线”。见到的只有势不两立、无穷无尽的争吵,望不到尽头的深刻分裂和吵吵嚷嚷、乱糟糟的“一锅粥”!

  端出了“民联阵”这锅“稀粥”,并未给这场恶斗划上一个“句号”。随着大会帷幕降下,却标志着这场恶斗“登”上“新台阶”,升了一大级,预示着在更大范围内,更激烈的纵横捭阖、明争暗斗、拼搏厮杀的新开端。

  说是“民阵”、“民联”合成了统一的“民联阵”,可是原来的“民阵”、“民联”及许多头面人物,却并不理会什么“合并”或“整合”的事实,依然各打各的算盘,各拉各的队伍,各唱各的调子。

  在那场“火并”中被逐出局外,未分到“一杯羹”,未捞上一官半职而耿耿于怀的万润南,不久前就从巴黎跑到美国,频频在传播媒介露面。他毫不掩饰,他的使命就是同“民联阵”搞“多元化”、唱“对台戏”的。在他看来,“民联阵”的出现,不是出现了“联合”,而是“形成‘一加一等于三’的局势。也就是‘民联阵’、‘民阵’、‘民联’,事实上同时存在的三分天下”。万润南此刻来到美国,可谓“来者不善”。

  同样在“火并”中败下阵来,一无所获,受尽羞辱的王若望,更是气急败坏,哪里肯忍下这口气,买“民联阵”的账!54,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他做了如下判断:“‘民阵’、‘民联’今年初合并为‘民联阵’,它的合法性以及公信力,都受到质疑。”在他看来“合并”后导致的恰恰是一种“分裂状态和各自为政的局面”。他摆出的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对“民联阵”的合法性公开提出“质疑”和挑战。

  美国的一家有影响的传播媒介,在评论“民联阵”成立后的状况时,也无可奈何地说,他们更加“山头林立”,“而所谓‘整合’,则是‘整而不合’”。

  这是对“整合”“成果”的很贴切的表述。的确,“民联阵”成立了,至今却仍然没有把原来的“民阵”和“民联”都“整合”进去。从澳州到法国、伦敦、柏林,许多地区的“民阵”和“民联”的基层组织,或者仍打着原来的旗号活动,或者一分为二,各行其是,更加捏不到一块去了,从上到下,争斗更表面化、更激烈也更不择手段了。

  这何止是“一加一等于三”!简直是等于无限多了。徐邦泰占了“山”,离“为王”则远去了。


             《中国之春》争夺战仍酣


  在新一轮的“争夺战”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所谓“民运”刊物《中国之春》的一场红了眼的“争夺战”。这场从1月开始持续了三四个月的“争夺战”,最后竟闹到对簿美国之公堂,求助于美国之司法来解决。

  《中国之春》是原由薛伟、胡平、于大海在美国主持的由“侨界和台湾等方面支持的十年有余的”一份“民运”刊物。“民联阵”成立后,徐邦泰等人,当然要顺理成章地把这个舆论工具“整合”到自己的名下。可是,薛伟、胡平、于大海等人都拒绝交出《中国之春》的“主权”。于是先由香港的《前哨》,在今年的4月号刊出了有关这场“争夺战”的‘专文”。《纽约新闻报》于419全文转载此文并发表了追述报道。该报的标题是《妄改〈中国之春〉为私人刊物,胡平、于大海、薛伟被民联阵撤职》。

  该报道称,412,“民联阵”理事会责成徐邦泰发出一份亲笔公函。公函上说,“中国民联阵”理事会决议,正式免去薛伟《中国之春》经理一职,任命“民联阵”副主席张伯笠为《中国之春》代理社长,“民联阵”加拿大分部主席汪小风任《中国之春》代经理,胡平、于大海应向张伯笠、汪小风办理移交《中国之春》的事宜。

  该报道说,413,当张伯笠、汪小风以及美国律师等人去《中国之春》接管时,薛伟以要“报警”相威胁,拒绝交出《中国之春》的大权。他还对《前哨》、《纽约新闻报》的报道“相当不满”,扬言“要打官司”。

  闹到后来,果然打起了美国官司。据香港(前哨》杂志报道,427上午,“民联阵”理事会新任命的(中国之春)代经理汪小风和美国律师把美国法官签署的三份出庭应讯的传票送达《中国之春》编辑部。这场官司原定428开庭。到那一天,胡平、于大海未到场,只有薛伟露脸。薛向法院递上给予时间请律师的书面请求。于是这第一回合只得暂延。但法官宣布“薛伟、于大海、胡平等,不得动用《中国之春》的任何款项,不得出刊《中国之春》的禁令,已即生效”。

  这场关于《中国之春》的“争夺战仍酣”。徐邦泰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之春》一定会由民联阵主办”,“发生争夺战非得通过美国司法来解决是我们不愿做的,但我们耐心等待了三个多月”。而于大海也不示弱,他咬定“任命不当”,他“决心不离开《中国之春》”,决“不与民联阵对话”。以“三不政策”与之对抗。

  在纷纷扬扬的“争夺战”中,特别有趣的是,徐邦泰等人竟然矛盾百出地给《中国之春》历数种种罪名。竟给这份刊物戴上“红帽子”。徐邦泰说:“多年中,我在民联联盟委员会上做过多次表态,我认为海外以社会主义原则为经营方式的唯有《中国之春》杂志。”

  到美国作短期讲学的刘晓波说:


  “你们《中国之春》发表十周年回顾的文章,如果把民主、自由的字眼去掉,跟共产党纪念几十周年的内容没有区别,完全一样,真可怕。《中国之春》发表的那些对于形势的什么看法也跟共产党的形势报告一样……。我搞大众文化,就强调大众文化新的语言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颠覆作用。”


  可是,另一方面,《纽约新闻报》的主笔、被称为“民运三朝元老”的呼延民等,却又攻击《中国之春》当了台湾的“附庸”、“巴儿狗”、“特务”和“线民”甚至“第五纵队”。他指责“有的方面实际上把海外以及大陆民运当成自己的‘第五纵队’,因而才会在今日为了支持一个声名狼藉、名不见经传的线民,宁可舍弃海外最大的民运联合组织”。“怪不得这些人昨天会丢掉大陆江山,今日会偏安一隅,一心想借手中共来保住小朝廷的统治”!这里所指的是谁,不是很清楚吗?这狗咬狗背后的恩恩怨怨和潜台词,不更耐人寻味吗?当台湾的“第五纵队”,当然就赶不上当美国的“第五纵队”神气风光了。

  这除了证明这场“争夺战”白热化到何等程度,以至不择手段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报一箭之仇王若望另立“山头”


  王若望能够善罢甘休,承认既成的格局吗?

  人们曾记得,王若望热衷于“民联阵”主席的头衔,凌驾于“矛盾”之上那阵子,曾谆谆告诫“下属”的年轻人,“不搞山头主义”,“排除小团体习气”。言犹在耳,现在他却不顾老命,以百倍的劲头,要披挂出马另立“山头”,给徐邦泰辈“一点颜色”了。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经过几个月的紧张酝酿、策划,王若望在55正式宣布:从58起,在洛杉矶召开“全球中国人权和民运团体联席会议”,会期预定为三天。

  王若望称,这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是由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这三个“头面人物”倡议和发起的。他还预告,这三个人“都将在8日上午致辞”。可是徐邦泰在一篇文章中却说,王若望在此前,还写了一个“联席会议和组党”的“一号通告”。该“通告”中“未经别人同意,把郭罗基、戈扬、王若水、朱杏清等人名字列入他的联席会议和组党阵营”,因而犯了“对名人的‘强奸’”罪。他未说把方励之、刘宾雁列入发起人名单,是否犯了“强奸”罪。可是这两人在整个大会过程中却似乎也无重大作为。王若望看来唱的更像一出“独角”戏。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开会的前两天(56)公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方励之和刘宾雁作为“发起人”都未露面,而是由王若望、万润南和马大维三人出面主持。

  王若望宣布,这个包容、涵盖“全球”的“人权和民运组织”的“联席会议”,要“讨论、分析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规划民运的总体工作及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另外组成一个“欧共体式”的“全球海外华人对中共政权进行抗衡的政治组织”,即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松散的、但是道德形象高的、有纪律的这样一种民运、人权联合组织”。

  王若望的追随者马大维说得更明白,就是要“组建有更高政治诉求的政党,同时以合适的途径和方式,建立一个总的协调机构”。

  这个“政党”叫什么?王若望、马大维都未点明。据“民联阵”主席徐邦泰说,王、马在华盛顿时对他讲过,这个党叫“中国民主党”。实际上王若望要组这个党早在好几个月前就从巴黎放出了风。

  这个“政党”和“协调机构”,同“民联阵”是什么关系,置“民联阵”于何等地位?明眼人一看便知,徐邦泰更是心知肚明。这个重大举措很大程度正是冲着“民联阵”来的。

  严家其在华盛顿的“合并大会”上,不是曾指着王若望的鼻子轻蔑地宣布王若望“从来不是民主派”,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了”吗?那位著名的“精英”刘晓波不是也曾把王若望形容为四处乞讨的“政治乞丐”吗?当时,王若望的老婆羊子,还曾亲自出马对所谓王若望贪污了四万美元的传言,在报刊上“辟谣”,喊冤叫屈。壬若望哪里能忘掉华盛顿的胯下之辱!如今,他要报这“一箭之仇”了!

  说穿了,王若望的“组党”、“成立协调机构”,正是盯‘民联阵”而代之,与其争夺所谓“民运”主导权的摊牌和生死较量。是与“民联阵”唱对台戏、分庭抗礼、取而代之的重大步骤。

  当然,王若望采取如此歹毒的步骤时,并未忘记表示一点“大度”。他不仅表示了“不想(不齿?不屑?)议论‘民联阵’”的“高姿态”,还当面“邀请‘民联阵’主席徐邦泰参加联席会议”。这一手不就足以把徐邦泰置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地位吗?你不来,就是不与我“团结”;你来了,就成了“联席会”属下和“民阵”、“民联”同等地位的成员之一。这一手,可谓老谋深算,够狠毒的了。不是说,“姜还是老的辣”吗?


             半路又杀出个“程咬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4王若望刚刚宣布要召开“联席会议”成立新党和“协调机构”,55曾经担任过“全美中国学自联”头目的赵海清,急急忙忙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一个“全美中国事务委员会”的组织正式成立。

  赵海清声称,“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有三个方面:那就是促进中国的人权和政治改革;促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保护中国人在美国的权益。”委员会的成员则囊括了“民运领袖、学运领袖”,还加上“美国的知名人士”。

  在王若望踌躇满志宣布组党的“前夕”,抢先宣布这个“新委员会”的成立,很难说是一种偶然巧合吧!人们有理由认为,它既是针对“民联阵”另拉起来的独立“山头”,又是针对王若望“组党”,独擅“民运”领导权作出的反应。耐人寻味的是,被王若望拉为搭档的方励之,未在洛杉矶露面,却和赵海清联袂出席了宣布另一个组织成立的记者招待会。他在讲话中,又针对认为在山头林立、整而不合的情况下不宜建立那么多组织的议论,作了辩解:“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目标,一个组织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组织……”

  那么这个“委员会”“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它有着比别的组织更多的、强有力的美国“后台”和“靠山”,有“通”美国的“天”的“王牌”,还笼络了“美国知名人士”,因此,也就有了和美国官方更密切接近的色彩。赵海清不是得意洋洋地声称,这个组织“游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善走美国“上层路线”,并且可以与美国官方建立“上层联系”吗?他简直对此有点忘形而夸耀不已了:“实际上在克林顿总统竞选过程中,我就和他们有过很多的联系”,同克林顿本人“见过好几次,向他提供有关中国方面的资讯和建议”。他还宣称,在宣布这个“委员会”成立的这一天,就安排了跟白宫、国务院、国会资深参众议员和其他官方人士的“频繁接触”的多种活动项目。这些活动的主题,就是向美国官方献策,乞求美国“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时附加条件”,“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就取消对中国国营企业的最惠国待遇”。这些活动的另一目标,则是争取、乞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

  5月底,克林顿公开宣布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时,没有邀请“民联阵”的头头与会,而这位赵海清却榜上有名得以聆听克林顿的致辞。对此赵海清受宠若惊,还以受到邀请和克林顿谈了话,照了像,大事炫耀。真是奴像十足!这不是活生生地勾划出这帮卖身投靠的汉奸、洋奴的嘴脸吗?可悲的是,当他们大讲向美国官方提供“资讯”,亦即出卖情报乞求洋人“资助”即施舍,钻营于洋人门下摇尾乞怜,献计献策对付自己的祖国的人民的丑行时,竟不以为耻,反而引为荣耀,并以此作为“争宠”和占据有利阵地的一笔资本。


          “乐”观其成,还是“苦”观其成?


  在王若望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轮到尴尬和难堪的,恐怕莫过于踞于“民联阵”主席宝座的徐邦泰了。面对着群“雄”竞起、山头林立,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的窘境,他徒唤奈何!下面这段话,活脱脱地反映了他的窘态:


  “我看到王若望、马大维、于大海三人(注意:王若望的倡议搭档,又换了另外二人)的《组党倡议书》,除了敬佩于大海从半年前反对组党到倡议组党的飞跃式进步外,还相当佩服王老一个圆画不成再画一个更高级的圆圈的勇气和志气。我不敢到会捧场,实在是有二怕,一是怕弄不好又下海同王老竞选主席,再结新怨一是怕弄不好对抗起来又发生‘退场’风波。不过王老执意推出中国民主党,我乐观其成,并一定会致电祝贺。只是希望届时王老先生不要再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是非法组织。你活,亦让我们活,好吗?”


  这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生动写照吗?其实,与其说他是“乐观其成”,倒不如说,是“苦”观其成,更符合实际吧!他吞下的,是一颗很难下咽的“苦果”。克林顿着意邀赵海清与会,冷落了“民联阵”,徐邦泰又品尝了“酸葡萄”。

  他果然没有亲自参加王若望的会,而是以“民联阵”总部的名义,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事先他申明,参加的是“研讨活动”的前半部分,“对后一段组党活动,我们采取观望态度”。

  当然,徐邦泰也并未善罢甘休。在发表了“言不由衷”的“乐观其成”的声明的同时,他不是又用“严厉的措辞”,要求原“民阵”和“民联”的“少数负责人”,“停止搞分裂活动”吗?为此,他甚至以“法律解决”相威胁了。他说,在“民联阵”成立后,“少数人”依旧打着“民阵”或“民联”的旗号活动,他“不敢苟同”。要就是“辩论解决”,要就是“法律解决”。《中国之春》案被诉诸美国公堂,就是“法律解决”的一例。


           “民主”?“我主”?“美主”?


  王若望果然一个圆圈没画成,又东山再起画成了一个“更高级的圆圈”。他并未遵守不批评“民联阵”的诺言。在大会的第二天,还是在“检讨‘民运’过去,展望‘民运’未来”的名目下,针对“海外‘民运’内斗的现象,发出了坦率的批评和反思”。其矛头恰恰是集中于1月间“合并大会”和“民联阵”。来自肯塔基的吴方成历数那次大会的“违法现象”就达“六点”之多。有人更把那次合并的“选举”称之为“黑箱作业”。另外有的代表则在会上“建议采取行动,促使‘民联阵’停止对《中国之春》的法律诉讼”。王若望画自己的“圆圈”,当然就是要勾销“民联阵”那个“圈圈”。于是会上公开鼓励原来的“民阵”、“民联”,照常活动,照常召开代表大会。

  经过三天的大会,在闭幕时宣布了两个新的“民运组织”的成立。一个是宣布以“反对党”姿态出现的“中国民主党”的筹建会的成立;另外一个是体现“海外民运多元化”的“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的成立。

  会议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王若望唱的是“独角戏”的判断。王若望宣布的三个会议倡议人中,刘宾雁、方励之都未列名为筹建人。在一百多个与会人中,参加“中国民主党筹建会”的只有30人。“他们推举王若望、马大维和钱达三人为筹委会召集人”。而叫做“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的组织,召集人也是王若望,秘书长是项小吉。名称不小,却并没有亮出像样的阵势,不过是“七、八个人,十来条枪”而已。除了王若望,还是王若望,真是有点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王若望在解释这个“政党”的“纲领”时,充分暴露了他做为共产党叛徒的丑恶嘴脸。在“中国民主党”的“筹建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他们就是“要以‘和平演变’方式,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建立一个多元政治的民主国家”。

  在阐明这个宗旨时,王若望的下列一段话更是意味深长的:


  “在这个时候,国内的形势,瞬息万变。在某种情况下,中共的一党专制,不管是‘和平演变’引起或动乱引起的被民主政治代替的结局,已成为大家思想里共同认可的一种预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结束,做种种准备。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好,越充分,就可以使得新的时代不至于重复以暴易暴那样的历史循环中去。而且,我们从海外可以带回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怎样运作……”


  在他们发表的筹备“宣言’冲,还大讲“目前大陆存在着从事合法民运的可能性”。他们已经把返回大陆,“在中共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推进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打进“各种官方机构、群众团体、民主党派等”来瓦解、颠覆、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上“日程”了。

  亲爱的读者,王若望不是在向我们上“和平演变”的生动一课吗?它再一次证实所谓“和平演变”绝不是任何人凭空想象、编造的“假想敌”,而是一个早已不加隐讳的现实,不仅已写人他们的纲领宣言中,而且一直在实实在在地卖力实施。王若望的“中国民主党”和“协调委员会”也罢,徐邦泰的“民联阵”也罢,赵海清、方励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也罢,充其量不过是美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不同“番号”的别动队而已。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不过是争相进入美国规定的“圆圈”而已。对于他们的祖国,他们都是听命美国专造社会主义中国的反的“造反派”;在他们之间,他们又是争宠于美国主子的一伙伙专打“派仗”的能手。而所谓“民运”、“民主”则不过是一种漂亮的幌子,他们与“民运”、“民主”连边都搭不上。离开“民”,何来“民运”?没有“民”,何来“民主”?作为现代中国与12亿人民游离得最远,最格格不入的这一些,是既无“民运”,也无“民主”可言的。作为一个人就是“一元”的极端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者,即使在这一些游离于人民之外的人当中,也只能有“以我为主”,而绝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如果有什么“主”的话,那就只能是“美主”,也就是用听命于美国的驱使、争宠于美国主子来换取“论功行赏”和施舍、豢养而已。

  正是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他们在中国人民创造伟大历史的斗争中,注定扮演一种可怜无望的悲剧角色,成不了气候,最终被12亿人民所不齿和唾弃,落一个千古骂名。


                    (原载《中流》1993年第7期)


              中国流亡者在西方


                []梅佳


  1989年“六四”之后,一些人亡命天涯。

  对于他们目前的生活情况,相信读者是有兴趣了解的。


              台北资助由热渐转冷


  怎样活下去?既是流亡者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难题。1989年“六四”之前,海外“民运组织”甚少,较有影响的只有“民联”。但“六四”之后,“民运组织”仅美国就冒出了800多家。不过,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多数‘民运组织”停止了运作。

  本来,“六四”之后一段时间,由于不明其相,各界捐款异常踊跃,“民运”经费毫无问题。“民阵”仅1989年即获捐款180余万美兀。

  然而,以“民阵”为代表的一些“民运组织”,花起捐款毫无顾忌,大手大脚。“民阵”要员坐飞机东奔西跑,为了讨论所谓“民阵”“民联”合并问题跑到东柏林开“现场会”,结果会未开出成果,钱却花了20来万美元。去年9月在旧金山开“民阵”“二大”,也花了17万美元。有的人一个月电话费即达数千美元之巨,亦要“民运组织”报销。加上有吾尔开希等人挥霍的传闻,令民间捐款人不满。另外,“六四”热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冷,导致来自华侨等民间团体捐款愈来愈少,现在基本上已断源。

  “民运人士”曾把希望放在台北国民党政府身上。据说,台北也确实曾寄望于“民运人士”可以帮助自己制约中共,经与“民运人士’哆次接触之后,发现对方难成大器,搞得不好反而成为与中共谈判的包袱,故对海外“民运组织”的资助大幅削减。


             处境“死不了也活不好”


  万润南自去年9月接替严家其出任“民阵主席”以来,时常为经费短缺所困,尽管压缩开支,裁减总部工作人员,但为时已晚,设在巴黎的总部的租金和支出债项即达10万美元。万润南先是在英国提出搞一个集资1000多万美元的筹款计划,即向各界人士借款1000多万元,利用其利息养活“民运”,等“民主中国”建立以后再还债务。此计划被人讥为“黄粱美梦”,自然只是说说而已。今年2月,万润南专程从巴黎前往美国,企望能调动各大城市的地区“民运组织”的款项,一路却饱受奚落与批评,无功而返;三四月,万润南与理事长朱嘉明相继去台湾,也未达到预期目的,只拿到10多万美元。据说台湾今后不会定期提供资助。

  在美国还有一个叫“中国民主与人权基金会”的组织,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是集合力量向美国各大基金会申请资金,然后再分配到各海外“民运”团体。去年3月,20多名“民运”头面人物聚首佛罗里达,对“民运”项目和资金分配方案进行了商讨确定。该组织至今已获40多万美元,但由于申请资助的组织甚多,并不能完全维持一个组织的经费周转。获得款项的包括“民阵”、“六四”之声电台、《民主中国》杂志、波士顿中国信息中心、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等。

  “民阵”不仅经费桔据,而且在海外名声正呈负数增长。它是一个流亡组织,但相当多的知名流亡人士如刘宾雁、方励之、项小古、柴玲、戈扬、刘再复、何频、徐刚、祖慰、吴国光、苏绍智等人并未加入“民阵”。“民阵”号称有2000名成员,但绝大多数只是一时出于激愤填一纸登记表而已,平时压根儿就不参加“民阵”组织的活动。有的人参加“民阵”甚至只是为了方便申请移民。留学生参加“民阵”人数更少。那么“民阵”会不会解散呢?估计在近期不大可能,台北和美国会适当给一些“活命钱”。一位“民阵”要员说:“死不了,也活不好。”


             “山穷水尽”可上西来寺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在“民阵”内部吃“民主饭”的并不多,总部拿薪水的只有5人,其中除万润南外,领全薪的只有两人,半职薪水的两人。

  现在各“民运组织”的专职人员不仅人数不多,而且薪水普遍很低。如果将他们算人“吃人血馒头”之列,的确不公平。

  有的人私吞捐款,有的人以“民运人士’身份去台湾游山玩水,却又不干具体事务,当然属于“吃人血馒头”之列。在巴黎,有一个流亡学生不愿打工度日,请人用法文写了一块招牌,声称自己是“民运领袖”,在公园里举牌为自己募款。

  现在这类人已慢慢没有了市场,只得去打工。像吾尔开希,据说就在旧金山一个加油站工作。

  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所办的《世界日报》,每年有20个名额资助“民运人士”1000多美元。去年一些人为了获得此笔资助,耍了不少手腕,一时闹得很不愉快。一些不是“六四”后逃出来的人,有的甚至未曾参加过“民运”的人也争得了一年资助。

  更多的人为挤进普林斯顿大学而费尽心机,也使普大负责援助“民运人士”项目的余英时和林培瑞两位教授头痛不已。原来在19898月,普大一位从事文物生意的校董感于“六四”事件,捐助100万美元,希望能援助“民运人士”。消息传出后,申请者即有百余人,现已获得批准的有陈一谘、方励之、刘宾雁、张郎郎、苏晓康、柴玲、远志明、白梦、张钢、阮铭、陈奎德、苏炜等等20多人。每人每月可获得1000多美元,一般为期一年。有的已获两年援助,如苏晓康、张郎郎等人。

  一年之后怎么办?有“民运人士”说,他们预备到了山穷水尽时,便前往洛杉矶西来寺挂单,投靠星云大师。西来寺虽然不发“供养费”,但免费提供住宿和餐费。原《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逃亡之后一直住在西来寺。

  如此靠人“供养”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且因此备受外界非议,使他们的形象大为受挫。有人在报刊上公开责问他们为何不能去学洗碗扫地养活自己?事实上,那些靠人供养的流亡者心情亦不好受,他们在大陆时即较一般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权,大多能随意地、不受约束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又有固定的薪水保障,可以过独来独往的“散仙”般生活。他们没想到在海外很难靠在中国的名气和地位长期活下去。


              方励之等人声望下降


  在流亡的“学生领袖”中,吾尔开希凡已成为历史,大小“民运”活动很少见到他的踪影,不是他没有参加的积极性,而是活动主持老担心请他来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因为在许多留学生和华侨心目中,吾尔开希只是个“花花大少”。

  柴玲的名声亦不佳,接近她的人指责她太傲慢。她刚出来时曾到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募捐,结果几乎连路费也未捞回来,可见她的影响力。与封从德离婚之后,她花了几百元买了一只狗,甚至抱着狗参加会议,自然引人反感。

  几位“学生领袖”关系闹得很僵,相互不买帐。吾尔开希当“民阵”副主席时,李禄、沈彤各自树了一牌子,撰写出版了自传。李。沈英文较好,与美国上流社会来往密切,还不断获人权奖之类。

  严家其在大陆时“名震四海”,曾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过不少大胆设想。1989年他出任“民阵”主席之后,影响力渐弱。一是他缺乏行政管理能力,“民阵”总部权力大小都落在万润南之手,他甚至连总部财政进出的数字都不清楚,有“弱君”之称;二是他的理论受到不少人的非议,认为把中国问题看得太简单。

  “方励之要出来就好了!”方励之尚陷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时,海外从事民运的人都这样说。一年之后,人们似乎已忘了这句话。方励之不愿出任“民运领袖”,喜欢跟美国的名流来往。作家徐刚曾写过一篇文章:《方励之:迷信的解脱》。文章引用一些留学生的话说:“方励之是可以笑了,一家4口全在西方,背后有布什撑着,整个一个‘民主之家’,他为什么不笑?我只能把方励之淡忘,而为另外一些人祈祷!”还有人说:“去你妈的方励之广“方老师,你太圆滑了!”


             流亡到底有没有尽头?


  苏晓康最近发表文章说,“流亡已经开始,大概没有尽头,对专制的不认同,对西方的不适应,都是一种不愉快,虽然有霄壤之别。流亡是心灵的流亡,一种中国大陆人在本世纪末无法回避的境遇和感受,在国内或在海外都一样”。

  苏晓康在流亡者中是比较坦率的一位。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天安门广场上最软弱的人,在戒严之前便逃离了北京。他还承认他在《河殇》中严厉指责中国传统文化,并呼吁中国增加西方观念,但他的这些理想,与西方的生活现实迎头相撞之后,他“觉醒”了,过去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批评,他都收回或修正了。苏晓康说,尽管目前的中国有缺点,但中国仍给予他力量与艺术灵感。

  已恢复主编《今天》刊物的北岛,发现在西方有办刊物的“自由”,但刊物要生存下去并不容易。已出版了两期的《今天》只在极小的范围内发行。北岛说,推动他们事业的最好方法,是尽可能早日回去。当他们确定回去完全有保障时,就会带着一种修正了的使命感,以及对文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较清晰作用的观点回到中国大陆。


                     (《中流》1992年第6期)


               严家其的新包装


                 宋文申


  l989年在“西单墙”开始“崭露头角”,又在1989年北京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大显身手”的“理论精英”严家其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名“理论家”,这大概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他又发表了什么“高见”,扮演了什么新的角色?许多人却未必是清楚的了。

  不久前,一位热心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份刊登严氏在台湾鼓吹“和平演变”言论简要的剪报。读后使人茅塞顿开,大开眼界。原来严家其又跑到台湾,祭起“和平演变”的大旗,充当起“和平演变”的“理论家”、“预言家”和“高级谋士”的“新”角色了。

  据严家其说,他“本来也就想写一本书”,“就叫《和平演变》”。此书写成了没有,写了些什么?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19917月间,他去了一趟台湾,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推销“和平演变”战略的游说,却白纸黑字,千真万确。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唱了主角。念的就是“和平演变”这本“经”。他用十分清楚的语言,全面、系统地提供了他的“和平演变”的“理论纲要”。说这是他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提供的“献策”、“进言”,一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宣言书”,也不为过。

  既然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鼻子有眼,鼓噪得颇为热闹,借《中流》一角,使读者们得知其一、二,似乎不是多余的吧。

  台湾的有关报道告知我们,严家其风尘仆仆搞的这次游说,成绩未必很佳。他实际上在座谈会上唱了一出“独角戏”。而应邀参加座谈的大部分台湾学者或其他身份的人,对他鼓吹的“和平演变”战略,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冷淡、保留,甚至明显的反对态度。真正认同者寥寥无几。这是颇能发人深思的。例如,在严家其开宗明义打出“和平演变”的旗号后,一位正直的台湾学者,就老实不客气地表示,“老实说我拒绝用”这个概念,因为“和平演变”是“30年前就用过的名词”,“是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构下对抗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个概念”。他一针见血点出,所谓“和平演变”,也“就是‘和平颠覆’的意思”,因而是一个应予“扬弃”的概念。他进一步指出,严家其的“和平演变”概念,是“偏向资本主义的概念”,不过是推销一种使“大陆能够和平地变成美国的方式”。这也可谓一言中的。

  这位学者明确地反对、拒绝“和平演变”的战略,一针见血点破其服务于西方战略的实质,有胆有识,令人肃然起敬。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台湾的《海峡评论》在一篇社论中也语重心长地指出,“‘和平演变’不可不防,以免步上苏联覆灭崩溃的后尘”。可见,在台湾的真正爱国者中,对这个问题有较为清醒看法的,不乏其人。

  还有些到会者,则用比较委婉的语言对严家其的言论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保留和批评。例如,一位与会者,用诙谐、含蓄的口气指出,严家其能成为台湾的“座上客”,甚至成为在电视上出尽风头的“电影明星”,是因为他“支持国民党或反共或国统会的和平演变意见”,否则,他的表演在台湾电视上“是播不出来的”。的确,在这次会上,唯一对台湾的“民主化建设”给予高度肯定评价、大力推荐所谓“台湾经验”的,是严家其先生。而生活在台湾的许多学者却无不谈到了其中“负面的”现象。而所谓的“台湾经验”,则早已被一些爱国的台湾人士嗤之以鼻(“什么‘台湾经验’,笑话!”)。更有的人,对严家其“很笃定资本主义那一套”,“主张私有制就是同志”,表示了疑义。有人甚至列举事实指出,如果中国照抄美国和台湾的模式,会导致严重后果。

  严家其跑到台湾为台湾的“社会进步”大唱赞歌,大力推销许多台湾人士都嗤之以鼻的“台湾经验”,其实是并不奇怪的。既然被请到台湾并成为“新闻人物”,严家其当然应当有适合需要的“表现”。他的“良苦”用心,读者是不难体会的。

  当然,会上也有一位台湾教授,对严家其的“和平演变”做了某种认同,即同意把“达成大陆和平演变”规定为“总的目标”。可是,他却不同意“高举”这面旗帜,“把这一个目标清楚地展示出来”。因为,如果“明白地、直接地”把“和平演变”作为“对大陆政策的凸显的目标,又会导致中共的抗拒和反弹”,“促使中共透过所有的一切方法去防止、避免被国际社会或台湾和平演变”。这样一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反而不可能实现”。他主张,不要使“目的太过于凸显”,以免引起“中国的反弹”和“内部的紧张的情绪”,而“应当高举和平交流的概念的方式去促成大陆和平演变的目的”。

  这不失为一种“要这样办,却并不这样说”的献策性意见。无非是说,把“和平演变”说得太露骨、太刺激、太直白,并不利于这个战略的有效贯彻。

  这种观点,在座谈会上似乎也应者寥寥。

  而严家其的答复却是斩钉截铁:“不行!”不能掩掩盖盖、羞羞答答!

  严家其到底说了些什么?其含义是什么?为免断章取义之嫌,还是请大家读一读他发言的详细摘要并给以判断和评析吧!但以下几点,却是十分清楚的,可谓“旗帜鲜明”:

  1.“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是无疑的”。“我们的目标是为促进和平演变”,不能遮遮掩掩。不仅要实际这样做,而且“公开的也是这样提”。这是“正大光明的事,管你共产党高兴与否”。

  2.“和平演变”的目标是什么?他毫不含糊地口答:“和平演变的含义是很简单的,就是非共产主义化和民主化,就是要消除公有财产制度”,就是在中国“走非共产主义的道路”,就是打破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变社会主义的中国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连五星红旗“也要修改”。

  3.他以“高级谋土”的身份,向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献计:“台湾要提大陆政策的话,主要政策就是和平演变的政策”。“台湾、香港、澳门这些地方应成为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基地”。

  4.他提出了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步骤。这就是先“做各式各样的准备:组织上的、思想上的、理论上、人才上的准备”。他们这些“精英”,“最终目的就是回中国大陆”,争取“推荐和平演变”的“新闻自由”。接下来就是“成立反对党”,“举出保证私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旗帜”。最后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5.为了实现“和平演变”的目标,首要的是要掀起一个针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揭露高潮”。他从苏共20大开始的“非斯大林化”高潮导致苏联解体中得到了启示,预言中国“在下一代会有这么一天”,会出现一个“非毛化或非邓化时期”。

  6.这个“非毛化或非邓化时期”,何时到来?他回答是“将在‘六四’新评价时候到来”。“中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六四’问题”。“在未来几年中促使‘89年民运的重新评价,这将是大陆演变的开端”。

  7.他鼓吹国内外强化对大陆推行“和平演变”的联合攻势。认为,“促进大陆变化的动力”,是“来自大陆内部的抗议,西方国家及台湾的压力”。

  8.他连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时间也做了“预测”,把演变的实现,定在“未来的八九年”。

  请看,严家其先生,不是把“和平演变”的性质、目标、方法、步骤、时间表,都和盘托出了吗?以至于在这种直言不讳的言论面前,还来讨论有没有一个“和平演变”的战略存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当然不是中国的几个“精英”们的孤立行动,而确确实实是一个国际范围的巨大联合战略行动。就在严家其跑到台湾的前后,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也跑到台湾,大念“和平演变”的“经”。他说,“和平演变”是一个“好”概念。美国接受中国留学生,与中国经济来往,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这一唱一和,不是很发人深思吗?

  4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说过,“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原因之一是“艾奇逊公开的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5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

  看到严家其这篇“和平演变”的“宣言书”,中国人难道没有理由对他的精彩表演表示自己的感谢吗?40多年前美国人想干而一直没干成的事,正在由严家其式的人更起劲地鼓吹和贯彻。严家其以教师爷的口气真的是给我们上了一堂“和平演变”的课。这真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这个“如意算盘”真的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吗?其实严家其也无可奈何地透露了自己的“悲观”和隐忧。这就是中国人有多少人愿意跟着他们走?一位台湾与会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会成为“促成大陆非共产主义的主力”吗?他担心,现在“经济改革造成农民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他们对现政权“很满意”,“又该如何促使他们成为主力”?他进一步问,中共的现阶段政策“的确对农民有很大吸引力”,可是你们搞“和平演变”,“有没有能够吸引农民的口号”?

  这一点恰恰击中了严家其的要害。他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极重要的问题。在促成大陆民主化非共产主义化乐观的一面是时代潮流不可违逆”(?),“但悲观的一面即是农民”(何止是农民,我们的工人、解放军、知识分子会接受他的“和平演变”吗?)。据他说,目前还找不到从这方面“落实”“和平演变”的办法。他甚至说,中国人民“不愿见中国踏上东欧、苏联的后路,所以竭力替共产政权说话,这是很可怕的”!

  请看吧!中国人民,不愿像苏联东欧那样解体、崩溃、破产,中国人民经济上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社会的稳定,中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政权,居然被看成是“悲观的一面”、“落实”其“和平演变”战略的阻力,使他们感到“很可怕”。这就暴露了他们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实质。

  这一点难道不正是这些“和平演变”专家们的致命弱点吗?中国的命运,归根结底还是决定于人民最大多数的向背。违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看成是愚昧无知的群氓,脱离、背弃人民,正是他们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从这里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只要我们党保持清醒的头脑,永不腐化变质,永不脱离人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原则,使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利益得到保证,得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多数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所谓“和平演变”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立此以存照


            ——请看海外《探索》杂志

       关于“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的“笔谈”


  编者的话:这里披露的,是海外出版的一份反动刊物《探索》杂志的主编司马时写的《和平演变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的详细摘要。

  1992年,《探索》杂志为纪念该刊在海外“复刊”9周年和发行满100期,专门组织了一次“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为主题的“笔谈”。包括千家驹、戈扬、严家其、刘宾雁、苏绍智、阮铭、苏晓康在内的老、少“精英”式头面人物,均纷纷亮相,围绕这个“主题”竞相发表了各自的“高论”。“笔谈”结束时,该刊主编马司璐写了一篇关于此次笔谈的综述和总结性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笔谈”和这篇文章,竞引起了台湾官方宣传媒体的浓厚兴趣和特别青睐。他们如获至宝,在1992年下半年对中国大陆的广播中,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多次播送了它的全文,并一再用了画龙点睛的三句点题式的导语:

  “和平演变——中共的唯一选择”;

  “和平演变——中国的唯一出路”;

  “唯和平演变可以救中国”。

  其实,这并无可奇怪之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今年年初在华盛顿上演的那场出尽洋相的“民联阵”成立大会闹剧,不就是由王若望专程赴台,进行了一番着意安排的上层幕后交易吗?施舍在后,这篇“和平演变经”的出笼在先。人们并不难从中找到某种内在的联系吧?8万美元,当然不是白白拿出来的。鼓噪“和平演变”的小喽罗们交上了“试卷”,“考官”们才拿出8万美元表示认同、首肯和嘉奖。这也是把“和平演变”付诸行动的一种物质上的保障和支持。而他们不厌其烦地对中国大陆进行传播,则无非是想以这种方式在大陆找知音和“内应”,从而“加速”、“促进”社会主义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进程而已。

  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和平演变”确实并不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凭空臆想出来的“假想敌”、唐吉诃德的“风车”或“稻草人”,而确确实实是美国帝国主义者一贯卖力推行的一项险恶的战略。‘台湾的亲美反动势力,在美国的旨意下,正在不遗余力地强化针对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的攻势。由一小撮“动乱精英”拼凑起来、名目不一的所谓“民运”组织,则不过是美国及其台湾同谋培植、豢养的不同牌号的“和平演变”的“别动队”罢了。

  司马璐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全面阐明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它受到台湾反动传播媒体的特别青睐,反复向大陆传播、推荐,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可是,事情还包含着它的另一面。它也成了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珍惜社会主义成果的人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十分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共产党人,有理由了解这些人在怎样用“和平演变”的险恶手段来对付自己的祖国,也有理由了解在新的情况下他们推行“和平演变”的某些新特点和表现形式。不久前,国内的某些报刊上有人不是又在公开宣称“和平演变”和改革是“同义语”吗?曾经死不承认存在一种“和平演变”阴谋的某些人,现又改变了腔调,把“和平演变”说成是“治国兴邦”的圣丹灵药当作宝贝向人们大力推销了。这倒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读一读司马璐的这篇文章,把两者加以对照,将有助于澄清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制造的混乱,看清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把改革和“和平演变”等同起来,给对“和平演变”有所揭露和防止的努力,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是徒劳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和“和平演变”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是根本对立的。附录:


          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摘要)


                 司马璐


  《探索》复刊9周年,又适逢100期,本刊特举办“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为主题的笔谈会。

  这次笔谈会,原意是在“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这个主题下,分别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私有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军队的国家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社会与教育文化的多元化》为重点的笔谈。参加这次笔谈的来稿,多先从当前中国的政治进行分析。中国当前的现实也的确如此。“演变”也好,“演进”也好,改革也好,一切都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化分不开。

  以下,我分别介绍各位朋友的笔谈要点。

  参与“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主题笔谈的有千家驹先生和戈扬女士。

  千家驹先生,以自己献身于中国革命70年的经历,作为历史见证:“唯有‘和平演变’才能救中国。”千家驹先生引用了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进步。可是中国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后对资本家的利用、限制、改造等等,使中国生产力大倒退,灾难频仍,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千家驹先生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在和平演变中进步的。“和平演变”能把坏事变好事。中共的“反和平演变”是违反历史潮流的。

  戈扬女士一向以生动活泼的散文、中国民族文学特色表达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看法。戈扬女士分析,中国好比一个蛋,内里已经变成鸡,只是一层壳死死地包住。现在这层壳开始破了,小鸡快出来了。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为重点发言的有严家其先生、苏绍智先生、阮铭先生、陈安先生。

  严家其先生详细分析了中共中央和人大权力机构操作程序,认为中共政权正逐渐走向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专政。

  他提出,从五个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第一,推进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市场经济;第二,推进中国新闻出版自由;第三,推进中国选举制度的变革;第四,推进中国的结社自由;第五,推进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经济文化的交流。

  苏绍智先生认为,民主的要义在于多元、参与、选择、法制和制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看,中国的民主化已有基础。他认为,民主需要权威,不是突出个人专制的权威,而是建立在理性和宪法上的权威。权威主义较权能主义更能够转向民主化。所以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是光明的,民主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阮铭先生指出,中国的“太子党”正在中国形成以父荫为背景。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封建力量。目前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自由派与极左派两头大中间小。中间力量逐渐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中国自由民主力量有可能联合中间力量,取代中国的极权主义者。

  陈安先生的意见: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中共老一辈死后,中国的民主不可避免。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面对民主潮流,会有较理性的反应。他认为:假如在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下推行民主,开放党禁,任何党派赢得多数取得政权,即使民主派不能获胜,也可以先争取掌握地方政权。他寄希望于中共从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自由选举。

  以“如何促进中国的经济私有化”为重点笔谈的有陈一咨先生、赵发生先生、吴国光先生。

  陈一咨先生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在89年民运后,由疲软而复苏,是由于计划经济为主,公有经济为主路线失败的结果。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在养活着一个社会主义的躯壳。这条路线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制度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陈先生劝告中国领导人,早日顺应潮流,积极促进中国根本制度的变革。

  赵发生先生提出十六个字:“自下而上,从小到大。以民压官,自然渐进。”他说,中国大陆很有可能通过“和平演变”,以较小的代价,在不引起剧烈社会动荡的条件下,完成经济私有化。

  吴国光先生认为,一党专制与公有制是共生的。要结束一党专制,就不能不瓦解公有制。中国近期的私有化发展,将有助于打破中共政治权益上的垄断。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私有化正在为民主化准备基础和条件。私有化不等于民主化,可是我们可以顺应私有化的发展而推进民主化。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为重点笔谈的有杨秉章先生、林常胜先生、艾端午先生。
  杨秉章先生指出军队必须摆脱政治,需要职业化、专业化,以代替革命化,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不可分。

  林常胜先生认为,由于解放军的现代化、军队思想意识的变化、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共强人时代的终结,解放军具备了由党军变为国军的基本条件。民主派应作的基本工作:第一,支持军队非党论;第二,针对军人的利益提出具体的政策;第三,争取解放军政治上的中立,根据89年民运的经验这是可能的。

  艾端午先生的看法:“和平演变”的主力是军队。“六四”事件打乱了中共军队的战略部署。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撤换,军队素质降低。但海湾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大为震惊;全军上下要求军队现代化、专业化,军队中改革派力量影响正在扩大,目前中共的下级军官是关系中共未来走向的最关键的一代人。

  以“当前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变化”为重点笔谈的有陈铁军先生。他从人民解放的重要根源来自农民,谈到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40年,中国农村和农民所发生的变化,认为:目前中国农村正在社会转型。以开放为转折点,正冲击着中国的国家统治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运动最有希望。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社会及教育文化多元化”为重点笔谈的有苏晓康先生、高新先生、何钟瑞先生。

  苏晓康先生指出,“六四”之后文化观念的破产,打破了权能主义的统治,造成中国社会大幅度倒退,打破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垄断。他分析了当前中国“文化热”思潮的几个主要分裂:一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裂;二是激进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分裂;三是传统与反传统的分裂。虽然引进了不少精神文化的新资源,还是缺乏普遍的认同。在创造一个文化中国的宏伟构思中,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从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和反传统中摆脱出来。

  高新先生认为,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是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首要任务。

  刘宾雁先生指出,苏联和东欧变化的一些负面影响,中国民运中的一些弱点,很值得大家反省深思。他又指出,我们反对的不仅是一个政权和制度,同时应正视在中共统治下人民素质所受到的伤害。作家的活动不仅限于写作、演讲,应该投身于社会公益,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

  我认为刘宾雁先生这段反省深思的建议非常重要。所以借刘先生的这项意见,作为笔谈要点介绍的总结。


                    (原载《中流》199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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